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月的一天,河南特别寒冷,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内,一名叫晋菊清的女工人正在炼钢炉旁辛勤地工作着,炉内融化的钢铁一片火红,映衬在她的脸上,显得格外秀丽。晋菊清在厂里很出名,是公认的“炉花”,她的感情生活,难免成为工友们讨论的对象。
这时,厂里几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一边工作,一边聊起了八卦,谈到厂里的男同志时,一个小姑娘突然开口问晋菊清:“小清,你知道你在和谁谈恋爱吗?”
晋菊清有些纳闷,她虽然不是高调的人,但她与厂里一个叫周荣庆的男青年已经谈恋爱半年时间,两人出双入对,厂里众人皆知,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何有此一问。
那个小姑娘看晋菊清不搭话,故意压低声音说道:“他呀,可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呢!”
听到这句话,晋菊清一下愣住了,连忙追问道:“你确定吗?”
小姑娘又提高了嗓门,说道:“千真万确!厂里的领导都这么说,你可是有天大的福分呢!”
小姑娘的一席话,让晋菊芳乱了主张,她放下手中的活计,准备找到周荣庆,一问究竟。
周总理的亲侄子,不走后门当工人
对于周恩来总理,每一位中国人都会怀念他。少年时期,周总理发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时代强音,从南开毕业后,他开启了波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建国后又日理万机,在国际上纵横捭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携手一生,却未留下一男半女,不免让人有些伤感。
不过,周总理对革命战友的子女视如已出,照顾多名遗孤长大,而且作为周家的长子,周总理对周家后人也十分照顾。
周家兄弟三人,分别是周恩来、周恩溥、周恩寿,其中,周恩溥比周恩来小一岁,是周恩来的大弟弟。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特务用镣铐将他的双手牢牢锁住,对他施以酷刑,要求他说出周总理的下落。面对威逼利诱,周恩溥面不改色,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是不会说的,你们尽管枪毙我吧!”就这样,周恩溥英勇就义,周家失去了一位英雄。
周恩溥牺牲后,妻子王兰芳和儿子周荣庆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为了继承丈夫的遗志,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革命斗士”,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全国大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根据周恩溥革命烈士的身份,再加上王兰芳也是革命功臣,还在战斗中受过伤,给予王兰芳和周荣庆优待。但当王兰芳带着儿子周荣庆到北京等待组织安排工作时,周总理找到她,对她说:“兰芳,现在国家还很困难,你以后不要再拿国家的工资了,由我周恩来照顾你。”
周总理说到做到,他每月400元的工资,其中100元拿给小弟周恩寿,50元拿给大弟媳王兰芳,让他们日常开支,如果生病,周总理会另外帮助。由于要接济亲属和烈士家属,周总理常常入不敷出,甚至向夫人邓颖超借钱。邓颖超开玩笑说:“恩来,你借我的钱要记得还。”总理笑着说道:“小超,我欠你的恐怕这辈子都还不清咯!”
解决了王兰芳的生活困难,周总理又开始关心起侄儿周荣庆的工作事宜。周庆荣从部队退伍后,原本可以安心在机关单位当一名干部,但周总理说道:“荣庆,我想让你到基层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不要当官,当工人才是最光荣的!”
周荣庆谨遵伯伯的教诲,于1957年来到河南焦作,在一家卫校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后又接受组织安排,到九里山钢铁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工作稳定后,他把母亲接到了焦作,母子俩虽然生活艰苦,但关系和谐,其乐融融。
与女工人喜结连理,北上看望周总理
在九里山钢铁厂工作期间,周荣庆并没有透露他与周总理的关系,他踏实肯干,深受厂领导和工友们的欢迎。工友们知道周荣庆是一个文化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他。
1958年后半年,周荣庆认识了一同在厂里上班的姑娘晋菊清。晋菊清眉清目秀,亭亭玉立,厂里很多人男同志都喜欢他,周荣庆也不例外。一次偶然的机会,厂里搭台唱戏,周荣庆主动找到晋菊清,对她说:“小晋,下班后,晚上带你妈妈来看戏吧!”
晋菊清很早就对周荣庆抱有好感,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当晚看戏时,周荣庆主动帮忙找到两个比较靠前的位置,让给晋菊清和她的妈妈。妈妈对眼前这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很满意,悄悄对女儿说:“他是不是在追求你?我看人家不错!”
不久之后,晋菊清和周荣庆确立了恋爱关系,但对于周荣庆的身份,她一无所知。后来,厂里上下讨论周荣庆的身份,认为他是周总理的侄子。于是,晋菊清找到周荣庆“兴师问罪”,质问他为什么要瞒着自己,如果交代不清,就和他断绝来往。
周荣庆一听急了,他显得很无辜,说道:“我是总理的侄子不假,但周总理是周总理,我是我,我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并不是有意瞒你的,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晋菊清自认是一个农村姑娘,配不上总理的亲人,但周荣庆的一席话十分真挚,她渐渐消除了自己的顾虑,并随周荣庆回家,拜访未来的婆婆王兰芳。
1959年10月,周荣庆和晋菊清在焦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周荣庆向远在北京的伯伯报喜。收到来信后,周总理十分高兴,他在回信中写道:荣庆,你娶了农民的女儿,这是光荣的,是进步的,是值得表扬的,以后你们就是劳动之家了!
1968年,晋菊清陪着婆婆王兰芳来到北京,到中南海看望周总理。那天,周总理显得格外高兴,他紧紧握着晋菊清的手,说道:“你是咱家第一个工人,是周家人学习的榜样!”然后又接着说道:“你妈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一定要好好孝顺她!”晋菊清连连点头。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眼晋菊清和婆婆王兰芳要回河南去了。到中南海向周总理告别时,总理拿出一块手表,送给晋菊清,鼓励她在第一线坚持工作,做出一番成绩来。
周荣庆从未公开自己的身份,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三个孩子先后出生后,一家六口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里,十分节俭。直到有一次,王兰芳突然病重,经济拮据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周总理情急之下,第一次利用自己的“特权”,一通电话打到焦作当地部门,希望他们能予以帮助。焦作政府工作人员立即赶往周庆荣家,看到一家人的状况,纷纷感慨道:没想到周总理的亲人竟是这么个情况!
恪守家规,传承总理遗风
1975年末,卧病在床的王兰芳病逝。母亲去世后,周荣庆第一时间以电报的形式将消息告知远在北京的周总理、邓颖超夫妇。此时的周总理已经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与病魔做抗争,已到生命最后一刻。收到周荣庆来电后,邓颖超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复,她嘱咐周庆荣:“来电已收到,万分悲痛,丧葬标准应按照当地民政局安排办理,时刻秉持周家家规,一切从简。”
于是,周荣庆含泪将母亲葬入焦作的烈士陵园。但不久之后,当地民政局通知周荣庆,由于王兰芳不是烈士或者老红军,条件达不到标准,必须从烈士陵园迁出,改为火葬。无奈之下,周荣庆取出母亲遗骨,化成一堆骨灰。从始至终,周荣庆都没有动用周家人的特权,令人感佩!
1976年1月8日,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当晚,邓颖超向周荣庆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总理逝世的噩耗,并嘱咐道: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一律不参加,各自坚守岗位,这是总理的安排。
正在吃饭的周荣庆一家顿时泣不成声,分别多年,他们没能见到总理最后一面,心中感觉十分羞愧。但总理有遗言,外地亲属不得进京,他只好强忍着悲痛,在家里摆设灵堂,下跪遥祭。
1988年,晋菊清放心不下七妈邓颖超一个人在北京,偷偷跑去看望她。在病榻上的邓颖超听说晋菊清来了,便让工作人员请她进来。晋菊清看到邓颖超面容憔悴,忍不住哭出声来,轻轻喊道:“七妈,我是菊清啊,我来看你了!”
邓颖超吃力地抬起手,让晋菊清坐在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道:“菊清啊,七妈没事,你们一家人还好吧?”
晋菊清点点头:“很好,很好。”
其实,周荣庆此时也患上了重病,卧病在床,才不能和妻子一道来北京看望伯母。
1992年2月18日,周荣庆在焦作病逝,7月11日,邓颖超也在北京逝世,共和国失去了一位巨人。
那段时间,亲人的先后离世,晋菊清的眼泪几乎流干了。但她每每想到周家的家风和教诲,便立刻振作起来,不畏贫寒,好好生活,牢记周家的嘱托。
晚年的晋菊清依然生活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里,一进门就摆着一张床,床上铺着的褥子并不厚实,而且打满了补丁,可谓家徒四壁。儿女们想把她接过去住,但她以不习惯为由拒绝,她是周家人,最不愿意的就是麻烦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周荣庆、晋菊清和其后人在河南焦作隐居数十年,他们身上流淌着显赫家世的血液,但骨子里却是朴实无华的布衣百姓,竭尽所能为社会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贡献,让人感佩,不负周总理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