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1日,上海霞飞路法租界,时任国民党中统负责人范争波的公馆外,从中午起就有一批小贩、修补匠等不断的进入了周围的弄堂里。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特科(全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红队的成员。而这些红队成员今天的任务是让一名叛徒血债血偿。
特科是党中央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中央特科就明确了其主要任务为: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
特科中,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
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第一任科长为陈赓大将。
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
而本次行动的红队就是特科中三科的别称。在特科的设置中,三科是行动科,该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此时的科长为顾顺章兼任。
三科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和苏区红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行动科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被称为“红色恐怖队”,这也是红队名称的来源。
红队今天要杀的叛徒,叫做白鑫。
白鑫是黄埔军校四期生,1927年,曾经在叶挺的教导队任党代表,1928年在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工作,1929年调入上海军委任军委秘书。
此时的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投机分子接二连三地宣布脱党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敌人。刚来上海不久的白鑫,心中也不免胆战心惊。白鑫通过他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弟弟白云深,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
面对范争波,白鑫将我党的秘密全盘托出,并承诺协助范争波去抓我党的大人物。
1929年8月24日,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正在此开会的中共中央高层突然被闯入的警探包围。正在参会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一和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部部长邢士贞,上海总工会副总指挥张继春被当场逮捕。而作为该场会议记录员的白鑫也当场被逮捕。
当然,白鑫被逮捕,只是一出苦肉计,因为在此开会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给范争波的。
江苏省委机关经此事遭到彻底瘫痪。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十分震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指示中央特科迅速摸清情况,千方百计营救所有被捕人员。
接到任务后,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亲去见国民党特务机关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是上海滩上中共的内线,陈赓很快从杨登瀛处获取了白鑫已叛变投敌的情报。而此时蒋介石已下达了杀害彭湃等人的命令。
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枪杀。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特科“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白鑫自知最大恶极,中央特科万万不可能放过他,所以一直隐身。范争波为他找了一个隐秘的地点不肯轻易露面,一切衣食住行都有专人送达。
因为白鑫非常谨慎,基本不会出门,所以特科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锄奸机会。
在彭湃牺牲的第7天,陈赓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白鑫出现在上海威海路达生医院去看病。白鑫看病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叫柯林,白鑫很相信他的医术。但白鑫做梦都不想到柯林也是地下党。
原来白鑫患了疟疾,因此只能来医院找之前就熟悉的医生看病。柯林在为他开罢药方后,试图将他稳在医院,趁机发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见柯林离开诊室,随即不辞而别。
发现白鑫离开后,柯林医生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给了特科红队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很有能力,但后期变成了一个最危险的叛徒,有机会咱们可以单独讲讲他的故事)
柯林判断后,认为白鑫的病尚需几个疗程才能好,顾顺章遂策划在白鑫再次到达医院就医时行刺,并安排了红队相关人员在医院附近埋伏。
然而,白鑫再也没有外出就医,而是重金请柯林只身到他的住所为其诊治。这一次看病虽然没有找到到刺杀叛徒的机会,但特科却掌握到白鑫藏身于范公馆这一重要情报。
时隔月余,杨登瀛传来情报,白鑫最终确定将于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顾顺章、陈赓和谭忠余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此后,就有了故事开始时的那一幕。
当日晚上10点,范公馆附近寂静冷清的路上,突然有两辆车开到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
过了大约一小时,六、七个人从43号范争波公馆后门出来,往汽车的地方走去。走在前排中间的是范争波和西装革履的叛徒白鑫,身后是保镖和范争波的弟弟。
确定叛徒白鑫出现后,红队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波子弹击中。白鑫顿时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一面拔枪还击,一面夺路而逃。
白鑫的保镖随即开枪抵抗,在前门给范公馆看门保卫的法租界巡捕也前来护卫,一时枪声大作。枪战中,负责保护白鑫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身中3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连中6弹,当即毙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
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20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其中一颗致命的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
这次历时12分钟的战斗共射出子弹96发。打死白鑫后,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当巡捕赶来时红队早已无影无踪,现场只有被击毙的尸体和重伤者的痛苦声音。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中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至此时,特科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1929年下半年,红队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到1934年底,红队遭到“中统”破坏,大批人员被捕。时任队长的“老广东”邝惠安也被逮捕后杀害,特科红队就此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