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丨帕慕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恐怖魔鬼
我认为，《群魔》是世界最伟大的小说。20岁时，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我被惊呆了，震撼了，吓住了，同时，也深深地信服了。没有一部小说对我的影响如此深刻，没有一个故事让我如此深入地了解到人类的灵魂——人对权力的欲望，人的宽容能力，人的自欺与欺人能力，人对信仰的爱、恨与渴求，人对神圣与世俗的沉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一切是交杂在一起的，并且，他将这一切置于一个普通而又复杂的，关于政治、欺骗与死亡的故事中。这令我感到震撼！
难以说明的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在我心里唤起如此巨大的恐惧？我尤其被那个惨不忍睹的自杀场景（剪掉灯芯，陷入黑暗，从另一个房间观看一切）和那个杀人犯（他因恐惧而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暴力惊吓到了。或许，让我震惊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以飞快的速度在伟大的思考与渺小狭隘的生活、以及他身上的胆大妄为之间不停地转换。因此，阅读这部小说时，似乎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渺小的细节皆与伟大的思考相关，这种联系带我们走入一个充满偏执与疯狂的恐怖世界。那里，所有伟大的思考、理想都彼此相关，人与人都彼此相连。这是隐藏在所有思想背后之真理的一张面具，也是一条通道。在这个世界之后，还存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质问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存在。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主人公，他通过自杀去肯定这些伟大的思考——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存在。他的所作所为让人终生难忘。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作家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将信仰、抽象概念与哲学矛盾拟人化、戏剧化得如此完美。
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群魔》。那时，他58岁，住在欧洲（佛罗伦萨与德累斯顿），刚刚写完并出版了《白痴》，正在写另一部名为《永远的丈夫》的作品。两年前，为了避开债主安静地写作，他来到了欧洲。那时，他已经构思好了一部小说，是关于信仰和丢失信仰的(即无神论)，名为《大罪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者满怀怨恨（我们或者可以将这些人定义为半无政府主义者、半自由主义者），他正在写的这部小说，讥讽了这些人对俄国传统的轻视，对西方的狂热膜拜和信仰的缺乏。不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这部小说有点失去兴趣，并偶然卷入了一场对一桩政治杀人案（他从俄国报纸上得知了这一事件，也从他妻子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一切）的攻击之中。那一年，一个名为伊万诺夫的大学生被他的四个朋友谋杀了，他被认为是一个警方卧底。这一内部相互残杀的政治小组，由一个聪明绝顶、诡计多端、邪恶无比的涅恰耶夫——在小说中，斯特凡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扮演这一角色——领导。在《群魔》中，和真实事件一样，韦尔霍文斯基与他的朋友塔罗臣科、威尔金斯基、拉姆辛在一个公园里，杀死了涉嫌告密的沙托夫,把尸体扔进了湖里。
这个凶手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重新审视俄国虚无主义者、西化主义者的革命和乌托邦梦想，并发现了这些人对权力的一股强大欲望——它超越于我们的丈夫或妻子，超越于朋友超越于周围的一切事物，甚至超越于整个世界之上。所以，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左派分子时，我读到了《群魔》我觉得这个故事写的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俄国，而是那时的土耳其——这个国家深陷于一种暴力化的激进政治中难以自拔。那时，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我耳语，教给我灵魂的秘语，带我走入一个激进主义者的社会：这些人为改变世界的梦想激动不已，但同时也被囚禁在一种秘密组织中，借革命之名欺骗他人，并以此为乐，诅咒、侮辱不说他们的语言、与他们思想不一致的人。我记得，当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谈论这本书中所揭示的真相？《群魔》的确谈到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但在左派分子的圈子里，这一切被漠视了。
我之所以感到害怕，还有一个个人原因。在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一百年后，也即《群魔》出版百年之后，一桩相似的杀人案发生在了当时的土耳其——罗伯特学院。在我的同学也参与的一个革命政治小组里（这个小组在一个聪明而又邪恶的“英雄”的鼓动下成立，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了），一个人被认为是叛徒，于是，他们杀了他，用一根棍子砸破了他的脑袋，把尸体塞进一个箱子里，企图乘一艘划艇把尸体运过博斯普鲁斯海，但却被抓住了。“最危险的敌人是靠你最近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个第一个离开的人。”这就是那个鼓动、驱使他们不顾一切成为罪犯的思想。因为我之前读了《群魔》，所以，我可以在内心深处感受到这一切。多年后，我问一个曾经参与这一政治小组的朋友，是否读过《群魔》？
在卡拉马季诺夫这一冷酷的人物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营造了一种漫画的效果。他的原型即是屠格涅夫。在生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爱恨交加。让陀思妥那夫斯基难以释怀的是屠格涅夫是一个有钱的地主并支持虚无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蔑视本土文化（至少,在陀翁看来是如此）。《群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与《父与子》辩驳的小说。
我常把《群魔》看做这样一部小说：它描写了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之外，住在欧洲的边缘，他们与自己的西方梦斗争，备受怀疑上帝存在之痛苦的折磨。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无耻的、极力向人们掩饰的秘密。而《群魔》揭开了这一切。
《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一年我18岁，独自一人坐在屋子里，窗外是一片博斯普鲁斯海。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的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我读到的是一个1940年的土耳其文译本，就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与康斯旧丁·哥耐特的著名英译本放在一起。《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一书名独特又有力，富于一种强烈的俄罗斯异域风味，召唤着我踏入它的世界。
《卡拉马佐夫兄弟》，与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给我一种快速而又充满矛盾的双重影响。它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独，同时又让我觉得，我是如此的无助，几乎远离了所有的人。之所以不孤独，是因为我完全沉浸于小说的画面与世界中，我觉得，小说中的所有伟大发现都是我的发现，源自于我自己的思考。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这本书也向我展露了控制那些暗影背后的规律，这一切从未有人谈论过。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读到此书的人。我想说的是，我读了一本书，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一生从此改变，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平生第一次看见爱或大海——那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他的其他伟大小说中，到底向我吐露了什么秘密？是不是我对上帝与信仰的渴求，虽然最后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相信了。是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魔鬼，他大声咒骂、敌视着那些最深刻的信仰？抑或幸福不仅来自于深沉的情感、爱慕和主宰生命的伟大思想，也来自于与这些华丽的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谦逊（那时的我天天思考着这一切）。是不是人类天生就是一种在希望与绝望、爱与恨、真实与想象之间不断摇摆的动物，而且，这种摇摆比我想象的更频繁、更不确定？是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摹老卡拉马佐夫时所说的，人们即使在哭泣时也没那么虔诚，甚至他们身体上的另一些部分还在做着游戏？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在年轻时候，就是获得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发现。
对某些作家来说，世界是一个完全成熟之地，一个已完成的国度。像福楼拜、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世界的颜色、对称阴影与半裸露的笑话，而非开掘出统治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与结构，他们更关心的是生命与世界的表面，或肌肤，而非生命与世界的法则。阅读福楼拜与纳博科夫的快乐，不在于发现作者的一个伟大思想，而在于观赏他们对细节的关注程度和他们的叙事实验。
但我想说，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群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们中最明晰、有趣的一个，因为他是这个群体中唯一的一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来说，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尚未完成的、有缺陷的地方。这个世界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相像，它总是在不停变化着。于是，我们渴望走得更远：了解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则，找到我们身在何地——在那样的一个角落，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但那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几乎已经成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力探寻的，刚刚完成一半的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感到如此的害怕——因为这些法则从未明晰过。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力开掘本土文化及其谦逊的传统，对抗现代的神圣价值观，如进取心、权力、战争、发问和反抗的权利。《白痴》中的一些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表达得更为酣畅淋漓，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告诉我们：聪明导向谦逊与罪恶，愚蠢走向纯洁与坚定。第二次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我发现自己已不再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引导，去憎恨老卡拉马佐夫。他粗俗的行为，对孩子的喜爱，沉溺于享乐中难以自拔，对说谎的嗜爱，这一切都让我开怀一笑。因为我知道他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同时又很近。颇有意味的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在灵魂上也是三个兄弟。读者会在他们之间进行抉择、认同探讨、争论他们谁更好——最终，对每一个卡拉马佐夫的争论变成了对生命本身的争论。
年轻时，我最喜欢阿辽沙。他内心的纯洁，希望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找到善良的闪光点，努力理解他身边发生的一切，这些皆与我体内的那个卫道士志同道合。但是，我体内的另一个灵魂——《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告诉我，这种纯洁太难抵达。所以，后来我发觉，伊万这个痴迷于书籍与理论的独裁者，离我的灵魂更近。在非西方的国家里，有一群愤怒的年轻人，他们在书籍与思想中埋葬了道德化的自我。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残酷的沉着，就像伊万一样。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群政治密谋者进行了研究。在伊万的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影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们依旧统治着俄国：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理想，人们愿意走向任何极端，甚至不惜采用最为严厉的酷刑。然而伊万依旧是一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不管他有多么愤怒、狂热、极端，他对爱的渴望让他遍体鳞伤，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在他身上灌注了一种善意的同情，这让他的负面效应减轻了。老大德米特里，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主人公，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观察、思考他的原因。他过于世故，这一点倒是和他的父亲很像，他和父亲因争夺一个女人而起的斗争让他离现实更近，但同时也更容易被人遗忘。另一个兄弟，即那个当仆人的男孩、私生子斯梅尔加科夫，他让我感到害怕。他兜售那个恐怖的想法（依他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或许会有另一种生活与结局）也唤醒了中产阶级对穷人的恐惧一一害怕被监视，评判，抑或诅咒。在杀人之后，他以诚实、无情、精准的逻辑评判了一切。这种行为让人联想到，有时，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以通过智慧和直觉，最终掌控一切。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正值他与政治文化的窘境搏斗之时——这些东西纠缠了他一生。那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时，人们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年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一个西化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但到晚年时他开始转向泛斯拉夫主义，以至于最后开始赞美沙皇。沙皇在1861年解放了农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桩心愿（1849年沙皇也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与这位沙皇家族建立了小小的关系而感到骄傲。1877-1878年，在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下，俄土战争爆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这一消息后，跑到教堂里，泪眼婆娑地为俄国人民祈祷（按照土耳其的惯例，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各种译本中，这里删去或置换了一些内容与词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土耳其人对战争有一种狂热）。70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天天收到众多读者与仰慕之士的来信，甚至赢得了他的敌人的尊敬。《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多年后，他的妻子回忆，他的丈夫如何坚持爬上四层楼梯，参加一个定期的文学聚会，他会累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仅为填补上他那永不知足的骄傲：他一进门整个会场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尽管由肝病引起的黄疸时不时会爆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拒绝放弃写作的快乐，他会写到黎明，然后，抽一支烟、喝一杯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奇迹。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他写出了至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可以如此反反复复地出现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具有如此伟大的思想，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像这部小说一样让人刻骨铭心。小说与管弦音乐并称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厌恶西方与欧洲,但却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作品获得2003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