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舞（TW），朱铁武，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早期曾在上海青年报红花副刊主持“诗歌角”栏目。在中学从事诗歌教学十多年，2003年初中生周刊称“沪上首家中学诗歌教学实验班落户晋元附校”。2019年度被深圳大学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ZW13“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特约研究员。出版、印行诗集《山水零墨》《瞬间伊甸园》《手稿时代》《雪地的音乐》《号喊》《骑车的鱼》《职场颂》等。著有《采访钱谷融》和对话文章《文学对二十一世纪期望什么》《呼唤超批评》等。喜作文学自由谈，曾在《当代作家批评》《社会科学》《文学自由谈》《名作欣赏》《书城》《上海文化》《中西诗歌》《雨花》等刊物上发表文学批评文章。近两年在上海组织“TW(技术·智慧)写作工坊”，专做实验性的写作探索。
谁在为“新诗”焦虑？
铁舞
谁在为“新诗”焦虑？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我考察的是王光明所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这本著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在讨论“现代汉诗”这个话题时，都绕不开这本书。
本文只是从一个新诗写作者的立场考察王光明的“新诗”焦虑。我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的诗歌应该怎么写？什么是好的诗歌？至少应该在某个高度上有一个通识。带着良好的愿望，我希望从这本著作里找到答案，可是令人失望了。失望还在于，我发现这本著作的逻辑起点影响了整个思辨秩序，由于整体笼罩着焦虑情绪，因而不可能为诗界指出有说服力的指导意见。
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问题的所在：
第一个问题：用“现代汉语诗歌”代替“新诗”。
我想问的是，“现代汉语诗歌”如何能代替“新诗”？这是否混淆了历史逻辑和概念逻辑？
王光明的导师谢冕先生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的序言里说：“自从新诗革命宣告成功，其间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把中国新文学革命的诗歌这一文类的试验定名为‘新诗’。王光明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定名’开始的。他怀疑这种命名的真理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他把隐藏在这一词语背后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它的工作是从找它的问题开始的。他质疑‘新诗’这一理念，他认为胡适的定名‘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他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谢冕先生认为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继而对弟子质疑新诗的指称、写作具有挑战性提出表扬，而这些指称的背后，却是定见、惯性和权威。这就是本书作者所要始终面对的事实。做学问之路从来就没有坦途，要是不冒任何的艰险和困难，要是不准备挑战已有的结论，那样的学问是非常可疑的。
在此，我佩服王光明的“勇气”，但我要说的是作者在论述的逻辑起点上，犯了混淆历史逻辑和概念逻辑的错误。谢冕先生没看出来，有点遗憾。“挑战”有时候也成了一种惯性，好像不挑战就一定“可疑”；其实，除了挑战，还应有同位的思辨、补充，以及进一步理解，把不够完善的真理完善起来。
此话怎讲？首先，我们讲“新诗”的指称发生，是一历史事实，通常的理解它对应的是旧诗。所谓“旧诗”，就是文言旧体诗，对应的是白话新诗。新诗的指称错在哪里？我没看出来。从一个大的历史逻辑看，它没有错；和几千年的文言旧诗告别，迎来了一个白话新诗阶段，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分水岭。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说其正确、错误都是人的主观意见；说它“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也就是说新诗的出现不是自然演进，而是人为的结果；且不说这是不是自然演进，新诗的产生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对它的命名——在当时，除了“新诗”还能有其它合适的指称吗？至多只能有“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而不会有“现代汉语诗歌”之说。这个事实逻辑和历史逻辑是吻合的。王光明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替代“新诗”，这种概念逻辑上的指称替换，替代不了历史逻辑。
可以这样说，“现代汉语诗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诗”做出了一种质的诠释，这是新诗的一个新的“学名”，同样我们也可以给文言旧诗一个规范学名——“古代汉语诗歌”。我们只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才给“现代汉语诗歌”这一指称以肯定，但它不可能简单的替代“新诗”。试想今天或以后的人们是否真的会放弃“新诗”的称谓？人们已经迎来了新诗100年，难道以后不再有新诗150年、200年了吗？相对于几千年的文言旧诗来说，100年的新诗太短太短。也许，有一天我们认为“新诗”走到它的尽头了，那时候的问题是：“新诗”以后是什么？
“新诗”这一指称的内涵和“现代汉语诗歌”不完全等同，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长期以来我们犯的不是新诗指称的错误，而是把新诗看得过于狭窄——似乎新诗只有白话自由体一路。胡适们对新诗的定名，并非一个文学流派的定名，而是整个时代具有创世意义大风格的转变标志。长期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谈到新诗，就是自由诗；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域。试想，我们在谈到旧诗的时候，它的范围多广啊！自诗经以降，有楚辞、汉乐府，有唐诗、宋词、元曲。对新诗，我们为什么不放开眼界呢？为什么只局限于白话自由诗一体呢？讲了现代派，就不讲现实主义；讲了新月派，就不提抗战的诗；一提新时期，五十年代就全没了诗；一提艺术性，就憎恨政治对诗的影响；讲自由的绝对自由，做格律体的排斥自由体。要知道，新诗一直在实践中，我们的认知也可以调整，新诗可以和旧诗那样包括各种诗体、民歌、现代曲词，也可以有自己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诗，甚至可以产生旧体白话新诗词；格律派的机械性，自由体的无度，这些照例都是在知识性范围内可以被认知和克服的。当然“现代汉语诗”的提出，可以作为新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历史观的具体体现，但最好不要轻言替代。未来新诗的发展，可能也不是“现代汉语新诗”这个概念所能替代，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新诗的品种很可能由“人诗”转入“机诗”，“人诗”“机诗”同存，那时候古汉语在机器人那里实行穿越性质的逆行复活，与现代汉语并驾齐驱，智能人如何喜欢就如何操作。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当我们把“现代汉语诗歌”简称为“现代汉诗”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与先前海外华人圈有人提出过的“汉诗”概念，发生不必要的概念纠缠。以“汉诗”的指称区别于他国语言的诗歌，就像我们指称“英诗”一样。其实，最好的指称是“中国诗歌”。
第二个问题，关于“溯及源头的批评”。
诚如谢冕所说，王光明的这番举动，是死盯住新诗的“新”字作文章。他翻出了新诗的“老谱”，从近代“诗界革命”的“新派诗”“新意境”“新语句”开始，对其中的“新”意进行寻根刨底的考问。乍一听，很有道理；细想想，又不见得对。把那些“老谱”翻出来，用现代眼光作“考问”，是轻而易举的事；往者不在，无法回答。由这种“考问”入手，王光明究竟要说出什么最重要的话？——这才是读者们应该关切的。王光明因对新诗的现状不满而产生焦虑，是不是他认为新诗目前的现状，全是由这个错误的命名引起的呢？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总结，甚至引出教训，但事实是有因果关系的，不能用今天的主观认识代替从前的客观事实。
我们还是继续听谢冕先生的导读：
中国新诗在它创立的过程中，业已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的成就。这无论是在当年或是在现在，应该是没有分歧的。但即使是在五四时期，就已有人尖锐地批评它“为了白话而忘了诗”，或者如王光明在“导言”中说的，“怎样现代和如何文学，始终都是个问题”。就诗而言，王光明认为胡适的新诗理念中，“强化了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使新内容（时代精神）和新语言（白话）成了新诗的指标”。而正是这种指标误导了诗歌，使诗质的丰富性被“时代精神”所遮蔽，使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在被白话的透明所取代，从而使诗的美学要求降到最低点，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性变得微不足道。这些判断都是“往深里刨”得到的，应该承认是溯及源头的批评。
导师的这段评价，实质上是对新诗作“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一方面肯定了新诗的“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更强调突出了新诗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批评，从而在今天重复这些批评意见，以达到否定的效果。就诗而言，王光明认为，胡适的新诗理念中，“强化了新旧对立的意识形态，使新内容（时代精神）和新语言（白话）成了新诗的指标”；正是这种指标误导了诗歌，使诗质的丰富性被“时代精神”所遮蔽，使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被白话的透明所取代，诗的美学要求降到最低点。这其实是一种诗歌幼稚病。我们当然可以强调诗歌是人的心灵艺术，不是政治工具，不应该置于“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可问题是，诗人处于一个时代中，支撑艺术作品背后的总有文化、政治或宗教，总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联系中；新诗在胡适那个时代强调新内容（时代精神）何罪之有？
还有，我认为这段“往深里刨”的文字，不因为它“勇敢”而显示它的“真理”性。如果说无论在新诗草创时期，还是今天许多诗歌行为的不令人满意，出现了“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被白话的透明所取代”的现象，但这绝不能代表新诗，新诗必须以优秀作品来认定。“为了白话而忘了诗”，我相信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用它来评价整个新诗，似有不妥。这不免使人联想到今天“为了自由而忘了诗”“为了格律而忘了诗”“为了口语而忘了诗”“为了旗号而忘了诗”，历史永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遥远的相似，其实是很迷人的，如果把这种指责转变为现象研究，那该多好！
王光明这本书里，涉及到许多诗歌例子，它们都不能证明新诗的语言没有“多义性”，即使是胡适的一些“尝试”之作，也不全部是寡淡之诗。我不是强行掰扯，因为这样的批评态势，导致了百年之际仍有人向新诗问罪的“勇敢”行为，民间有人提出所谓“新诗的十大罪状”即是。说“诗的美学要求降到最低点，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性变得微不足道”，这肯定不是全部事实。王光明研究“现代汉诗百年演变”，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好诗，诗的美学要求并未降到最低点，形式和语言的要求并未变得微不足道；恰恰相反，诗人们一直为之探索至今。
这段对“溯及源头的批评”的评价，要是和谢冕先生另一段话连在一起读，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全景”的感觉：
新诗从它准备到诞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随着环境的变换，也不断的变换着名称。但究其根源，大抵总是处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外国诗歌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新诗的百年之痛。王光明在书中谈到，“破坏越是彻底，建设的压力就越大。资源越是丰富，体系越是开放，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求得普遍认同就更为坚苦卓绝”。可谓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话的前半段，我觉得说得还算中肯，既然承认艰苦卓绝，就不应该一棍子打下来，把新诗的语言艺术全盘否定。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上。王光明的焦虑恐怕是在这一点上——新诗没法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新诗的“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究竟是怎样的呢？我理解这个“象征体系”“形式秩序”是相对于旧诗的，若是原来没有，就不会有“重建”之说。王光明是否也希望新诗能有个像古代汉语诗歌那样一个“完美”的“体系”和“秩序”呢？正因为存在这个动机，他才有那么一股“勇气”，从发问入手。
谢冕先生说，他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所以，我们也一样从问题出发。新诗究竟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象征体系”“形式秩序”呢？
第三个问题，关于“怎样现代和如何文学？”
所谓“象征体系”“形式秩序”，初看就是“怎样现代”和“如何文学”的问题。看似不错，细究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也许可以具体设计一下，后者貌似经典高深，却是无解的。提出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等于没说。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考察的是新诗演变，这一点无可指摘。从新诗的命名开始，到“现代汉语诗”的确认，这是一个长长的过程，王光明感叹“破坏越是彻底，建设的压力就越大。资源越是丰富，体系越是开放，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求得普遍认同就更为坚苦卓绝”，这既是对新诗的理解，又是对新诗（特别是普遍认同）饱含着失望。我们从下面一段话可以听出来：
新诗的变革很容易像晚清那样“旧瓶幢新酒”，而一旦像五四砸碎了旧酒瓶，少了诗的凝聚机制，又变得不像诗了。惟其中国古代诗歌经过无数代诗人的千锤百炼，形成了内规外矩非常自洽的写作和阅读原则，要颠覆它很不容易，要替代它就更是难上加难。
前面说的“破坏越是彻底，建设的压力就越大”一段话就是紧接着这段话来的，它分外加重了焦虑，所谓“少了诗的凝聚机制，又变得不像诗了”，所谓“要替代它就更是难上加难”，就是焦虑之至。我要是说事实上它已经被颠覆了，而且这种颠覆并非难上加难，新诗的象征体系和秩序，已经存在那里，你信不信？它不是没有，而是你没有认知，首先检查的该是自己的认知力。
应该说，今天像王光明这样的高端诗歌研究人已经走上了普遍患有焦虑症的道路，正因如此，王光明才用一个问题——新诗的命名是正确的吗——串起了一段“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史研究，希冀改变“命名”的方式，重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进程。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构成，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以此可以撑起一个“建筑”：从问题出发，他既可认证新诗的出现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又可论及从白话诗到新诗，述及自由诗的基本理念，阐述散文诗的历程，探讨了形式秩序的寻求，现代诗质的探寻，分析矛盾分裂的诗歌，形式探索的延续，“现代诗”的再出发，从望乡到望城，诗歌话语空间的重建（我得承认，我这样笨拙地将这本书的章节标题串起来，是为了让读者大致知道这本54万字的巨著写些什么）。《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最后几个章节落在“归来：从人到诗”，“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未完成的探索”这样的标题下，充满了焦虑。这本书的两个附录《中国诗歌的本体反思》和《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也充斥了对新诗前途的一片茫然。这些焦虑的声音此起彼落，连绵不断，此处省略一万字，不引述了。我要指出的是这些焦虑的声音，不无真理；不无真理，就是说有些道理还是对的，只是因为这个道理和那个道理，由于设置的前提不同，人们说话的角度不同，没有站到统一的原点，做向内的共性思考。——这或许是治疗诗歌焦虑症的一个药方。
当然，可以把《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看作是一本诗歌史的史论著作，允许带上作者自己的观点，观点之偏正对错不是问题。它同样不是一本严格的诗论著作，诗论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因此也不能期许太高。只是回望过去是为了瞻望未来，所以我们才如此这番地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