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帮大佬，大家先想到的一定是青帮的黄金荣和杜月笙。但实际上，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才是上海滩真正无人敢惹的狠角色。
黄金荣和杜月笙都多次告诉门下弟子：“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王亚樵往上三代都是以务农为生，家境贫苦。但是王亚樵的父亲王荫堂还略通一些医术，平时走街串巷的给人看病补贴家用。所以节衣缩食之下，还是将王亚樵送进了私塾读书。
王亚樵聪颖过人，曾在清末科举考试中考中秀才，而且还名列前十名。（也有资料说王亚樵虽然参加了科考，但未考中。不过说王亚樵考上的史料相对权威，王家后人也是这么叙述的，故此我采用了这部分史料）
王亚樵秉性倔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亚樵有古烈士风。
王亚樵
虽然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但王亚樵对清政府失望透顶。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也让那一年22岁的王亚樵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王亚樵也响应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联合几个同乡在合肥组织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但因为这个时候，新旧势力打算借机会夺权的人很多，很快又有人组织了不同的军政府，和王亚樵他们发生了冲突。王亚樵的几个朋友遇难，王亚樵逃亡南京。
在南京，王亚樵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并受命回安徽组建支部。王亚樵的演讲感染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极强，社会党支部在安徽发展很快。但这又招来了军阀的忌惮，北洋军阀皖督倪嗣冲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镇压通缉。
社会党的很多人因此牺牲，王亚樵于1913年秋率领一班同志，出亡上海。这一班人马，就是“斧头帮”后来的核心成员。
王亚樵（中）与斧头帮核心成员
彼时，在上海有很多的安徽籍的劳工，他们大多数都在码头从事劳累的体力活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的他们，由于势单力孤，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
为了帮助这些劳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王亚樵在上海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会”。
一次，一个资本家恶意克扣了一名安徽劳工的工钱，还毒打了来讨要工钱的安徽劳工。
王亚樵知道后大怒，让人连夜在铁匠铺打了一百把锋利的斧子。第二天带一百名大汉拿着斧子冲到了资本家的院子里。
资本家见势不妙，马上赔礼道歉，第一时间结清了拖欠的工钱，并赔偿了被打伤工人的医药费。“斧头帮”的名头不胫而走，也有越来越多的安徽籍劳工加入了“斧头帮”。
此后，哪个安徽籍劳工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斧头帮”就一拥而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或砍或杀，异常凶猛。
由于王亚樵处事公正，说一不二，又肯为自己的兄弟出头，很快他的“斧头帮”就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劳工会会员达十几万，拜在他门下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门徒最多时有数千人，他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领袖，被尊称为“九哥”。（因其字九光）
黄金荣和杜月笙这样的上海滩帮派大佬，也关注到了“斧头帮”的崛起，对王亚樵进行了几番试探。最终，黄金荣和杜月笙得出了一个结论：魔鬼可以惹，但是不可以惹王亚樵。
1923年，当时实际掌控上海军政大权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因与上海警察局长徐国良分属不同的军阀派别，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决心除掉徐国良。
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联系了王亚樵。在杭州督军官邸，卢永祥热情地招待了王亚樵，并且答应事成之后，奉送湖州一地，枪支四百条，并当场给予王亚樵两万大洋做经费。
1923年11月12日，王亚樵趁徐国梁去温泉浴室泡澡之机，派出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赶到温泉浴室，一阵乱枪将上海警察局长徐国良当场击毙。
卢永祥对王亚樵非常器重，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之地为王亚樵练兵。
王亚樵此后在湖州招兵买马，吸引了各方人材汇聚湖州。在前来投奔王亚樵的人中，王亚樵和戴笠、胡宗南最为意气相投。
后经胡抱一提议，王亚樵与胡抱一、戴笠、胡宗南四人结拜为金兰兄弟。
1924年10月，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亚樵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寡不敌众，始护卢永祥退至上海。
最终卢永祥被迫通电下野，远走日本。王亚樵重归上海“斧头帮”。戴笠、胡宗南分别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与王亚樵分道扬镳。
后来戴笠得势，以蒋介石为师，与王亚樵形成对立，各走极端，王亚樵反蒋介石，戴笠保蒋介石，结拜兄弟自此反目成仇。
孙中山先生号召北伐后，王亚樵全力支持，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任安徽副宣慰使，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双方相持数月。
翌年春王亚樵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而王亚樵的很多兄弟被陈调元杀害，与王亚樵结下大仇。
王亚樵到南京时，正赶上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北伐中道而废，让王亚樵非常伤感。
1927年，王亚樵出席南京奠都典礼大会时，公开发言指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蒋介石不满。
蒋介石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张祥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王亚樵寓所，入内逮捕王亚樵。但王亚樵所带的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且非常擅战，反而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王亚樵成功率领下属脱逃，回到上海。
此后，王亚樵的仇人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蒋介石，升任安徽主席。为帮死难的兄弟报仇，王亚樵力主刺杀陈调元。
1928年秋，王亚樵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遂派出斧头帮精干人员前往刺杀陈调元。
但陈调元命大，刚好提前离开了。斧头帮的杀手没寻找到陈调元，只能顺势击毙了助陈做坏事的张秋白。
陈调元听闻张秋白被王亚樵所杀，惶恐万分，辞去安徽省主席，请求调离避难。
1930年，有人买王亚樵去杀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许诺事成之后以江安号轮船作为酬谢。而赵铁桥这个人之前为蒋介石做内应，害死过王亚樵的兄弟，王亚樵也恨之入骨，就顺势接下了这个活。
7月24日上午8时许，早就埋伏好的斧头帮杀手乘赵铁桥下汽车进招商局的过程中，四支手枪齐击，赵铁桥当场身亡。附近巡捕见斧头帮杀手凶悍，都主动避之，不敢和他们正面冲突。
这几次刺杀行动，为王亚樵赢得了“刺杀大王”的名声。
收买王亚樵刺杀赵铁桥的人，也如约把江安号轮船交给了王亚樵。
但江安号轮船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交船，双方相持不下。
王亚樵于是派人乘夜将位列上海滩青帮三巨头的张啸林住宅后院墙炸了个大洞，以示警告。
王亚樵认为，杜月笙、张啸林虽势力雄厚，但妻妾成群、家财万贯，断无同人以命相拼的勇气。
事情进展果如王亚樵所料，王亚樵再派出数百人，手持利斧，上船逼张延龄交船。张延龄逃进杜月笙府求助，杜月笙害怕招惹王亚樵，请黄金荣出面向王亚樵求情，主动向王亚樵道歉赔罪，并立即交出江安号轮船。
王亚樵收回江安号轮船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并向杜月笙索要十万大洋。名为索要，实则就是敲诈。杜月笙虽痛心至极，但因惧怕王亚樵和斧头帮不要命的玩法，最后还是给了王亚樵十万大洋并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力压上海青帮三大亨，更让王亚樵和斧头帮名声大噪。
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俞演俞烈，蒋介石竟下令软禁胡汉民，胡汉民的家属找到王亚樵，出20万大洋买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与蒋介石交恶由来已久，当即应允。
此后，王亚樵安排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蒋介石至庐山。但发现上庐山的路上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
为此，王亚樵买来十几只火腿，用刀将火腿中间削空，然后将枪置于其中，再用针线缝好，外面涂上一层盐泥，几乎是天衣无缝，由王亚瑛、刘小莲两妇女将藏有枪支的火腿分送庐山。
华克之等人取出枪支后，将火腿随意扔在了路边。但这一随意的举动，却最终使得刺蒋失败。
蒋介石的侍卫在巡逻中偶然发现了一只火腿，他们发现这只火腿外表完好，可是中间却明显被人用刀削空了。他们分析一定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因而蒋介石的侍卫一方面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封山搜索。
6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散步，被王亚樵手下杀手陈成遇见，陈成本想等蒋介石走近以后再开枪，不料却被巡逻警卫发现行踪。迫于无奈，陈成只好冲出树林对着相距甚远的蒋介石开枪射击，一击不中，反被蒋介石身边侍卫乱枪打死。史称庐山刺蒋。
庐山事件之后，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反对之声也越来越高。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但又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
各方反蒋人士汇集到上海商讨，最终决定刺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最终，大家公举王亚樵承担刺杀工作。
王亚樵探听到宋子文将于7月23日上午7时抵达上海北站。遂在23日清晨，安排华克之带斧头帮各部人员携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
宋子文下车后，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因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色西装，同戴白色拿破仑礼帽，身高年龄相仿。斧头帮杀手误将唐腴胪认做宋子文而将其当场击毙。负责指挥全盘行动的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后人称之北站刺宋。
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亚樵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亚樵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克之转递，使中共《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
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出钱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共产党员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丢了东北三省的张学良去上海休养。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学良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他，他都能摆平。但杜月笙向张学良说完这番话以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遇到王亚樵你要小心。
杜月笙的话果然被说中了。此后不久，王亚樵就在张学良公馆门前放了一枚拆去引信的炸弹，并让杜月笙转告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以上三条务必择一而行，否则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
杜月笙深知王亚樵的厉害，便奉劝张学良早日离开上海，以免王亚樵实施暗杀。张学良深感恐惧，立时离沪。
一·二八，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十九路军全力反击。王亚樵于当天召集斧头帮帮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由20个大队组成的淞沪抗日义勇军，全力配合十九路军抗日。
此后，王亚樵又选拔斧头帮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
“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成员龚湘龄选拔水性精良的水手7名进行训练后，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将“出云号”严重炸伤，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
王阿毛是斧头帮成员，也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一天王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前线。王阿毛驾车驶至黄浦江边，加足马力，飞至江心，与几十名日军同归于尽，殉国之年不到30岁。
淞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
上海爱国军民对此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
此时，距离“天长节”仅十几天，时间紧迫。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中国台湾人参加，中国大陆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
王亚樵即密约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领袖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
朝鲜人尹奉吉临危授命，抱必死之心前往行刺赴会的日本高官。
4月29日，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将装有定时炸弹的军用水壶和便当盒悄悄放在台下，坐旁看望。
白川义则、重光葵等10余名本军政界高官登台后，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
尹奉吉恐怕定时炸弹威力不够，又将手榴弹扔上高台。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在本次袭击中被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重伤，日酋共死伤13人。
白川义则
“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一雪了国耻。
刺杀执行人尹奉吉被日军当场抓获，并被押往日本，于1932年12月19日被日寇杀害，时年24岁。1945年日本战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安葬。
南京得知此事后，蒋介石问戴笠何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蒋介石遂令送四万大洋给王亚樵。特务头子、也是王亚樵的结义兄弟胡抱一将四万大洋送至上海交给王亚樵，要王亚樵回书答谢。
王亚樵说：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蒋介石见拉拢未成，又派胡宗南前往笼络王亚樵，胡宗南向王亚樵提出愿与其共同组建安徽省政府，王亚樵婉言谢绝。
蒋介石此后又派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去见王亚樵，欲以陆军中将职位收买王亚樵，王亚樵再次拒绝。蒋介石三次拉拢王亚樵未成，遂怀恨在心。
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复又袭击上海，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偏袒日本。
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率领斧头帮杀手刺杀李顿，并将杀手埋伏在李顿国际调查团所住的上海华懋饭店内。但因这次的杀手行事不谨慎，在埋伏等待时携带枪械上街，被四马路巡捕房擒获，刺杀李顿之事泄露，王亚樵被蒋介石通缉。
而王亚樵利用斧头帮的势力和自己的冷静，两次躲过了国民党政府的抓捕。
蒋介石又派戴笠、胡宗南与胡抱一三人来上海，通过中间人和王亚樵谈和。最终，因为立场不同，王亚樵和三位结义兄弟不欢而散，和谈无法达成。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王亚樵。在当时蒋介石其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悬赏金额也不过十万大洋，而对王亚樵的悬赏金额竟高达百万大洋。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重视”程度。
因为在上海的压力越来越大，王亚樵带领斧头帮核心成员乔装改扮，潜入到香港避难。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后，就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不断会面商讨后续行动。
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介石，以救国难。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潜回南京主持成立晨光通讯社，装扮成记者，以采访为名，寻机暗杀。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指示华克之利用这个机会动手除掉蒋介石，由取得记者证件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孙凤鸣曾经是十九路军的一名中士，在军中就以枪法极准，百步穿杨著称，曾多次和日寇作战。在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解散后，孙凤鸣愤然退伍，加入了斧头帮的铁血锄奸团。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孙凤鸣也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带进中央党部大礼堂。
开幕式后，所有参会人员合影，汪精卫就坐前排，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
孙凤鸣见杀蒋不成，便将愤怒的枪口对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他高呼：“打倒卖国贼”后，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身中三枪，一枪击中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后导致汪精卫于九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而孙凤鸣也当场被卫士开枪击伤肺部，于第二天凌晨伤重去世。
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郑介民派遣了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
刺汪案发生后，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与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
王亚樵对此感到怒不可遏，召集斧头帮核心成员商量对策，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经过商议，王亚樵决定刺杀正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介石反击。
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
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刘镇南、裘积玉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外出归来，准备步入寓所之际，埋伏在唐公馆隔壁汽车间的刘镇南、裘积玉闪身而出，对准唐有壬连开三枪，唐有壬栽倒在寓所门前，当场毙命。
汪精卫遇刺案尚未平息，唐有壬又遇刺身亡，一时间国民党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特务登上开往香港九龙半岛的轮船，前往抓捕王亚樵。
但此时，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已经出面买通了港督葛洪亮，让他庇护王亚樵。
戴笠一行抵达香港九龙码头，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这时，香港警察突然出现在码头，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为由，搜出了戴笠携带皮箱中的两支手枪。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罪将戴笠拘留，直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交涉后才被释放。这一次，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
戴笠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除掉王亚樵，绝不罢休。
1936年2月，王亚樵偕斧头帮部分核心成员去到广西梧州。期间，王亚樵三次去南宁见李宗仁和白崇禧，期望他们出兵反蒋，但都被拒绝。
为了再寻出路，王亚樵拟出带领斧头帮去延安，投奔中共。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中共接洽，并获得了毛主席的批准，不日就要前往延安。
此时，戴笠到香港捉王亚樵扑空，也探听到王亚樵前往了广西，但具体地点不知。
为找到王亚樵，戴笠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监狱。
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又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让她说自己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936年10月间，已经探知王亚樵所在地的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
10月20日，于婉君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军统特务陈质平率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婉君的屋中。王亚樵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为向戴笠和郑介民邀功，特务又残忍的用刀将王亚樵的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
一代刺杀大王，最终死于刺杀之下。上海滩一代霸主，最终谢幕在广西梧州。
毛主席评价王亚樵说：“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王亚樵死后，斧头帮的多位核心人物投奔到共产党旗下，为后续的抗日和解放事业贡献了很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