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正午时分，秋日辽阔，万里无云的北京首都机场正在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位“特殊”的客人，上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东北的黑龙江，以一名侵华日军的身份，哪怕他没有真正同中国人民打过仗。
而这次他来到中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日本首相，没错，他就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们分成两列，周总理也早早地在机场等候。
飞机缓缓地落下了，田中一行人从舷梯中走下。周总理站在原地，伸出右手，田中见状小跑了两步，伸出右手诚挚地握住了这个曾被他们狠狠伤害过的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右手。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轻轻的一握，使东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握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握更使新中国丢下政治包袱，轻装上阵，即将开始创造世界第一的“经济奇迹”。
东亚两个头号大国中日，以此为原点恢复了正常关系。
可最近以来，有许多人对中日正常邦交中，中国放弃对日寻求赔偿的条款，有许多不解，也产生了种种谣言说法。现在由作者带大家走进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去了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大政治智慧。
如果想要分析“田中角荣访华”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必须得从二战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东亚战场上主要参战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般认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直接与间接人员伤亡、失踪共约4500万人。仅中国本土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
如此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在战后获得了约日本战争赔偿总额的百分之40，随后，同盟国将一部分赔偿物资运抵各个接受国家，国民政府在1948年到1949年间，已经获得了约2250余万美元的物资军舰赔偿，这比起我国所受损失自然是九牛一毛。
按理说，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大力索赔，但此时，波诡云谲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将世界一分为二，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泾渭分明。美苏两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一变再变，终于，随着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反动的蒋家王朝被打垮，美国决定转而扶持日本遏制中国。
至此，将日本作为遏制共产桥头堡的资本主义阵营老大哥美国，“代”小弟们决定了放弃对日索赔的要求权，1950年11月美国正式向其他盟国通告了“对日合约七原则”，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赔偿要求”。
而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伪政府与美国在1952年4月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是丧权辱国使中国在法理上失去了对日本索赔的法理依据。
当然了，有的读者会问，它中华民国的合约，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几毛钱的关系？那笔者要告诉你，关系大了，仅举一例：联合国合法席位就是由我们承接所谓“中华民国”的席位得来的，既然要融入这个圈子，只能按照这个圈子的规则办事。
这使我们先天就有些“理亏”。（法理上吃亏）
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成功获得了苏联156项轻重工业支持，史称“156工程”。大家可不要小看这“156工程”，可以说，这些工业基础是我国强大至今的基石，全世界有如此大规模的技术转移的国家，唯我中国一家，由此也能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作为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可中国有句俗话叫什么？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中苏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交恶，1969年，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发生一系列冲突。苏联在中苏边境处陈兵百万，并放话要对中国做“核外科手术”。这一段历史的残酷和血腥，现在我们只能在毛主席嬉笑怒骂的文章中窥见一二。
二战后的苏联之强大别说是中国，如果美国和它有如此长的国境接壤，说不定早投了“共”。（笔者指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
好了，那我们总结一下，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的军事威胁远胜日本，事实上使中国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那该怎么办？毛主席深思熟虑，又下了一步“妙招”，1967年开始，中美双方互相需要开始一部分私下接触，随后水到渠成。
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
我们知道美国是日本的“亲爹”，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一年，白宫事务会上，美国发言人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绝不会和‘共产主义’有任何妥协和接触。”结果转眼间，“爹”把“儿子”卖了，主动和中国建交，而且态度非常恭敬（尼克松站着，毛主席坐着，尼克松主动握手，而且尼克松以晚辈自居）。
刚上台组阁的田中角荣见状也决定访问中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终于，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双方的推动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为之一变。
9月25日那天，真可谓是天朗气清，太阳只微微露出笑容，不那么张狂，温柔地带给人们温暖，和煦的秋风吹在身上，似乎是天公作美。
但事实上，中日两国的外交角力早已开始。在田中访华之前，周总理就通过日本公明党官员竹入义胜通报了中国对日政治“三原则”：
一是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是“日台条约”（我们前文提到过，文本名为《中日和平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
竹入义胜对前两点完全赞同，但在第三点上，他颇有些微词，他认为田中首相很难会答应这第三点要求。而周总理实际上留有一部分回旋余地，他对小日本官员说：
“中国必然坚持‘三原则’精神，当然了，具体表述我们可以等田中首相到了中国再商量。”
我们知道外交谈判就是互相妥协，互换筹码，这是周总理与日本的第一次交锋。而第二次交锋很快就来了。
9月25日当晚，周总理陪同田中一行二百多人，下榻迎宾馆钓鱼台18号楼，就连当晚的开场音乐和菜色周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演奏的音乐是田中及随行高官家乡的音乐，菜肴是清淡的淮扬菜。
整个日方代表团听到了乡音，又吃到了正儿八经的“中华料理”，宴会在一片友好和活跃的气氛中进行。接下来的环节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发言致辞，他的一句话使会场气氛瞬间凝固。
“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表示歉意。”当翻译说出这句话后，不但全场鸦雀无声，按外交礼仪应有的鼓掌也不见了。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一些人脸上明显流露出了愤怒的神情。
此时的周总理只闭眼听着，没有当即表态，晚上的宴会就在这种“晴转多云”的情况下结束了。周总理与田中握手分别之际突然问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田中首相，‘添了麻烦’这句话太轻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周总理的直觉没有错，小日本向来是重小节而无大义的民族。常常有人把这“添了麻烦”四个字归结于翻译不利，事实上呢？据周总理随身秘书周斌晚年回忆，日方访华共配备了四名翻译，而重大事务的翻译都是交给水平最高的翻译“小原”。
这个小原翻译本人出生于日占时期的哈尔滨，算是半个中国人，中文水平几乎相当于母语，对田中“添了麻烦”这四个字翻译十分到位，并没有什么差错之处。
周斌翻译认为如果是他翻译田中的话，也会翻译成“添了麻烦”。从逻辑上看，毫无疑问无耻的小日本是故意的。次日，周总理亲自给田中“科普”：
“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会议上，关于中国对日“三原则”的第三项，和“添了麻烦”问题，讨论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一定的争吵，在关键方面两国自然要维护自己本国的利益。风度翩翩的周总理一度质问对方：“你们是来谈判的，还是来吵架的？”谈判进展得非常艰难。
谁都在等着对方后退一步。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9月27日晚上，日本大平正芳外相，在当晚突然提出要抓紧时间与我国的姬部长再谈一次。在汽车中除了警卫员和司机与周斌翻译，就只有他们两个，因此二人非常坦诚。
大平外相非常诚恳地说：
“姬部长，我们双方都在为本国利益而努力，自然不能轻易退步。我认为我们争论的观点就是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但就我个人而言，是支持贵方观点的。我进入大藏省后，曾去张家口调查过十一个月……我明白那是一场没有任何辩解理由的侵略战争。”
太平外相，说着说着，态度一转：
“但是，我只能作为外务相而发言，考虑到日本国内的局面和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发言太难太难了。如果得不到中方的理解，那我只能同田中首相收拾行李回日本了……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以最大限度让步，如果我们不是抱着这种觉悟，就不会赌上政治生命来到中国，我们愿意豁出政治生命乃至于肉身生命来干。”
据周斌翻译回忆，大平外相说此番话时，眼中甚至含着泪花。这一番表态对于推进中日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作者在这里插一句，这个大平正芳是实实在在的、日本这个民族中，少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与周总理、姬部长、邓小平等同志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为推动中日合作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18年被授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而后，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外交就是相互妥协，终于两国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首先是日方的表态，将轻飘飘地“添了麻烦”改为：
“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是笔者查到的中文原文，一字不差。
而在我国提出的“三原则”上，日方也做出了相对应的妥协。在而后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就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关于日台合约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正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可以说，中国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这是一场战略上的大胜利。
9月27日，大致方针都已确定的田中角荣一行要与毛主席会面，那时的毛主席已经整整79岁了，由来最是“将军迟暮，美人白发惹人悲”，毛主席只短短地接见了田中等人十五分钟。
而田中对见到这位红色世界唯一在世的导师十分拘谨，或者说是紧张，他一进门就说要去上个洗手间。毛主席见到他倒是十分随意，亲自站起来与田中握了握手，风趣地问他：“你们吵架，吵完了没？”田中像小学生一样连忙点头：“吵完了，吵完了。”
随后，毛主席又把目光转向大平外相，笑着说：“天下太平喽！”这一说，大家就笑了起来，气氛瞬间就活跃了。
毛主席按照之前就商量好的政策，亲自答应田中中国放弃索赔。而后来签订的《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是这样表述的：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在会后，毛主席还送了田中、大平等人《楚辞集注》六卷，并对他们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9月29日上午10时，在庄严隆重的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日联合公报》，从此两国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亲自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飞机上周总理郑重地给田中题了六个大字——“言必信，行必果”。这沉甸甸的六个大字在告诫田中，日本政府要说到做到。
当天，周总理送别田中感慨地说道：
“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
至此田中角荣访华结束，中国基本上算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们以放弃对日索赔为代价，取得了诸多好处。
首先，完成了“联美联日抗俄”的大战略，先解决最紧要的问题，那就是时刻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强大苏联。毛主席曾在1974年时对访华的基辛格说过，搞一条“横线联盟”共同对付苏联。也正是在中、美、日等多国的合力下，苏联逐渐从强大走向了衰弱。
其次，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历届日本政府都认为中国会对其寻求天价赔偿因此不敢迈出这关键一步，毛主席及中央审时度势，完成了这一创举。
再次，完成了对台湾的孤立，让日本正式与台湾当局断交，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了不得的外交胜利。这对解放台湾的整体态势更加有利了。
最后，从现实角度考虑，日本既不愿意，也无可能拿出赔偿款，既然如此，还不如以此为筹码为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放下一部分历史包袱。
可以说，新中国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是使我们这个落后的、贫弱的、曾经只能被动挨打的国家，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主要因素之一。
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也冒着相当的风险，顶着质疑（极少部分），和刚刚过去三十年都不到的抗日战争的民族情绪，下了这么一招“妙棋”，真可谓是大战略家，为公不为私。
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从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毕竟美国人才是日本的爹），日本给予刚刚改革开放的我国大量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及相当一部分技术援助，一直到2008年才全面结束，共计约有五万亿日元。
虽然，小日本也包藏着祸心，想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将我国企业、制造业标准定于日本。但客观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些大量的资金帮助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几乎在各个行业迅速发展，也是中国能够强大至今的助力之一。
而小日本可能在几十年后才想到，如今的中国又即将回到汉唐盛世，实现民族复兴。我想，这应该也早被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算计到了吧。
我们回首当时的历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对大陆在国际上有诸多的威胁；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百万大军压境以及核武器恫吓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国际生存条件，这时候，毛主席高瞻远瞩，用一个神来之笔“放弃对日索赔要求权”，解决了中日关系的症结，打开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大门。
正如访华后，田中为周总理所做的诗：“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老一辈革命家的睿智与勇气，气魄与担当，令后人叹服。老一辈革命家大公无私，一心为国的远大志向，更值得我们学习。
在此，谨以此文向使中国强大的各行各业的同胞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