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他为什么要和哥哥鲁迅断绝关系？晚年的结局又如何？

鲁迅和周作人

八道湾兄弟反目

1923年7月19日，盛夏的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前院。

鲁迅正伏案写作，突然弟弟周作人一脸怒气地走了进来，啪地一声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拂袖而去。

鲁迅有些错愕，他展开信，信上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显然是一封绝交信，周作人已经不再叫他哥哥，而冷冰冰地称他为鲁迅先生。还让他不要再去后院（周作人一家住的地方），并且让他自重，自重什么？

鲁迅震惊的同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周作人说的是哪件事？他让佣人去叫周作人过来，想问问清楚，后来佣人回复，周作人不愿过来。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形同陌路，见面话都不说一句，鲁迅开始忙着到处找房子。

八道湾十一号（三进的大院，分前院、中院、后院）

1923年8月2日，鲁迅和朱安搬出了八道湾十一号。这时距他接到周作人那封信，只过去了两周。

这一年鲁迅四十二岁，周作人三十八岁。

他为什么要和鲁迅决裂？

一切发生得太过蹊跷，就在决裂前的月初，两人还兄弟怡怡，一同逛街。

鲁迅日记：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三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1923年4月，决裂前三个月，周作人（左一）鲁迅（左二），摄于北京世界语学会

可以这么说，从小到大，一直到决裂之前，鲁迅待这个二弟真的是关怀备至。

他曾给江南水师学堂任职的叔叔写信，帮年轻的周作人上了水师学堂。鲁迅赴日后，又经常和周作人通信，交流在日本的信息与思想。

于是毕业后，周作人也追随鲁迅的足迹，赴日留学。而鲁迅的弃医从文，也直接影响了周作人走上文学的道路。

1909年，在日本的周作人与房东雇佣的女仆羽太信子结婚。

羽太信子，周作人，以及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

鲁迅作为长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只好先行归国挣钱。他每月都寄钱给周作人，资助其在日本继续留学。

《鲁迅自传》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也在其列。

周作人回国之后，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推荐周作人进北大任职，后周作人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讲授欧洲文学史。

在周作人进北大之前，鲁迅甚至把自己编著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署上了周作人的名字，帮他增加知名度。

就连他们一家在北京买的八道湾十一号院，3500大洋，也是鲁迅出了大头，而大家一块住。

鲁迅

就是这样对兄弟关怀备至的大哥，居然收到了二弟的绝交信，鲁迅的心情不可谓不沉重。在搬出八道湾后，他终于大病一场，长达一个半月。

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几个月后，兄弟之情遭遇了更严厉的打击。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自己的藏书和物品，周作人居然大打出手。

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启孟即周作人）

据当时在场的章川岛回忆，屋里西北角三角架上，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拿起来骂骂咧咧地就要砸鲁迅，幸而被他抢下。

经此一场大闹，两人的兄弟情分彻底缘尽。而此后，两人对这件伤心事，是守口如瓶，不愿再谈，没给世人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当年，周作人穷得不得不拿日记换钱度日时，还不忘剪去日记中与此事相关的十几个字。

八道湾十一号现在为周氏兄弟故居

对于中国两大文豪兄弟决裂的大瓜，吃瓜群众盼了近百年，也没等到最终的决裂原因。但从亲朋好友提供的信息里，逐渐形成了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都和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有关。

第一种说法是因为经济原因。

当时在八道湾，因为朱安没有被鲁迅接纳，于是二太太羽太信子为一家人管账。鲁迅和周作人挣的钱都交给她。但她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看病要看日本医生，出门要坐汽车，光仆人就雇了六、七个，常常弄得鲁迅要向朋友借钱，一来二去就造成了兄弟间的罅隙。

鲁迅母亲鲁瑞与朱安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后的邻居俞芳曾回忆，鲁迅的母亲鲁瑞对人说过：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 出自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而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过：

“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与许广平，儿子周海婴

鲁迅还回忆，针对信子铺张浪费的毛病，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但是信子有歇斯底里的毛病，一受刺激就大喊大叫，然后就晕倒在地。这么一装死，周作人就屈服了。最后他只能牺牲兄弟间的友好，换以小家庭的安宁。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失敬问题。

具体点说，就是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还有一种更八卦的说法是鲁迅曾偷看信子洗澡。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质疑此说法：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

鲁迅之子周海婴

不管最终原因如何，兄弟二人的感情再也无法恢复。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两人都未和解。

鲁迅母亲曾回忆在绍兴时，长庆寺龙师父给兄弟两人都取过法名，鲁迅法名为“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法名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

没想到，几十年后一语成谶。两兄弟的命运恰如《诗经-小雅》里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而更重要的是，兄弟决裂后，鲁迅和周作人各自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鲁迅最终成为了民主战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主，民族英雄。

而失去了大哥指导、关爱的周作人，极端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日伪时期，终因意志薄弱，落水附逆，成了叛国的文化汉奸。

文化汉奸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

北平沦陷，日军进入前门大街

1937年9月，北平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遵国民政府令开始南迁。

周作人的同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教授梁实秋、叶公超等一起南迁。

照理说北大教员都应随校南迁，除非老弱病残。但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为由，拒绝南迁。

由于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之一的历史和中国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和影响力，让各界人士十分担忧其在沦陷区的选择。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赫然出席日伪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4月底，消息传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接下来的日子，周作人迫于形势和舆论，没有和日伪做更多明目张胆的接触。

1938年8月4日，在伦敦的胡适也写信赋诗，劝周作人南下，不要再在沦陷区趟浑水。（其时，胡适已同意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在美宣传中国抗日战争。）

周作人和胡适

其诗中写道：“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喻意虽然南下很辛苦，可智者要明白其中的轻与重啊。

可周作人的回信依然托辞家累太重：“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他说得也对，那时八道湾确实住了不少人，可惜大都是日本人。鲁迅当年搬出八道湾后，鲁老太太和朱安也跟着搬出。后羽太信子把自己的父母、弟弟都接了过来，加上本就住在八道湾的妹妹芳子（嫁给了鲁迅三弟周建人，后离婚。），一大家子都是日本人。

周建人（左一）羽太芳子（左二）鲁瑞（左四）周作人（右二）羽太信子（右一）

作家郑振铎的回忆也侧面说出了周作人不肯南下的原因：“那时许多人都劝他南下……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1939年元旦，上午，周作人正和前来贺新年的学生沈启无畅谈正欢。

佣人进来说两位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求见。周作人一向对学生来者不拒，于是让佣人引入。

进门的两个青年递上介绍信，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说：“这就是周先生。”

周作人接过信还没看完，那青年突然从衣袋里拔出手枪，对准周作人腹部就是一枪，周应声倒地。沈启无惊慌失措，也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两个青年见事已成，就从容退出门去。

在门外，开枪的那个却被赶来的佣人扑倒在地。他向院外大叫：“九哥快来！”，话音未落，门口放风的一人冲进来，照着佣人就是几枪，两个学生乘机逃脱。

屋里的周作人，惊恐地摸着腹部查看，算是命大，子弹穿过棉服恰好打在毛衣铜扣上，只是有些轻伤。而沈启无左肩中弹，后奔去医院。

1939年1月3日，专门拍照指出被刺杀的部位

正是这次刺杀行动，加速了周作人落水为奸的脚步。

周作人事后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而日本军警则认为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

多年以后，这段历史渐渐清晰。此事为军统控制的“抗日锄奸团”所为。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为惩戒汉奸卖国贼，策划了一系列的刺杀行动（比如刺杀张啸林，傅筱庵等）。

十天之后，周作人正式落水。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不久又兼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他深陷卖国求荣的泥潭，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周作人在苦雨斋

1940年12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相当于教育部长）。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居然参拜靖国神社！还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彻底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与尊严。

而他附逆后的生活也日渐官僚化，经常大摆宴席，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上千元，仆人最多时居然有二十三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6日，周作人作为汉奸被逮捕。

周作人在南京受审

1947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 “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周作人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时年，周作人六十二岁，晚节不保。

凄凉的晚年

1949年1月，国民党溃败。监狱疏散犯人，周作人于1月26日被保释出狱。

建国之后，人民政府将在日伪政府和军队中任县团级以上职务者定为汉奸，所以周作人仍被认定为汉奸。

周作人因想获得新政府的宽容，以及解决自己的生计、房产问题，曾给毛泽东写过信。

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为此给主席写过“拟办请示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主席后来在信上批示“照办”。为周作人的余生定了调。

可后来周作人的认错信，写了两遍都没通过。因为他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认为这显然没法向群众交代。

因为检讨不过关，房产问题当然无从谈起，而且司法机关向他宣布“剥夺相关政治权利”，定期要向派出所、街道汇报思想和生活情况，不许乱说乱动。

这政治权利就包括选举、言论、出版的自由。到1958年时，其恢复选举权的申请还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周作人晚年的生计主要依靠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书籍，以及撰写一些鲁迅相关的回忆文章（《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

挣钱途径减少，经济常常陷入困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甚至不得不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写信借钱，艰难度日，甚至变卖日记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