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为御史房原创
按说，洪武朝这三十一年，是晚唐以降极为难得的，境内承平，域外告捷的时代。开疆拓土、收缩海运、洗刷吏治、发展经济，每一件都非易事。推动这一进程的皇帝，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出身贫寒，勤奋好学，身登大宝后，也不忘初心。他写公文，不用四六骈文，而是简洁易懂的口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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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洪武三年（1370年），他传旨户部：“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府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这种大白话，可谓一股清流。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会发现，这不仅源于朱元璋学养有限，还和他的一个重要特质密不可分——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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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极以来，他对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唯恐权力被杯葛、旁落。满朝文武，无故不得怠工。若有贪渎，往往处以重刑。而下场最惨的，是让皇帝认为，此人有意染指大权。此亦胡惟庸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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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朱元璋创业，朝中最大的集团，是籍贯淮西的元从旧臣。文有李善长，武有徐达。后者常年领兵在外，行政实权集中在李善长手中。他渐渐提拔起一批同样出身淮西的官员，胡惟庸就是一例。洪武元年，这人还仅仅是负责礼仪的太常少卿。三年后，就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又三年，因李善长推荐，当上右丞相，升迁可以说很神速了。 李、胡二人先后拜相，使得淮西集团把握朝堂主流，甚至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官员黜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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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朱元璋不知道这点吗？恰恰相反，这一局面正是源自皇帝的提拔。《明史》载，“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后者也小心行事，“以曲谨当上意”。可他表面恭敬，背后营私。刘基看出一些端倪，所以在皇帝垂询胡惟庸能否为相时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说白了，是这人搞不好会翻车。胡惟庸由此怀恨于心，趁刘基病，奉旨派御医给刘开药，结果越吃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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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元璋似乎浑然不顾，洪武十年（1377年），还升胡惟庸为左相，“宠遇日盛”。这使他更膨胀了，中央地方各衙门上奏，他必先取阅，凡批评举报他的，“辄匿不以闻”。结果，想升官儿的家伙纷纷“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知道后，非常不满，向皇帝举报。胡惟庸闻讯，利诱徐达家的看门人福寿，想反过来举报徐达。孰料福寿不为所动，反而举报了胡惟庸。这使后者愈发心虚，遂拉拢曾被朱元璋斥责过的俩侯爷，“在外收集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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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朱元璋都看在眼里。按说，以他的性格，决不会允许有人在眼皮子底下，搞第二个司令部。但老朱偏偏迟迟不发作，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地区的古国）遣使进贡，胡惟庸没有上报，他才下诏“敕责（中书）省臣”。此时的胡惟庸，浑不觉祸到临头，还想打太极，甩锅给礼部，不了了之。朱元璋大怒，下令治罪。结果胡惟庸之前所有阴私，都被一一翻了出来。其罪状逐步升级，从擅权枉法、阴谋造反，到“里通蒙古”，“勾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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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子一直审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后，又翻出李善长曾与胡私信往来的问题。结果被赐“可免二死”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在七十七岁高龄之际和满门七十余人，一起漫步黄泉路。朱元璋下令肃清余党，连坐被杀者三万余人，并用《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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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胡案，朱元璋很可能早就对其行径了如指掌。直到时机恰当才迅速出手，趁其不备，敲掉胡惟庸本人。墙倒众人推，尤其那些此前不干不净的，更得靠检举、揭发、批判来自保。案件规模自然越来越大。可朱元璋为何要这么做？为何不一开始就不让胡惟庸拜相呢？加上元从旧臣，除朱升、汤和等人主动辞官，得以善终外，其余恋栈不去或藕断丝连者，都下场惨淡。有人据此推论，朱元璋蓄谋已久，先提拔胡惟庸，让他暴露问题，再以之为突破口，来杀光淮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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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听起来爽快，但不合理。一方面，淮西集团本就是朱元璋自己逐渐擢拔的。如果有心处置，为何一开始要大肆封赏，甚至给予特权呢？后来吃了吐，岂非更难看？另一方面，朱元璋重权，胡惟庸染指，自然触犯逆鳞。这岂是能预先策划好的？如果是，意味着朱元璋让人造自己的反，杯葛自身权力，再把这人做掉。戏未免也太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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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叫“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洪武初年，元从旧臣在建国过程中功勋颇巨，作为领袖，自然需要赏赐、宽遇。但这给了功臣一个刺激，是能够找到权力缝隙，为自身牟利。这种行为反过来影响了朱元璋对功臣的判断，他遂让李善长退居二线，扶持中生代——亦即胡惟庸上台。后者因受赏识，渐趋膨胀，开始效法前辈，染指大权。这让朱元璋开始担心，以下凌上，下手整顿。胡惟庸倒台，群臣纷纷举报，又使朱元璋发现所谓“谋反”举动，难免更怒，废除宰相并扩大案件范围，如此循环往复。最终，皇权与群臣的矛盾，就如同一个草鞋，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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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太子朱标。他为人宽和，没有继承父亲对权力的高度敏感和强势。这使得太祖担心子嗣庸弱，为群臣所欺。所以一边想敲打忠臣，一边又想给他留下一些可控旧部，比如蓝玉。此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副手，昔年北上破元，西南平蛮，立有殊勋。虽然功高倨傲，屡遭皇帝批评，但终究没有加罪——这在一干旧臣中，是极为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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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优容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标病逝后发生改变。此时，皇位继承权转到年纪更小，更加稚嫩的皇孙朱允炆身上。原本与朱标相匹配的蓝玉就显得尾大不掉了。且其性格粗直，家中霸占民田，还驱逐前来查案的御史。更关键的是，他因带兵需要，伸手军官任免赏罚。我们上期说过，朱元璋设兵部、五军都督府、卫所来避免军权被人侵夺，现在蓝玉搀和此事，不啻自蹈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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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锦衣卫揭发蓝玉谋反，将其下狱。三木之下，一干武将如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等均遭牵连。最终，此案连坐株连者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再度下诏《逆臣录》，光侯爵就十三个！显然，这又是一场“编织草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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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蓝玉两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一来，皇权空前集中，地方藩王又失去掣肘，二者间缺乏缓冲，难免发生冲突；二来，高层斗争再无底线。在位时，千好万好；下台后，万劫不复，政治生态逐渐尖锐；最后，所谓政治，制度当为常态，人事只宜从权。但洪武朝动辄以大规模人事变动来调整制度，偏偏朱元璋又下令祖制不可违逆，二者之间的逻辑矛盾，将慢慢牵扯出此后二百余年间千丝万缕的波谲云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