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到了90年代，呈现出一派争妍斗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个时代的散文真正体现了其广博胸怀及多层次美学价值。90年代的散文繁荣导致了多种散文杂志的创刊，如《散文〈海外版〉》、《中华散文》、《当代散文》、《美文》、《散文天地》等等。 另有不少大型刊物也开始注重发表散文，如《十月》、《收获》等，《钟山》还搞了同题散文大赛，各省作协刊物也都扩大了散文版面，有不少还开辟了散文专号或专辑；而各家报纸的改版，增加副刊版面，则给发表散文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尤其是晚报热、周末版热的掀起，更使散文有了用武之地。书籍出版部门也不甘落后，陆续推出众多的散文集，从五四时期的名家名作专集，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集等等，不一而足。而更热火的是一大批选本的问世。如《九十年代散文年选》、《当代艺术散文精选》、《百家散文名作鉴赏》、《当代最佳千字散文选》、《新时期青年散文家作品集》、《新时期抒情散文大系》、《新时期散文名家自选》、《女作家散文选》、《中国散文精品分类鉴赏辞典》、《艺术散文选》、《人生散文丛书》、《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20世纪散文精品全编》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并非著名散文家的青年作者，自费出版了数量浩繁的散文集，这类作品集虽然较少发生全国影响，但在作者当地却能引起巨大反响。
引发90年代的散文热现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报纸的副刊大战引发出散文的热销。发表的场所愈多，当然对散文的需求量也愈多，这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而报纸为何愈来愈多，主要是经济大潮引发的。报纸主要靠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广告既可以维持其出版，又可为办报者创利，而经济大潮频频掀起巨浪，报纸的广告大战也逐浪而高，这就引发了副刊大战。因为报纸不能光登广告，它还得有吸引读者的新闻和文学内容，于是大特写、大通讯之外，又有了副刊上各色各样的散文随笔。
二是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愈来愈快，无暇细读长篇作品，而以读短篇的散文比较适合其心理调节的需求，而许多切近人们生活的写家庭、写亲情、写人生日常细事和感情生活的散文，又给众多的读者引来会心的微笑和温馨的回忆，读这种散文是一种休息和调节。于是散文又多了一批读者和作者。如文汇报的《生活》副刊，以及各省大报几乎都开设的家庭生活副刊及青年副刊等等。
三是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有不少人感到迷惘，感到困惑需要寻求安定感，于是从文化的深层寻找依托，某些散文正好适合些种追寻。经过金钱战场上的拼搏，有不少人成功，也有不少人失败，他们的人生追求从急功近利、浮狂险躁渐向平稳宁静过渡，要重新思索人生，于是向许多富有睿智哲思的散文中去寻找答案。这也可视作是一种向深层文化的回归。
四是从中国传统的散文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散文爱好者，他们痴迷于散文，热爱散文之创作，一大批大中学生，就是这样的散文爱好者，所以好多散文刊物都开辟了“校园散文”这样的园地，意在吸引全国亿万学生散文爱好者，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从文学内部规律来看，自80年代以来，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戏剧都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变革，唯独散文，改革的步子实在太小，也许是因袭的传统使它难于迈开大步，而在其他文学样式变革的促动下，它不可能永远固步自封，于是在90年代，它终于迈出了有力的脚步。当然这既是文学本身的原因，也离不开时代的原因。
在90年代散文热中，散文圈内人士最热衷的是谈论所谓“文化散文”，也有人称之“学者散文”，也有人称之“思辨散文”，其实则是一个接近于随笔的散文大集合。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具体事物而引发人生感悟，并对之进行理性思考，富有哲理思辨性。
这种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之类。以往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散文显得单一而浅窄，而新的思辨散文则显得丰富而厚重。思辨散文包容着极大的内涵，有的展示现代生存状态并深入思索这种状态；有的敏锐地关注人的灵魂悸动又执著地追索这种悸动的原委；有的勇敢地直面心灵又深刻地解剖自我；有的反复辨认历史和人物，并进而发出独到的全新见解；有的对现实世界作清醒的剖析而又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有的反复咀嚼人生的意义而又寻求人生的价值、追求精神的自由。这类散文不再囿于政治图解式的歌功颂德，也不再限于诗情画意式的视觉审美，而是追求一种诗意审美与哲理思辨的契合，笔墨也不再追求表面的漂亮优美，而追求一种挥洒自如的随意，发自心灵的倾泻，以及高素养高智商的启人心智的谈吐，它所追索的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不为一时一事的表象所迷惑。
人们习惯把这类散文称为“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之所以称“文化散文”，或许是因受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所受的启发，但《文化苦旅》只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感怀，对中国文人的伤悼，而并不能代表所有“文化散文”的内涵。还有一说是“中国文化人”写的散文，而为“文化散文”，此亦笼统得很。因为何为“中国文化人”呢？这一定义难以界定，“文化散文”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
至于“学者散文”一说，倒比较明确，即学者们写的散文，这些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及博士、硕士之类，说他们的散文是由学识的深广而发，故不同于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作者所写。然而“学者”也非绝对不变的，有不少非学者的作者也写出了这类散文，所以学者散文或可说成富有书卷气的散文。
这类散文的作者把散文视为自己“思想的皈依，精神的家园，人生走向的导航，抗拒尘世庸风俗雨的盾牌。”文化散文比较著名的作品有：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雷达的《足球与人生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王英琦的《求道者的悲歌》、顾骧的《也爱黄昏》、还有《散文选刊》上选登过的《菩提》、《四十而大惑》、《思索人生》、《用笔签约》等等。 这类散文写得好的能启人心智，但也有写得过于理论化的，即使是余秋雨的那篇《一个王朝的背影》，也不免过于冗长且似个人情绪色彩浓烈的通俗史论，在真正的史学家看来，也许会觉得他散文中的不少观点平常得很，而且他的思辨也并不怎么出色，但他确实丰富了开拓了游记散文这一形式，使它具有了更强的思辨力量和哲理色彩。
90年代散文比以往散文更趋向于大众，更亲近于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文汇报的《生活》副刊中所刊登的大量名家或非名家的散文，都是很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其中“我的……”，“逝去的岁月”等小栏目，写的都是作者亲历过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生活，而这些作者大多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散文所以会使读者发生兴趣并产生共鸣，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厌弃虚假而崇尚真实，尤其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这些普通人的散文中发现了自己的某种近似的生活，那样的亲近感是学者们的高深哲思所不能替代的。比如写知青生活“老三届”的生活经历的文章就被同一时期的读者所喜爱。同样，大量的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和报刊的“家庭”、“生活”、“青年”副刊中刊登的散文，也得到了大众热烈的反应。如发行量很大的上海市妇联办的《现代家庭》上刊登的作品，也有被《散文选刊》所选登。而《福建青年》上的优秀文章也被《散文选刊》选登。
这种散文可称之为大众散文、通俗散文、生活散文。也许这些散文“俗”了一些，但正是这种“俗”，才使它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生活中、心灵中、回忆中。这种“俗”貌似降低了以往散文“雅”的品位，但却在实质上提高了散文的价值，扩大了散文的内涵。这种“俗”，俗出了新的美感。这样的“俗”说明反映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是散文的一个方面。
通俗散文的不足是量多而质杂，有些写得太随意，缺乏长久的艺术感染力。
在90年代的散文大潮中，还有一种新潮散文，致力于追求散文的“新艺术”，完全排斥以往散文的形式，可谓新潮散文。他们宣示着“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而推崇“理性的清泉”和“混沌的自我”。这些新潮散文，强调在艺术形式上的诗化，内容的心灵化，语言上的陌生化，它们不像以往散文那样思路清晰、结构谨严，而是只语片言的无序联结，跳跃的思绪闪动着使人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
新潮散文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甚至魔幻、荒诞等等，而且融会吸收现代音乐、绘画、建筑、小说、诗歌、电影等多种艺术的启示，显得多元立体而不单一呆板。它以大量的虚构、组合、想象、心灵独白等组合而变得更主观更内向更朦胧，以至于产生一种晦涩感。
新潮散文虽然未曾占据散文的主流，但它的存在说明了痴心于散文的某些人正在独辟蹊径地一意孤行，追寻散文艺术王国的奇珍异宝。这类新潮散文是孤芳自赏的，它只能获得散文圈内部分人士的激赏，而大部分读者对此却不感兴趣。
“通俗”散文与“新潮”散文正好是90年代散文变革展开的两翼，也可以说是散文艺术上的两个相反的走向。
90年代的散文作者除了那些有生活有激情的大群业余作者外，还有一支女性散文队伍，一支学者及学者型作家转入散文领域的队伍，这两支队伍令人瞩目。
女性散文之所以会异军突起，主要是她们敢于揭开遮掩自己内心的帘幕，并且把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用散文化的语言公之于世。女性的心理细微而灵动，在女性散文中能描摹出心灵的每一个颤动。她们在描写婚姻、恋爱、情欲和性欲方面，比男性散文家更坦然更大胆，这使女性散文独树一帜于散文艺苑。
女性散文受到文坛青睐，主要是因为她们在以亲身经历、切身感受用散文的方式在写女人、写自己、写心灵、写感情体验、写个性追求、写精神寄托、写人格力量。“读者本以为是要看到一个作家，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人”，这是女散文家王英琦的名言。的确，通过散文而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这比散文本身更重要。
当然，女性散文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如有些散文注意挖掘自己内心的隐秘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从而使散文变得过于细碎，甚至显得肉麻，她们把夫妻、情人间的一点小事，化成长长的笔墨，有小题大做之嫌。女性散文的一位代表作家梅洁也感到了这一缺陷，她说：我们女性散文只是反反复复地吟哦着“儿女情长”，反反复复地“丈夫呀”、“儿子呀”、“女儿呀”；反反复复地“怀孩子”、“生孩子”、“爱家呀”、“不爱家呀”，反反复复地“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反反复复地“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散文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魂魄在文章中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者和学者型作家加盟散文大军，使90年代的散文更显出旺盛的活力。他们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每一亮相，往往笔力千钧。因为他们各人以前所操的笔墨风格各异，因而带入散文中也色彩纷呈。如王蒙的幽默、深刻、睿智，雷达的评论家的理性思辨，张承志的悲壮激越，余秋雨的别出心裁的感悟，汪曾祺的恬淡自然……
这些作家的散文，以自己的学识见解展示为文，并不在字句表面的华彩上下工夫。他们给90年代散文注入一股强大的思辨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这类散文由于写得过于理性化，有故弄玄虚之感，就使普通人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只能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受到好评。
90年代的散文变革，与散文观念的变革是分不开的，它突破了以前的散文模式，使散文真的“散”了起来，才形成姹紫嫣红的新景观；90年代散文观念逐渐形成的共识，其要点有如下几条：
首先必须强调散文的真实性、非虚构性。散文要写真人、真事、真情，而不像小说那样虚构故事人物，这是对从前伪散文、矫饰散文的反拨，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散文的螺旋状的回归。当然，散文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语言修饰及形象描述。
其次散文必须书写作者的个性，强调作者的自我性灵，描绘生命体验，展现心灵世界。 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是充分自由的，可以由作者自由、自然、随心所欲地抒写，而不受模式的制约。
90年代的散文在受到文学界、评论界肯定的同时，在有些概念上也引起了行家的争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大散文”观念。
贾平凹在题为《提倡“大散文”概念》的文章中提出了“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光明日报》）；而刘锡庆认为“大散文，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新意。这提法本身就是很陈旧的。”他认为，大散文的提法无视了散文在自然演进中不断分化、净化的发展规律，背离了不同审美特质的不同文体不宜混同，混同异质文体只能增添混乱，延缓健康发展的文体界划科学，“是向后看，开倒车，是不足取，不足法的。”甚至认为“这宽大无边的’大散文’足以导致它在无拘无束中自我消解，自取灭亡。”（《散文百家》）
《能否营造“大散文”》（辛宪锡）则指出：“大散文的大，不能仅仅理解为篇幅大，而主要指：题材的背景大，内容的容量大，着眼的角度大，谋篇的布局大，行文的气势大，感情的力度大。” 《文汇报》、《散文创作放谈》综观这三家的观点，辛宪锡和贾平凹所提的“大散文”内涵是不同的，贾平凹主要指散文形式的广泛包容性。辛宪锡主要指散文的大气魄。这两者虽同用了“大散文”一词，但实际内涵不同，也不矛盾，而刘锡庆与贾平凹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贾平凹提倡“大散文”，而刘锡庆提倡的是“狭义散文”。复旦一位教授在其《散文创新断想》中谈到了“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这宽与窄、广与狭的两种散文观念同时并存已有千年之久，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时时闪起宽窄，广狭之争的浪花，但散文本身，还是像流水般活泼地前行。”
他提出了“综合散文的创新和繁荣之路”，他说“所谓综合，就是把多方面的不同类别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当散文达到了这个综合的境界，还有什么陈旧的观念可以约束它呢！那时候，哲理散文、写景散文、历史散文、科学散文、政论散文、随感散文、电影散文、电视散文、电脑散文……无数种新颖与古老、中国与外国的散文样式交错融合，使散文天地更加广阔，达到一个日新月异的境地，一个妙不可言的综合境地。这时候散文的观念是那样解放，它就能容忍任何惊世骇俗的创新。” 他的观点似乎与贾平凹的“大散文”观点相近，但实质上又有区别，贾平凹认为“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而他认为只有具备“文学性”的文章才算散文。
强调“狭义散文”的刘锡庆认为，当代散文最急迫的问题是“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使散文从此走上通衢大道。但是究竟怎样“净化”，他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范畴和规范使人操作。
由于散文体裁的灵活性，它能随着散文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于散文观念的变革不能操之过急，改革是一种渐变的过程。
90年代散文观念的变革，是从80年代开始逐步、零星、局部地发展起来，然后渐渐丰满的。而且，整体性，系统性的散文理论框架尚未搭就，有待于今后散文理论界的努力。但总体来讲，90年代的散文观念对散文的广泛包容性的认识比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扩展。
综上所述，90年代的散文，由于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散文的精华，特别是台湾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大陆的大量出版，外国随笔散文的大量翻译整理出版，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使散文这一文体产生了空前的繁荣，这是社会转型期文学界最大的收获，它给散文这一体裁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