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0日晚，一场盛大的酒会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举行。出席这次宴会的是一些日本官员和伪军代表。等宾客就位后，日本总领事崛公一端起手中的酒杯，向在场的宾客致意：“天皇万岁！干杯！”宾客们纷纷起身，高呼“干杯”，随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一时间领事馆觥筹交错，热气腾腾。

南京日本总领事馆

正在群魔乱舞间，现场突然传来一声叫喊：“不好，酒里有毒！”话音刚落，那人便咕咚一声滚在地上，满地打滚。很快，接二连三有人倒地，传出一片哀嚎声。在现场服务的仆役被吓得呆若木鸡，个别能说话的领事馆官员立刻跑出去，拉响了警报。不多时，日伪军警的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一干中毒者紧急送到南京同仁会医院抢救。

当晚，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宫船山毒发身亡，其他官员经抢救得以幸存，但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消息传来，南京日伪当局手足无措，事件震动日本朝野。南京百姓听说日本高官毒发身亡，无不拍手称快。

6月11日，南京日本当局对中毒事件展开调查，确定有人在酒中下毒，负责采购酒品的詹长炳、詹长麟两兄弟早已不见踪影。于是，南京日本当局下令全城戒严，张贴告示，抓捕詹氏兄弟归案。

那么，詹长炳、詹长麟是否是投毒案的执行者？他们是如何谋划的呢？

詹长麟

潜伏日本领事馆，为军统效力

詹长麟出生在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如果没有日军侵华，他的生活会过得平淡而安定。15岁那年，在父亲的张罗下，詹长麟在国民政府警卫员当了一名勤务兵。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岁的詹长麟随军赴沪参加对日作战。经过战争的洗礼，詹长麟深知生命之可贵，对日本侵略者有了更深的痛恨。

战役结束后，因为母亲生病，詹长麟告假回乡照料母亲，没有归队，在家里帮忙纺织，贴补家用。但男人干纺织终归不是什么正经事，父亲詹士良想着，如何才能给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一天，詹士良和老友王明一起喝茶，道出了自己的烦心事。说来也巧，王明的儿子王高科正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供职，正好缺一个仆役，于是就让詹长麟去领事馆应聘。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府，日本占领南京前，在此设有领事馆，负责与国民政府的沟通。詹长麟虽然打过日本人，但迫于生计，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到日本人那里应试当仆役，每个月领取8块钱的工资。

侵华日军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在回家路上，突然被一个男人拦下，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位大人物想见你，事关重大，钟楼饭店见。

詹长麟一介平民，谁也惹不起，只要硬着头皮到钟楼饭店见这个“大人物”。到饭店后，一个男人把他引进包间，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赵世瑞，是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为国民政府工作，我知道你的身份，希望你能为国效力。”

詹长麟当过兵，听说过这个组织，是军统前身蓝衣社的下属机构。赵世瑞此时找他，是想让他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充当军统的眼线。

看到詹长麟犹豫不决，赵世瑞威胁他说：“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你在我军当过兵，打过仗，你猜他们会怎么对待你？”

詹长麟终于开口了，他哀求道：“长官，不是我不愿意干，是我一家老小都在南京，如果身份暴露了，我一家人可就全完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世瑞干脆摊牌，他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说道：“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你不光有工资，还能留一个好名声，要么拿起这把枪，自行了断，我们再找其他人。”

詹长麟只感觉冷汗直冒，不加入军统是死，为军统效力还有一线生机，无奈之下，他答应了赵世瑞的要求，向军统传递关于日本人的情报。赵世瑞也没有亏待他，每月向他发放10块钱的工资。

1936年，詹长麟把哥哥詹长炳也介绍进入日本领事馆，兄弟二人忠于职守，做事认真，深得日本前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但在南京人民眼中，二人为日本人效力，那就是赤裸裸的“汉奸”。

剧照

妻子被强暴，展开复仇计划

詹长麟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化解了一次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1934年6月8日晚，日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乘车外出，一去不归。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大批人力寻找，始终没有找到藏本英明的踪迹。在此期间，日本大肆宣传藏本英明失踪事件，并火速调动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舰队，准备“撤侨自卫”。

这当然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对中国图谋已久，希望借此制造事端，发动战争，于是将藏本这个朝鲜人当作牺牲品。藏本“被消失”后，不得不躲在南京城外的一处深山，忍饥挨饿，等待战争爆发。

詹长麟和藏本有不错的私人关系，得知了藏本的下落后，他将情报汇报给上级赵世瑞。赵世瑞领着警察厅外事组找到了藏匿的藏本，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詹长麟的这份情报，让中日全面战争推迟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才爆发。

南京大屠杀

真正让詹长麟感到愤慨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持续六周的有组织、有计划、预谋的大屠杀。南京大批房屋被毁，财产被洗劫一空，日本侵略者将屠刀砍向每一位无辜平民，30万同胞惨死，六朝古都已是人间地狱。

作为日本总领事馆的奴役，詹长麟、詹长炳躲过了日本人的残酷对待，但他们的家人并没有那么幸运。日军当着兄弟二人的面强暴了他们的妻子，还将他们的财产劫掠一空。在日本人眼里，詹氏兄弟就和伪军们一样，都是甘愿卖命，没有骨气的软骨头，山河破碎，妻女受辱，但他们能怎么样呢。詹氏兄弟看上去是任人欺辱的“老实人”，但在国仇家恨面前，他们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血性。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向日本侵略者报仇的机会。

汪伪政府

兄弟复仇，毒杀日军首脑

一晃眼，时间来到1939年6月，詹长麟无意中看到日本外务省写给日本总领事馆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6月9日赴南京视察，请务必做好接待工作。

那几天，日本领事馆发出去不少请柬，詹长麟从请柬上得知，领事馆将在6月10日晚举行一场酒会，不少日伪高级将领获得邀请，其中包括：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等五位日军将军，还有八名大佐和两名中佐。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也会悉数到场。

詹长麟获悉情报后，第一时间上报南京军统局，南京方面立即将情报汇报给戴笠。戴笠认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对国民政府威胁巨大，这是一次端掉其首脑的天赐良机，于是制定了在酒宴上下毒的暗杀计划，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

毒杀计划一旦成功，对日本华中派遣军将是致命打击，但无论计划成功与否，负责执行计划的投毒者将承受巨大的风险，不仅本人几乎必死无疑，家人也会受到连累，如此危险的计划，该由谁来执行呢？

南京军统站首先想到的就是詹长麟，要求他利用采购酒水的便利条件，在酒水中下毒。任务完成后，为了不让日本人抓住把柄，詹长麟必须也喝下毒酒，与日本人同归于尽。面对这样的计划，詹长麟是拒绝的，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毒酒必须要用剧毒，保证给日伪军官以最大杀伤；二是他还年轻，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他不能死，只要他活下来，以后可以继续为军统效力。

行动小组组长尚振声思忖再三，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为他制定了周全的逃跑计划。

刊登毒酒案的文章

6月9日，詹长麟来到老万全酒店，购买了四坛上好的绍兴老陈酒，带回了领事馆。他将酒坛里的酒灌入宴会使用的酒瓶内，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此时的酒里并没有下毒。到次日下午，他的哥哥詹长炳买回一些粉末状的毒药，纸包上印有“USA”的字样，说是来自美国的剧毒。詹长麟趁人不备，将这些毒药依次倒入酒瓶内。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但到晚宴开始前，詹长麟突然接到通知，日军高级将领临时决定不出席宴会，来的都是一些伪政权政要。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宴会开始后，詹长麟负责斟酒，将投了毒的酒依次倒入参会人员的酒杯内，待一干人等喝下毒酒后，詹长麟以胃疼为名，请假离开了会场。他脱下领事馆的工作服，骑着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与哥哥会合，直奔南京城外。

由于毒粉的味道导致酒水有些异样，宴会开始没多久，就有人大喊“酒里有毒”。经过连夜的救治，除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宫船山毒发身亡外，其他参会官员都被救活，可谓功亏一篑。

晚年的詹长麟

投毒案发生后，日军立即封锁南京城，并抓捕了领事馆所有中国仆役和老万全酒店的老板和伙计，进行严刑拷打，但一无所获。为了阻止日军的疯狂报复，几天之后，南京军统站以詹长麟、詹长炳向日本领事馆写了一封信，承认二人就是“金陵投毒案”的元凶，并讲述了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在信件的最后，“詹氏兄弟”提到，二人已经离开南京，辗转多地到达香港。崛公一暴跳如雷，立即联系日本在香港的特工对詹氏兄弟展开搜捕，结果扑空。

其实，詹氏兄弟并没有前往香港，而是逃到了浙江一个偏僻的农村，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每月领取军统发放的津贴，平静度日。直到抗战胜利后，詹氏兄弟才回到南京。

1949年4月，南京军统局曾劝詹长麟一起去台湾，但詹长麟以只抗日，没有害过共产党为由，留在了南京。2008年，詹长麟在南京病逝，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