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改革之发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1978年12月22日，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图/新华）

1978：改革之发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发于第90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8年6月30日晚11点，夜色已浓，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依然灯火通明。

这是一场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在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汇报会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邓小平另找时间单独听的汇报）。

为这场汇报，谷牧做了精心准备，他手里拿着的这份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是考察团花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但他没料到，会开得如此之长。

来自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令听汇报的每个人都感到震撼。这些领导人均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第一次提（引进）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国锋说。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不准泄密！”

1978年2月，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19名社员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签署了一份包产到户的合同。每一份按着大红手印的合同上，都写下了这四个字。

起草这份秘密合同的人叫张炳新，是南郭村第三生产队队长。他悄悄找了村里19个胆子大的社员，以生产队队委会的名义与他们签下了一份约定“超产部分归自己所有”的合同。到了秋天，19户社员承包的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第一村，早于安徽肥西县小井庄的包产到户约9个月，早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约10个月。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图/新华）

但地处“农业学大寨”的策源地山西，这个“第一村”并没能成气候。支持此事的闻喜县县委书记张世贤还受到了省农委的批评。

同样支持生产队自主权的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命运就大相庭径。1977年春，他主持基层农村调查后，向省委写出了报告，提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措施。当时的省委领导并不认可这份报告，依然强调“学大寨”抓纲治国。直到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郁昭的报告才引起了万里的重视。

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安徽省委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文件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王郁昭后来担任了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曾担任其秘书多年、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崔传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安徽省农村政策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一些地方偷偷搞包产到组、小宗作物包产到户、口粮田等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在基层和地方，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已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但在高层，分歧依然严重。

整个1978年，纪登奎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常务副总理，都在为预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会议主题是经济工作，核心是农业问题。纪登奎主持了两个农业文件的起草，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是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曾任纪登奎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树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国锋、陈永贵等领导人主张更好地推广大寨体制，特别是希望更快地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纪登奎则主张稳定生产队基础，给予农民较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多次公开与陈永贵争论，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寨经验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等核心内容。

这两个文件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通过。文件提出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但同时又规定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图/新华）

“包产到户”，这曾折了无数有识之士的政治生命的四个字，当时依然令人谈虎色变。其最终破题，还要等到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但高层的容忍度，毕竟不同了。农村改革虽然受挫，探索却并未中断。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政府包容了农民的首创，尊重了农民的选择。”赵树凯说。

出国考察潮

1978年，中国进行了内部称为“还债”的密集外交出访。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元首都先后访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却并无对等级别的回访。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回访。

这一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访的亲身见闻，加上其他考察团的汇报，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路更加清晰起来。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也将出国考察推向了高潮。

除了外交需要，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探路之役》作者萧冬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对外引进，被视作实现规划目标和寻找资源的重要方式。

进入1978年，出国考察的目标开始从落实引进项目转为寻求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这年2月，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其中，有四次考察具有重要地位，分别是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以李一氓为团长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以谷牧为团长访问西欧五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斯多福露天煤矿。图/新华）

这年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分管外贸的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二十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赴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访问了25个城市、80多家机构。

代表团回国后，完成了《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于是有了本文开头描述的汇报会。

在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回国后再约谷牧谈话，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并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争取时间。

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华国锋不仅重视，而且很兴奋。据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传达，7月6日，华国锋把他找去，从下午3点谈到凌晨1点多。“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华国锋提出，要继续出国考察。“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我也要出国。”他还说，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引进外资

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是1978年前后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突破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曾获得苏联总计26亿美元的贷款，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后，中国成为一个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傲的国家。在此期间，利用外资的形式仅有两种：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和延期支付。除此之外，其他利用方式都是禁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1978年末的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从何处筹集资金搞建设？有两种方案，一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二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当时国内的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能降低，不可能再提高。

至此，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呼之欲出。

谷牧出访带回的信息是：多个西欧国家存在希望解决资金过剩问题的急切心情。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

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说：“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进行了研究，并广泛征求了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

华国锋肯定了这个思路，说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李先念提醒要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他说：“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

虽然有这样一些顾虑，高层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

萧冬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在内，整个高层普遍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心态。因此，国务院务虚会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急于求成的情绪。

12月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商业贷款和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扩大企业自主权

对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破题，最初从上到下都把目光集中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

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国家经委再次组团访问日本。考察团中的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均表示，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在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考察团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和企业改革的问题。

李先念支持这个报告，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8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随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归程中向华国锋提出，让四川改革先行一步，一是给农民特别是盆地周围山区的贫困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的权利；二是赋予国企改革的分配权，以激发其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华国锋同意让四川先搞改革。

当年10月，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6家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允许在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经过三个月的试验和讨论，四川省委在次年2月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随后，云南省、广西柳州市也先后仿效四川省的做法。

国家经委支持这些地方的试点，经过调研，形成了“扩权十条”。但财政部担心扩权让利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在1979年7月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云南省代表用数据说明，扩权不但没有影响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最终说服了财政部代表，达成了扩权改革的共识。

袁宝华说，从深层次讲，企业扩权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最后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开端。

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突破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本来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项：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规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才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事实上，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来的。

但11月12日，陈云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放炮”，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陈云提出了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以及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平反，及其他几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在各组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亲历这次会议的于光远回忆，这个会议还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个阵营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三十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都直接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发言都很坦率和尖锐，不模糊，不藏头露尾，把汪东兴等也点了出来，而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这把1978年的这场全国性大讨论，引向彻底和深刻。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由于形势的变化，邓小平重新起草了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了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

此外，他还谈了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