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与舒婷
在“朦胧诗”三巨头中，顾城与舒婷是好朋友，顾城一直把比他年长四岁的舒婷尊称为“干姐姐”，他们曾经合作出版过《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因为此前舒婷刚刚出版了诗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发表，因此这本诗合集只收录了她近二十首诗歌，顾城的作品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排版前，顾城主动提出将目录中的署名去掉，并模仿了舒婷的诗风写了几首，使整本诗集看起来更为平衡。由此可见，顾城与舒婷友情之深厚。
除了前文所说的与谢烨牵手到邮局领稿费、不愿意看到谢烨在人前穿游泳衣之外，在舒婷与顾城的交往中，有许多事情令她印象深刻。
1992年，顾城、舒婷等人应邀到美国参加诗会，吃早餐时，顾城把舒婷吃剩的半块蛋糕拿来吃了。舒婷觉得很奇怪，就说，顾城，那边有很多的。谢烨告诉舒婷，那天早上，顾城已经吃了七块蛋糕了。当时美国方面给与会诗人的待遇很优厚，每三天就给两百美金的餐费，旅馆提供早餐，晚上都有宴请，所以一般只需要自己找午餐来吃。用舒婷的话说，“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然而顾城舍不得花钱吃午饭，便在早餐时大吃特吃，然后睡觉，下午四点起来后再吃免费的晚饭。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顾城，心理已经不大正常。这让人想起顾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
随后，又发生了前文提及的谢烨要给木耳买礼物顾城不同意，坐在地上不愿起来的事件。有人因此认为顾城小气、吝啬，连那么一点小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儿子身上。但舒婷并不这么认为，舒婷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所认识的诗人中，在花钱上面比较像男子汉的，一个是北岛，另一个就是顾城。80年代初，舒婷到北京开会，顾城等六个写诗的朋友到宾馆看舒婷，中午，舒婷决定在宾馆附近的饭馆请他们吃饭。令舒婷惊讶的是，到了饭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自顾自地说笑、打闹，任由舒婷一个人去点菜、付钱，再把买来的菜和啤酒一份一份地送到他们面前。“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最后舒婷没让顾城付钱，但对另几个诗人的吝啬已刻骨铭心。
在80年代如此大方而具有绅士风度的顾城，到了90年代，怎么小气到连两美元的纪念品都不愿买给儿子了呢？后来，舒婷才知道，顾城突然“小气”起来，实在有着说不出口的苦衷：“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忆顾城》）
1981年，顾城也写过一篇关于舒婷的文章，这篇题为“爱的光波”的短文，题材似可归入时下报纸时常发表的人物通讯一类。文章通篇讲述的是舒婷的生活经历与诗歌的隐秘关系，没有涉及两人之间的交往。在文章中，顾城这样写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她的诗呢？是因为她新鲜的语言？是因为她独特优美的联想？是关于她性格的传闻？是因为她获得新诗奖？……呵！我想，更多的，还是因为她在诗中展现的那颗善良的心吧！”“有人把舒婷的思想归纳为‘博爱思想’，我觉得这是一种曲解。舒婷爱的‘人’，是人民，是和她共命运的中国人民。”顾城不愧为舒婷的好友，他是理解舒婷的。
顾城与北岛
舒婷与顾城情同姐弟，“朦胧诗”另一巨头北岛与顾城同样颇有渊源。
表面看来，虽然同为80年代中国诗歌界的代表人物，但顾城与北岛的形象、气质、作品风格等方面截然不同。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诗歌取向，北岛身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怀疑和担当的英雄气质，这种形象高大而倔强，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顾城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岛坚决、刚硬，毫不妥协；顾城稚气、单纯，充满童心。
这些特点，在1986年与北大学生座谈时表露无遗。“北岛持重木讷，面无表情，话少，但条理清晰。顾城着浅白色中山装，戴一顶白色绒线帽，白净脸蛋，巧笑动人，舌生莲花，是三人中最能说会道的。我记得有一张条子是要北岛回答的，北岛还在沉吟，顾城已接过话筒，‘这个问题我替北岛来回答’，张口滔滔不绝。不过，顾城说话的时候并不看听众，而是抬头望着空中的某处，他的声音也仿佛从某个极远的地方传来，仿佛山洞中幽咽的泉水，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顾城在说话，而是某个温柔的精灵通过顾城的嘴在说话。我敢保证连顾城自己都被那声音迷住了。”（西渡：《燕园学诗琐忆》）
对于自己与北岛的区别，顾城曾经在《等待这个声音》中用“爬墙”作过比喻：“我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园的墙，一爬进去呢，自然有很多动物；但是我要去拜见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动物，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我喜欢的那些小虫子。”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尽管顾城的大部分作品像童话一般纯净优美，但也有少数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怀疑精神，比如《两个情场》：“在那边/权力爱慕金币/在这边/金币追求权力/可人民呢？/人民，却总是他们定情的赠礼”；尖锐、凛冽，以“情场”为桥梁，将金钱、权力与民众的关系揭露得一针见血。又如《石壁》：“两块高大的石壁/在倾斜中步步紧逼/是多么灼热的仇恨/烧弯了铁黑的躯体/树根的韧带紧紧绷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耸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发/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这一滴却在压缩中突然凝结/时间变成了固体/于是这古老的仇恨便得以保存/引起了我今天一点惊异”。诗意紧张而干脆，极具象征意味，厚重的历史感凸显无遗。
最令人惊讶的是《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一诗，它的意韵、内涵与北岛的《雨夜》及《结局或开始》简直异曲同工，甚至有些句式都极为相似。这首诗创作于1980年10月，即使不比北岛的《雨夜》和《结局或开始》更早，至少也是同一时期。
顾城后来逐渐淡出这一不甚擅长的主题，回归到花草与自然之中，用一大批佳作进一步确立了“童话诗人”不容动摇的地位。也正因为他与北岛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诗歌的田野更为丰富、葱茏。
令人遗憾的是，80年代中期顾城出国以后，其作品的“童话”虽然仍在，但已不再明媚，而是遍布梦呓般的“超现实”，远不如80年代初期受人瞩目了。看看下面这首《虎坊桥》：
老虎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你看事不太好
窗子下的猫脸朝上
看向日葵
你一下拿出了那个钉钩
掉了的枰盘在麦穗上
麦穗掉了麦秆站着
依莲娜是瑞典画家
他们一下砍掉了他的脑袋
三分之一你能和老鼠说些什么
他们拉他过去
又拿着毛乎乎的椰子回来
在路灯下一刀
你劝他告诉他这一回
要把腿掰了
小椰子里边也长头发
〈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
他们在后边走在后边
〈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
你靠前边一下子笑了
在《关于〈城〉的两封信》中，顾城专门提及《虎坊桥》中括号的用法，他认为，“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和“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两句中的括号之所以用单书名号“〈〉”，而不是圆括弧“（）”，是因为“〈〉”有字幕、书名的暗示。可是，这丝毫无助于改变这首诗的实质。这些结构凌乱，思路拥堵，上句不搭下句，整个儿不知所云的诗句，很难相信是出于有“天才诗人”之誉的顾城之手。
类似的诗歌顾城写了不少，比如《琉璃厂》《鬼进城》《白塔寺》《建国门》《象来街》等。也许顾城这样写自有他的想法，但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这不是诗歌，顶多是徒有诗歌的形式而已。如果这样的文字也能算是诗歌，如果诗歌真的如此容易完成，那么，也就怪不得90年代以后世人会发出“一块石头砸下来，砸到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诗人”的感叹了。
不独顾城，北岛在出国之后，也走向了同样的循环。北岛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随笔，都缺乏早期深入骨髓的批判性，精进的不过是写作的技艺，思想的光芒逐渐减退。特别是他的散文随笔，除了一部分颇有情趣，大部分要么讲述与世界名家的交往，要么游走于休闲美景之间，要么在这里朗诵在那里开会，虽然文笔日益精湛，但总让人觉得缺少了某种厚重的思想。当前的北岛，与七八十年代时候给人的印象，已经偏离很远了。
舒婷与北岛
舒婷与北岛的关联可以从一首诗说起。北岛写过一首诗名为《一切》：在北岛那时的眼睛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而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是界限不清的灰色。套用一个说法，就是一代人的诗情，无法原封不动复制。总之，这首诗在当时，被一些批评家当作“虚无”、“悲观主义”的例证。
可能是舒婷当时也觉得北岛有些不够全面，所以，舒婷写了《这也是一切》来呼应。而关于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有一个副标题，“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批评北岛的人便引用舒婷的这首诗，来进一步反证北岛的不是。这种评论方式让舒婷不安，她赶紧在文章里申明说:有的批家把我的诗跟北岛的《一切》进行比较，并给他冠上虚无主义的美称，我认为这起码是不符合实际的。舒婷说，我笨拙地想补充他，结果就思想和艺术都不如他的深刻、响亮和有力。
舒婷的这个说明，是必要的，也是真实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比较的“全面”，比较的不“悲观”，并不能说就是比较的好诗。
诗人就是要将我们心中的美放在放大镜下吟唱出来，所以他们拥有更敏感甚至偏执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