建国后，曾经的隐蔽战线人员为何要开始整理整顿

这篇文字是一个思考。在多年对隐蔽战线的爱好探索中，可以每每为隐蔽战线的功臣在建国后遭受的一些并不公平的经历而叹息。也时不时看到江湖中传说的“新十六字”指示（这个我问了不少前辈和同好者，均说有，但从未有人明确指出在何文件上，我个人看见的最早出处，是陈修良老前辈的自传中吧）。

陈修良老前辈

同样，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当今天为各位隐蔽战线老前辈，为行走在刀尖上的中共情报人员讴歌之时，抱屈之际，我们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建国前后，隐蔽战线，也就是地下党的状况呢，或许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一下，对曾经国统区的隐蔽战线为何要进行人员甄别和组织整理。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在解放军席卷全中国，夺取一个个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并逐步地区建政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史功不可没的。譬如四野攻占天津前，天津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对天津主要工厂、机关和学校的设备、物资、负责人员出身历史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取得材料或以绘图说明，交给负责接管工作的相关部门。另一方面，根据地下党员所在不同单位，分别部署具体任务。如，对集中在公营企业和较大私营工厂中的地下党员，确定由其组织秘密护厂委员会，保护物资，团结群众，监视反革命分子活动；对在学校工作的地下党员，则令其组织护校委员会，保护图书仪器，团结师生群众；对在银行、市政、报社、各公益事业文化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则严令其做好保护其所在单位的档案、文件、表册、物资的专门工作等等。并且针对各工厂、机关和学校的敌伪上层分子，大胆进行争取工作，结合形势，引导其看清出路、立功赎罪。还有当国民党守城部队停止抵抗后，则立刻派出地下党员所组成的纠察队，到各工厂、机关等处，亮明身份，即令该单位负责人接受保护单位财产和维持秩序的任务，违者予以控制。在四野开始进城后，则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建议进城部队对原天津不可靠的上层分子提高警惕，轻易不要与其见面，以防其招摇撞骗、借势吓唬，或客观上抬高其身价，以免引起一般群众的误会，影响党群关系。

从农村终于包围了城市，夺取了城市。中共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伟大理想终于实现，对于各地隐蔽战线人员在黑暗中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当时行政大局领导原则上是肯定的。然而，矛盾也凸显了出来，从根据地和解放区出来的领导机构对隐蔽战线人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并非完全放心。事实上，俗称的“进城”后，中共在当地建立起来的领导机关中，负责干部基本上都是根据地干部和作战部队干部，原地下党成员进入领导层相对来说，比例较低。

例如1949年 5月25日，华中局关于对待武汉地下党问题给谭政等电报就明确指出，武汉解放后建立起来的中共武汉市委，不能由武汉地下党负责，而只吸收其党员参加进来做一般工作。

这反映出负责新区工作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因初入新区，鉴于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因而普遍对于当地原有中共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了比较严重的估计。

谭政大将

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解放前大肆捕杀中共隐蔽战线人员，并且采用“细胞”方法，在各个城市乡镇安插下大量的潜伏特务，包括渗透进中共当地组织进行隐藏，解放初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险恶。同样，当地隐蔽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困难，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多有学习和贯彻不到位之处，包括部分人员长期处于国统区生活作风的包围之中（这个也要一分为二，为工作不得不周旋于社交场合中，并且个人生活也要符合潜伏身份；也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根据地干部和军队干部过去多年来艰苦朴素的生活让他们的思想上也有单纯的朴素主义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矛盾再一次显现。因此，认为地下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比较低。例如，上文引述的华中局给谭政等电报中就说：武汉地下党长期坚持斗争，此种精神应得到党的大力赞扬。但亦应看到，因其长期隐蔽，得到党的教育甚少，因此其在思想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建政权的领导在检讨检查原隐蔽战线组织方面，认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隐蔽组织关系不纯状况。

首先，新中国成立前后存在于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如在华东，有资料显示，长江以南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区党组织，在解放战争爆发以前多已遭受严重破坏，其中很多成员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已撤至苏北或山东等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待到解放战争爆发，特别是“三大战役”进行过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些国统区原有的地下党组织又得以恢复，其组织规模开始急剧扩张。于此过程中，很多地方发展地下党员的工作，出现审查不严的问题，导致许多投机分子趁机人党，严重的甚至使得敌特分子趁乱混人党内。

再说华东，尽管我们很多传奇的红色特工故事发生在这里，而且中国情报保卫系统的最初的中枢之地就在上海，但事实上，鉴于当时长江以南地区，城市密集，又为国民党政府长久经营（包括八年全面抗战中，又是日伪政治、经济，情报中心），故而当地原有隐蔽战线组织的成员状况，最为华东地区领导机关所警惕。经过调查，华东局组织部对华东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原有地下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

解放前夕，上海疯狂公开捕杀中共党人情景之一

1950年7月11日，华东局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就华东地区党的组织状况，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所指出的：近三四年来，华东、特别是江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发展太快又审查欠严，不仅使大批不合乎党员条件的人加人党内，还导致“少数品质不纯的投机分子、敌特分子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南京、福建两地，在淮海战役前后发展了一批极不纯的新党员，甚至将一批军统、中统、敌特等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了”。

华北本为老解放区比较集中的地区，但进人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每新解放一处，只要当地有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华北局都指示当地的上级党组织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待之。

1948年12月9日，华北局就如何对待张垣地下党问题给中共北岳区党委的电报就说：凡主观认为地下党有问题而将其一脚踢开的思想和做法，均是错误的。但是，但凡认为地下党成员中“会毫无问题，不至于有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分子等混人，因而麻痹起来，对他们的工作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而听之信之，以致初期群众组织等为国特混入，同样是错误的”。

李葆华，李大钊之子，中共北岳区委首任书记

还有一个细节原因，在解放原国统区前，当地以中共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中，许多只是中共外围组织。解放后，这些组织也被模糊地计作了地下党组织。据当时的调查，苏南地区获得解放后，就发现某地43名党员中，有21名原系 “新四军小组”而被错误地编人了党的组织。

有严重的是，一些隐蔽组织的负责人，由于资料掌握不全，甚或出于各种私利目的，在与新区新建立起来的领导机关交接组织关系时，将许多非党员报成党员。如华东有一位地下党员，即曾介绍90余人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经整顿当地原有地下党组织时他才承认，其中有40 余人并不是党员。此外，华东地区还发现有些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突击发展其亲戚朋友人党。又如在中南，也有一些类似情况的存在。中南局组织部经过调查就发现，解放军解放中南各省的过程中，负责接管工作的干部中多有与当地地下党组织交接手续不严密问题。此外，还有些地下党员干部“为了贪功而将地下群众组织报为党的组织，致使党群组织混淆不清，这样就更把党的组织情况复杂化了”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面对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形势，在原国统区，历史上大批因各种原因脱党、向国民党政府自首甚至叛党分子，又纷纷要求恢复其党籍其中有很多在新区解放前，趁着地下党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审查和接收手续混乱的机会，突击恢复了党籍。此种情况在曾经有过大量的中共政治及军事斗争，而后又被原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中南各省尤其普遍存在这类情况。

根据中南局组织部的一份报告，解放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某师在一次突围行动中（湖北地区），有大批人员就地复员或掉队、落伍，其中“除少数隐蔽保存了气节外，绝大多数都自首或叛变了”。待到湖北解放前后，上述自首和叛变人员中，有很多又重新参加了中共工作，大部分在区乡级机关工作。其表现，“除少数立场坚定或已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积极工作者外，大多数是立场模糊，包庇地富（因他们复员或掉队后很多受过地富庇护之恩）” “最坏的甚至勾结土匪压制群众，胡作非为，破坏政策”。报告强调：上述分子， “己成为在群众中贯彻党的政策的严重障碍，是湖北党的建设中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南局组织部的又一份报告，（江西）解放前有一个地下党组织，称作“南昌城工部”，有中共地下党员总计10数人。经查，该组织负责人在抗战时期曾经被捕自首，其上级组织未将其自首情节甄别清楚，又于1947年将其派到 “南昌城工部”主持工作。其后，“南昌城工部”的上级组织“闽浙赣城工部”的主要负责人又曾全部叛变过。江西还有一个所谓地下党组织，有所谓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

浑水摸鱼者也大有人存在，在中共取得全面胜利已经势不可挡之时，有些脱党、自首或叛党分子，出于投机原因，自发起来组党。这些所谓的中共组织，在新区解放初期，由于交接手续的混乱，一度也被当作了中共隐蔽组织。

前面所述那个70余人组织的真实情况便是其负责人在历史上曾4次被捕，其主持的这个所谓地下党组织，是其自发组织的。还有一个所谓地下党组织，其头目傅某原系国民党军某师政治指导员，被俘后，在被送往老区某地受训途中装病逃脱，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后，以“中共特派员”名义潜伏下来，自封“书记”，建立组织。

时代变革，风云骤聚，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导致负责新区工作的各地领导机关，一致得出了原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普遍存在思想混乱，组织不纯问题的结论，并提出整顿原有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并得到了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