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河南淮阳人，1964年生，周口师范学院教授，硕士，党委办公室主任，陈楚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周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诗歌评论、文艺学、文化学。出版学术专著有《陈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万姓同根》（中华书局，2004年），《现代公文写作规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5部，在《光明日报》、《中州学刊》、《周易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在陈楚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丰富的学术成果。
写诗不能不懂“张力”
王剑
“张力”是英美新批评派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它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张力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其涵义是指一句诗或一首诗中同时包含有两种冲突因素而又相反相成，微妙统一的艺术魅力。我们认为，作为现代诗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张力包含着丰富的涵义。
首先，诗学中的张力与物理学中的张力不同，它指的是在诗歌语言的字面指称意义与内在暗示意义两个平行的意义层面之间存在的，引发读者想象，深入探究诗歌语言潜在意味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在诗美内在结构中，张力呈现出多层次的空间结构，从而赋予诗歌丰富的审美内涵。
张力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对诗歌语言的创造和研究提供了可以借用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张力往往与内涵的隐寓深浅相联系，张力最大的诗歌寄寓着最多的精神内容和审美意义。对于诗歌，人们并不需要那些把读者当作幼童来启蒙的浅白作品，而需要那些能够提供一定的精神补偿，具有可容人们的想象力驰骋的空间，能够满足审美需求的作品。所以，运用各种语言手段，营造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就成为诗人们自觉的审美追求。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诗歌语言张力生成的几种途径。自然，生成张力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诗人们还在努力创造着新的技法。这里也只能择其要者，略作解说。
其一，比喻和象征
比喻和象征是诗歌的基本语言。比喻的张力产生于本体和喻体两端的距离之间，距离愈远，比喻愈奇，给读者留下的空间愈广阔，张力也愈丰富。美国新批评派诗论家维姆萨特举例说：“狗像野兽般嚎叫。”这个比喻无力量，两个语境太近；“人像野兽般嚎叫”，就生动得多；“大海像野兽般咆哮”，就很有力量。比喻就是这样“把异质的东西用暴力枷铐在一起”。比喻的两端之间不但距离越远越好，而且如果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违反日常逻辑的，含义就更加丰富。维姆萨特说：“比喻就是把话说错。”在比喻中，以A比B不是目的，比喻不能停留在从A到B的浅显的线性描述上，A与B组成比喻时，应该产生第三物X，这是一个“奇迹性”的新东西。比喻的张力即是如此产生的。
象征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象”，二是“征”。这是一种立体化的表达手法。它以“象”暗示“征”，以有形寓无形，以有限寓无限，引导读者通过外在的物象世界探寻一个深邃的精神世界，领悟多层次的情感、哲理内容。在构成象征的两个层次之间，张力的存在机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臧克家先生的名诗《老马》，以“老马”这一形象为“象”，来表征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这首诗整体的表现手法就是象征。
其二，反讽
反讽，通俗地说，就是一种矛盾或悖论句法。我们知道，诗歌的语言有时是佯谬实真，无理而妙的。反讽即可理解为通过作者主观意图与语言外在形式的矛盾和差异，赋予诗歌作品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在诗歌创作中，反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克制性陈述。这是一种常见的反讽类型。作者在叙述时故意把话说得轻松，实际却隐匿着难以克制的心理情绪；字面意义与暗示意义有或大或小的差距，这个差距影响到情绪的强弱、张力的大小。于坚的《罗家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诗中叙述了罗家生庸常的人生和庸常的死亡之后，这样写到：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他个头小
抬着也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在平淡的叙述语言中，却寄寓着浓烈的感情。
夸大性陈述。在陈述中把话尽量说得强烈，但实际上暗指相反的意思。如唐亚平的《黑色石头》中的几行：
找一个男人来折磨
长虎牙的美女在微笑
要跟踪自杀的脚印活下去
信心十足地走向绝望
诗人陈述女性自嘲自虐，而在她的陈述之外，我们读到的是她对女性痛苦命运的激愤。自嘲自虐与痛苦激愤，作为对立的情感，构成一种张力；张力越大，反讽的效果越强烈。
正话反说。这是反讽语言中张力结构最清楚的表达方式。口是而心非，字面意义与内在意义相反。如宋升平的《爸爸该死》的结尾：
我说爸爸该死
爸爸真的死了
死的时候他把我的手捏疼了
“我说爸爸该死”，童言无忌，正话反说，正的意思应该是“爸爸不能死”。在语义的反差中实现了张力效应。
悖论。悖论语言反讽就是将不相容的事物并置在同一矛盾语境中。例如白居易《卖炭翁》中的句子：“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既曰“衣正单”，应该“愿天暖”，现在却说“愿天寒”，这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同存在于“心忧炭贱”这一特定情境之中，就使这句诗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张力。
再如顾城的名诗《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黑夜”和“光明”，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时出现，构成一对张力。
其三，含混
含混又称复义，也是新批评派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含混，根据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英国学者燕卜荪的解释，就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含混即是由诗歌语言字面意义引起的复杂的暗示意义，或者说是指诗歌语言的多义性。
含混是诗歌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些复杂意义中产生了张力的多层结构。
诗具有丰富和广阔的暗示意义，这种意义的丰富和复杂性与诗歌表现的感性内容有关。四十年代卞之琳和李健吾关于《断章》的往返讨论是我们所熟知的诗坛掌故。李健吾从《断章》中读到的是一种人生的悲哀；卞之琳不同意这种读法，他说他的诗中所表现的是相对性的真理。他们都没有错。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这首精美的小诗中读到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李健吾从自己对卞之琳诗歌的阅读中认识到：“一首诗唤起的经验是繁复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八十年代关于顾城的《弧线》、《远和近》的争论。同一首诗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内涵义，读者可以依据诗的意象暗示的踪迹追寻下去，这追寻永远没有尽头——总是有人能够对同一首诗提出新的阐释，并因而使诗歌具有多层次的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打破语法规范
我国古代有“诗无达诂”之说，语理不通而情理通。诗歌是无法以日常实用语言为媒介的艺术。但是，在诗人手上现成的只有日常语言，舍此别无可用，所以，诗人通过词性活用、词序错位、词语的异常搭配和并置意象、切断句法的粘连等方式，对实用语言破坏和改造，突破实用语言单一意义的限制，寻求变异和开放。打破常规语法，增加语言的伸缩性、灵活性、跳跃性，也是加强诗歌语言张力的有效途径。
诗负有提高语言的使命。通过以上种种途径，诗人们对语言进行加工和创造，扩展诗歌语言的内外天地，扩大意蕴，生成张力，张扬了诗歌语言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