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诗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流传久远的一种诗歌形式，它主要通过叙事、忆旧来怀人、寄情。西方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在《美感》中说：”一个有真正审美知觉的民族，创造出传统的形式，通过代代传颂意味深长的固定主题，表达出生活中朴素的哀怨情怀。”我们会发现悼亡诗中表达的感情不只是对亡者的无限怀思，对逝去岁月的追念，更有在看似悲观的哀叹中，寄托诗人对生命的留恋。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评价悼亡诗：“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一、从感人至深的名作看悼亡诗词的演变

祭悼文学在中国文学中起源很早，人类对死亡的认识是复杂的，古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在丧葬中常有巫术，其中的咒语可以说是祭悼文学的雏形。悼亡诗是对逝者的怀念，多用第二人称的手法，犹如写给亡灵来看，可能是给亡夫，也可能是给亡妻。最早如《诗经·唐风》中的《葛生》，就是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悼念之作。但是，由于古代女子精于笔墨者较少，所以后世以丈夫视角悼念亡妻的作品更多。

从《诗经》以后，悼亡诗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悼亡诗的形式有以下特点：语言明白如话、格调哀怨、结构严谨，通常用白描手法来刻画夫妻共同的生活场景或者记忆深刻的生活片段。晋代之前，悼亡诗的数量较少，现存的仅仅有《葛生》和汉武帝的《李夫人歌》，大都句式简单，内容质朴。

晋代潘岳的《悼亡三首》给后世悼亡诗很大的影响。在内容上，睹物怀人，气氛悲怆；在形式上，第一次用”悼亡”二字作为题名，围绕着悼亡妻的主题展开，用三首相关联的组诗。《悼亡三首》开创了悼亡诗的新的艺术境界，第一次在诗中直白地表达对妻子的深情怀念，打破了礼教的设防。

到了唐代，元稹的悼亡诗尤其引人注目，以《遣悲怀三首》最为出名。这三首诗用的是七律的形式，从对往事的回忆入手，写出对亡妻的怀念，”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千古流传的名句，情感深沉而幽怨。

宋代苏轼将悼亡的主题引入词中，最有名的经典之作是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从感慨生死两隔起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情感深挚，感人涕下，到”明月夜，短松冈”一句景语结束，留下无限韵味和想象。自苏轼后，又有贺铸的《半死桐》最为打动人。

明清两代，社会动荡，历史颠覆，诗人在悼亡的同时，还增添了一种国破家亡的悲愤和沉痛。汤显祖、徐渭、蒲松龄、王夫之皆有悼亡作品。清代悼亡词影响最大的是纳兰性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贵公子却情感细腻，重情重义。二十三岁，结发妻子辞世，他在接下来的八年生命中，写了约五十多首词悼念亡妻，寄托对妻子的怀念情感，还有对往昔生活的追悔。

此后，悼亡主题的诗词仍然层出不绝，但很少作品能超越前者。

二、从中西对比中看中国悼亡诗词的特点

与西方悼亡文学作对比，会发现西方的悼亡诗远少于中国的，在数量上十分悬殊，仅仅是约翰·弥尔顿、哈代、勃朗特等一些悼亡之作。究其原因，最终的就是中西方对死亡的态度不同，进而导致中国人谈”死”色变，而西方则是宁静平和。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死亡意味着毁灭，以及生存的无价值”，死亡是笼罩在人类生存上的巨大阴影。西方文明起源于两希文化，希腊文化的核心是”乐生恶死”，追求现世的安稳和享乐，伊壁鸠鲁说：”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而希伯来文化”乐死恶生”，他们认为死亡是通向天堂的必经之路，《圣经》中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死后灵魂可以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入极乐的天堂之中，使得生者减轻了亲人离世后的悲哀，增加了对死后的幻想，因此总体来说，西方对死亡抱着洒脱而平和的态度，所以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另一个美好的天国，弥尔顿想象他与亡妻的会面将是在天堂：”我仿佛看到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对于逝者的悼念作品就比较少。

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是没有轮回之说的，道教将”道”奉为圭臬，主张超越生死，达到”无所待”的境界，因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没有消解，不能平静地直视死亡，谈”死”色变。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对于死亡是采取避而不论的态度，所以，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者更是本着经世致用的态度，对死亡的恐惧是被压抑的，在悼亡作品中，表现出畏惧的态度。再加上西方的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女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互相是尊重而独立的地位，在一方离世后，不会有太多的愧疚和自责感。而中国的夫妻是互相绑定的关系，双方有着责任感和道德感，在悼亡中，常有生者表现出悔恨和自责的情感，一方死后，另一方会有强烈的自省意识，而且极力美化妻子的形象，将缺憾之处避而不谈。

因此，中国的悼亡文学表现出以下特点：美化逝者，对亡者的描写超出真实的程度，且侧重一个”善”字，妻子夜织棉衣的关爱，生活困顿时的无私奉献，但很少是描写的外在的体态美；从选取的内容上看，多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冷火补衣、轩窗梳妆的小事；从表达的感情看，中国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亲情，很少谈及爱情，带有强烈的伦理情味。

三、由死观生——悼亡诗词的价值

悼亡诗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因为其在中国文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首先是它摆脱了”三纲五常”的束缚，男女可以直接地表达情思，流露真情实感。夫妻长久地相扶持生活，当一方逝世后，另一方的情感如决堤般，虽囿于礼教，不能多言，但是在悼亡诗中，作者要做的是将情感本身外化，既是寄托自己的情感，也是将诗说给逝者，更加有一份尊重和真实在。

悼亡诗虽是对亡者的哀思，却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规律，唤醒了人们心中对生老病死的思考。人们忙于日常的衣食住行，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感受生命，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的体认。而悼亡诗就是将生死置于面前，将死亡的事实展露出来，引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和悲痛感，使逐渐麻木的心灵出现瞬间的震颤，思考生命的真谛，不只是对逝者的，还有对自我生命的深入思考。

元稹说：”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蒲松龄说的：”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这些诗作看似低沉而消极，实际上，”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在古人心中，有着深沉的生命的意识，人不能长生，因此古人常通过饮酒、秉烛夜游的方式来增加生命的长度和密度，体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可是，他们并不是简单执着于单纯的享乐，不然在亡者之后，可以另觅新欢，但是他们心中深处有着对生命的理智的思考，亡者令人悲叹，却也反作用于人们去清醒地把握生活，寻找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