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所寄
文丨宋长征
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脚踏进了冰天雪地。大风刮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飞舞，让人睁不开眼睛，看不清楚眼前白茫茫的世界。我收了收那件破旧的军大衣衣领，风还是从领口、袖口灌了进去，冰凉，刺骨。有倒骑驴的三轮车夫围了上来，一张嘴哈出一口白气，很快便烟消云散。“去哪？到谁家？找谁？我拉你，便宜。”我尽管有些茫然，到底还是心里有底气，好像一场做了多年的长梦，终于到了苏醒的一天。
大哥和二哥，都在这片荒寒之地。打从最小时候的记忆开始，我就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极北之地，在远到站在树梢上也看不见的地方有我们的亲人。大哥第一次返乡，那时二哥还在老家，有人从县城捎信回来，说大哥来了。去县城的路有些远，自行车尾巴上绑着一架板车，板车上驮着一床老粗布棉被和我。大哥后来说，多亏了那床棉被，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家的。那次的到来，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回忆。院子里的老椿树还在，大哥带来的有着一根背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在老屋里响着。快到年关，院子里放着劈好的木柴和同样作为烧柴的树根。侄女小我三岁，扎着长长的辫子，拎着一截长长的树根满院子追着我跑，一边跑一边嘴里喊着“小羔，小羔”。其他人在院子里看着笑。母亲总说，大哥走的时候十七岁，啥也不懂的毛孩子，就这样跟着我唯一的舅舅去了东北。
接下来是漫长的回望，接下来只有一封封书信作为母亲思念的出口。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会写信，以母亲的口吻，写给大哥，写给舅舅，信里全然看不到我的影子，但一定处处都是我。
二哥返乡，也是有一年接近年关的时候，在厨房盘了一铺炕，那时侄女微微刚刚出生。我记得二哥走关东之前的日子，在所谓的给他盖的那处院子里，轧棉花，榨油，用碱面点棉油的味道难闻，溢满了整个院落。和他年龄相仿的几个男青年，大多结了婚，晚上会打牌到很晚。白天去，会看到满地狼藉：倒在地上的酒瓶子，剥了一桌子的花生壳，吃剩的还有一截驴大肠放在报纸里。我在众多的花生壳里寻找遗落的一粒或半粒花生。我把那截香味悠远的驴大肠放进嘴里，不舍得一下子咽下去，我站在院落里看满满当当的轧花机、弹花机、柴油机和用来生产棉油的锅灶。再没有什么了。二哥追随大哥去东北的时候，只给家里留下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这样正值青春的二姐和三姐就可以用缝纫机来制作衣服。二哥他们来了，且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母亲自然是欢喜，忙前忙后，一直张罗到过年后的那个春天，二哥骑着自行车，前面是我，后面是二嫂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婴儿微微，又返回了这片极寒极北之地。
我在脑子里搜索，有关东北的记忆竟然荡然无存，只有模糊的想象，北大荒，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北大仓，在课本上学到的——改造之后的良田与石油；黑土地，流着油一样肥沃的土地，一定可以安放梦想与希望。倒骑驴车夫倒是干脆，在我说出舅舅的名字时说出了大哥二哥的名字，而我还纠结于地址的正确与否。三轮车逆着风，风雪也不见小一点，树上是雪，墙上是雪，屋顶上也是厚厚的积雪。脚下更不用说，那位热情的中年车夫屁股离开了车座踩着脚蹬子。我不忍心，说：“下来吧，我走着，钱不少你。”他并不应声，口鼻里呼出的白气照旧随风而散。那座村庄离下车的地方并不远，二哥家租的房子，靠近一条大路；大哥就在二哥家后面，多年不曾修缮的老屋低矮，上面苫着一层乌拉草，一匹老马在偏房里咀嚼稻草，一群鸡鸭在露天的圈里，安静躲在窝里打盹、望天，一群羊也在里面挤着，干巴巴叫了几声便呆着再也不动，看雪一片片落下，覆盖了整个院落。
鬼使神差，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来到这里。过年之后，我和发小一起回到打工的大连，那时他已经从一家歌舞厅辞职到了另外一家酒店；我在水泥厂的活不想干了，虽然承诺三年后可以转正，但想起来仍觉渺茫，谁知道中间有没有变数。发小找酒店老板商量，问我能否在后厨学厨师，老板答应了，可以试试，可以从切墩开始。我穿着胶皮靴子在后厨走来走去，如果逢上忙的时候，大厨会抡着手中的马勺边骂边喊，那时也不知道从哪读来的一篇小说，说一个小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受尽了侮辱，不仅是尊严，连身体和精神也受到了极大伤害。我看着大厨一脸的横肉，手中锋利的菜刀落下，切下了小半个指甲。在一顿臭骂后，跟发小说我要辞职，去更北的地方。
在我幼年的意识里，所谓亲人就是可以无条件依靠之人，家就是很多个个体的分子组成，这些分子之间又互为关联、影响，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誓言。我开始厌倦上没有前路的漂泊，我开始更深的理解自己，一定不是一个可以长时间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的人；但老家是不能回的，如果硬要说原因的话，就是不能囊中空空如也返回，面对父母愁苦无奈的眼神。这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这种念头一霎时扎下根来，毫无动摇。
北方，北方，火车在北方大地上奔驰：普兰店，瓦房店，熊岳城，大石桥，海城，鞍山，辽阳，沈阳，铁岭，开原，昌图，四平，由南而北，贯穿整个东北三省。在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地名里，有我破败的青春记忆，有些地方至今也难以忘记。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我简装出行，再一次回到那些曾经留下青春记忆的地方，会是什么感觉？是慨叹，是怅然，还是或许遇见曾经相熟的人时某些情绪在瞬间复活？很难说，无根的浮萍路经之地没有风景，时光的不可逆在于往事只能存在于个人记忆之中。
我还是迷失了方向，在下了倒骑驴之后，迷失了方向感。这种感觉很让人头疼，原本的方位已不存在，剩下的是一个被自己无意改变的世界，日出与日落，房屋的朝向，道路的能指，全在脑子里颠了一个个儿。齐齐哈尔，在达斡尔族语系中原指“边疆”或“天然牧场”，从字面即可看出地域的辽阔与荒寒；而梅里斯是“有冰的地方”之意，是齐齐哈尔下辖的一个市区。我在信封上很多次写到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却并不知其中含义。这个村落也叫梅里斯，若干个村小组分布在道路两旁。我舅算是我们家族第一个来到这个村子里的人，也是我母亲的唯一兄弟，几年前，因为一场疾病将尸骨永远留在了这里。我见过一次舅舅。那年他去我家，有着和母亲仿佛的面容，在听到我跟母亲要五毛钱买本子时，他掏出了五块钱。我有些受宠若惊，就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我只要五毛钱。而今那个给我五块钱的亲人已经埋进了异乡的泥土。
舅舅的骨血还在。即便后来我唯一的表哥也患病死去，我的几个表姐还生活在这座村庄里。二表姐最熟，因为表姐夫的父母都在老家，每到年关时会回来，到我家做客；即使他们不回老家，表姐夫的兄弟也会代替他们来串门。表姐夫的兄弟，一个浪迹各处的修鞋匠，善饮善吹，在和其他亲戚遇到一个酒桌上时终于原形毕露，略带几分江湖气息将一顿酒喝到不欢而散，从此再没登过我家的门。二表姐家在二哥后来置办的一处院落后面，没有院墙，前院种植生活所需的菜蔬，后院种植玉米，养了一群大鹅，在夏天的某日被人挖开土墙全部偷走。四表姐家在大哥家的东面，很小的时候在老家牵着我的手去拜访她的干爹——我们村一个和舅舅同辈分的人，而现在除了因岁月老了几分面容几乎没有改变。三表姐家日子过得相当殷实，表姐夫出外包活，家里房屋也盖得体面，就在前几天我们加了微信，正住在昆明儿子家里，因为疫情的原因暂缓回东北。大表姐不知所踪，或许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也住在离她们不远的村子里。
这是一个家族的血脉，先是舅舅一个人来到这个“有冰的地方”，瓜瓞绵延，才有了更多的亲人。虽然后来因为房产的原因几个表姐和大哥二哥之间出现了嫌隙，但毕竟骨子里流着同样的血并不显得太过生分。我在村子里穿梭，以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身份在他们中间游走，或许因此为这个家族的关系增添了几分牢固，同时也弥补了我和他们因年龄差异所造成的疏离。
关里关外，是我很早听到的一个词汇，那时村里忽然多了很多操着东北口音的人，无论大人小孩，一口浓浓的大碴子味儿，但不时又从嘴里蹦出来熟悉的方言，证明这里无疑是他们的根脉。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分田分地，他们的到来让村庄热闹了许多，也多了几分揣测，是走是留，对于村庄里的人们来说很是重要。如果留下来，本就紧张的土地每个人都会分一杯羹出去；但留下来也顺理成章，毕竟他们都是村庄里的人，只不过在过了多年之后重返故里。
我也在记忆中重返，五娘是母亲提及最多的一个人，一座老屋，五娘矮矮的个头，头上盘着一个发量很少的发髻。五娘的到来只为女儿的终身大事，两个女儿都相继嫁到离我们村不远的村庄。母亲说起五娘的好，就像在说起自己血脉相亲的姐妹，说父亲当年脑梗，家里没钱，多亏了一封电报跟五娘家借了三百块钱，才拉回了一条命，那钱到底也没能还上。五娘和母亲坐在暖暖的灯光里，就像时代留下的真实剪影，她们说及往年，她们说及各自的家庭，而我作为一个若有若无的时间记录者，在用儿时的记忆将这一切刻进未知的光阴。
还有我的大姑，也在很早的时候和姑父一起去了东北，北安，红星林场，我在写信时可以毫无差池地写出来。我在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广阔的森林，密林中奔跑的野兽，空中盘旋的飞鸟，大姑一家人，就住在树林旁的一爿空地上，木屋，木篱，房屋上方袅袅升起的炊烟。人的想象有多么好，可以把陌生之地想象成自己需要的影像，可以把远方的亲人瞬间拉回身边，感受久别的暖意。但这些都没有，也从来不曾真实发生过。我和父亲交替拉着板车在土路上行走，如此可以节省一个人的体力，大姑的老家，也就是和姑父共同的老家（在另外一座村庄），家里只有两位年迈的老人，是姑父的父亲和母亲，女儿都出嫁了，平常只有两位老人在一起生活，很大的一座院落，青砖瓦房，说明他们家在早些时候也曾经辉煌过。我和父亲，打着走亲戚的幌子，每年来他们家吃几次饭。只是后来两位老人相继死去，那座房屋包括宅基地也被姑父卖掉；姑父善饮，一喝多的时候嗓音如锣鼓，母亲说那叫吹牛，到底姑父还是死在了酒上，酒精肝，腹水，最后脸色蜡黄，只剩一副空空的皮囊。
大姑还在，大姑是我最后的一位长辈亲人。
闯关东，一个闯字让字面的含义丰富起来。之所以叫闯，就有闯的理由。柳条边，也叫条子边，纳兰性德写过一首叫《柳条边》的诗：“处处插篱防绝塞，角端西来画疆界。汉使今行虎落中，秦城合筑龙荒外。龙荒虎落两依然，护得当时饮马泉。若使春风知别苦，不应吹到柳条边。”广义上的东北，原为边塞之地，柳条边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疆界，将满汉从地域上进行分割，宽三尺，高三尺，土堤上栽植柳条，以防他人擅自闯入。
但防又怎能防得住，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那么写下闯关东这条大河历史的人就是千千万万的关里人。自乾隆年间始，关内的人口开始迅速膨胀，尤其是山东，人多地少，加之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压力增大，而视为“龙脉”的关东地区又地旷人稀，形成了清时期的第一度移民大潮。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山东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随着人口的增加，关里人与当地土著的矛盾也在日益加深，为维护东北固有的风俗和保护满蒙计，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这与当时的清廷组织移民时颁发的诏令“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形成极大反讽。幸而守边人并不太执意阻止闯入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闯过柳条边，继续填充着这片广漠的冰雪之地。如此，延续到民国时期，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日益发达，山东人闯关东的人数一度达到1830万余。“闯”过之后也不过是投亲靠友，打工学艺，靠一己的体力混口饭吃，不用详述，在每个闯关东者的背后一定有着更为漫长的艰辛，或种地为生，或在当地人的夹缝中找到一项适合自己谋生的行当。
时间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母亲常常念叨的1958年发大水让人心悸，大水一日一日漫上来，我们家是村里最高的地方，也就成了最为安全的避水场所，连片的庄稼倒伏在水中，房屋倒塌，耕牛、家禽也都顺水而去。接着是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让刚刚体会到解放的人们进入了艰难的挣扎之中，以至于很大一部分青壮年劳力，或只身一人，或拖家带口，再一次踏上闯关东之路，投奔远在东北的亲友，以求活命。而我唯一的舅舅，就是这支逃荒大军中的一员，再往上溯，我并不能找到舅舅投奔的源头。那些旷远的时代已经深埋于黑土之下，冰封于白山黑水之中。
我有一种尴尬之感，在没有任何邀约或者没有任何打算之时，贸然闯入这片陌生的土地。雪隔三差五落下，风是雪的近亲，时常拍打着窗户。二哥家买来的院子极为破旧，甚至连一截低矮的土墙也没有。想象有时是骗人的，并非他人承诺，只是你自己选择性想象某些美好的事情，没有我惦念的窗明几净的房屋，没有在梦中出现过的草原与河流，甚至没有一种像样的生活。我从里屋的另一铺土炕上醒来，炕洞里的热气已消失殆尽，日常两顿饭食，并不能塞饱我的肚皮，只能转移到大哥家混最后一顿。大哥执拗，属于男人中的犟人，从年轻时养成的简直可以叫酗酒的习惯从未改变，他不吃大碴子，也不吃玉米做的饼子，要白面，要大米，和大嫂分锅而食，几个孩子穿得破旧，成为惯常的打骂与吵闹让他们的性格变得怯懦、忧郁，侄女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拿着树根追着喊我“小羔”的小女孩，见人羞怯、害怕，甚至走路时也很少抬头。我在极力复原自己当年的感受，或者企图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温暖的印象。但没有，有的只是愁苦的面容和破旧的院落，有的只是在风雪中飘摇艰难行走的家的驳船。
风雪停住之后，大哥家东面院落里的一位老妪时常会坐在门口，目光呆滞，眼睛茫然地望向远方，望向老家所在的南方。夜里，是绝望的呼喊与哭泣，她要回家，要回那个几千里之外的只存在于记忆中的老家，她知道那里有他此生耕种的土地，有他每天相遇的村人与亲邻，有她一生所有的回忆和守望。但现在那位年迈的妇人已白发苍苍，风湿让她几乎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只能拍着窗户对着夜空喊，对着无望的冰天雪地喊，喊出心中的绝望与忧伤。大哥说，她的老家在离我们村不远的郭村，家里一儿一女，原本跟着女儿生活，后来女儿得病死了不得已从关里接到关外。我远远地站着，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像一截枯木，甚至在听说我是从关里来的时候眼神中忽然发出光芒——带我走哇，我要回家。分不清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喃喃自语。等我下次从一个工地回来时，听说老人已经死去，死在了春天，异乡的春天。
我不是来探亲，也不是来观光旅游的，我是在青春时期的某个时段突然闯入到这里的人。但在某个层面上，我的身份并没有丝毫改变，并没有从那条自清朝开始就绵延的逃荒者或者闯入者的队伍中分割开来，尽管这时已经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北方人开始加入南下的狂潮，逆向而行，在东北地区日渐衰落的黄昏下投奔市场经济的主战场。
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手艺，二无所长，有的仅仅是一股子蛮力，或者只待日后才能慢慢萌生的梦想与渴望。所谓的建筑队就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一帮人，有河北人，山东人，河南人，也有当地人。包工头是河北老马，当过兵，长着一身硬朗的腱子肉，建筑队分为两班：一班在市区，或者富拉尔基等附近的城市。一班在乡下，活动在以梅里斯为中心的各个乡镇之间，由老马的小舅子一个姓鄂的达斡尔族人带领。
我把菜刀压在枕头下。所有人都睡了，或者有的只是在暗夜中睁开疲惫的眼，建筑队的活不轻，几乎全靠人力，上砖，上梁，上瓦，大概十几天就能完成一座砖瓦房。这时已到初夏时节，我们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叫卧牛吐的达斡尔族村，时间太久了，当地人和汉民几乎已经完全融入，通过联姻等各种方式形成了一体。他们衣着相似，口音相同，生活方式乃至习俗也在时间的流逝中达成一致。一位姓敖的人家，上梁结工，剩下一些零散的小活儿，安排几个人留下就好。为了犒赏，也为庆祝，主家送来一条狗，煮了一锅狗肉汤，准备了烧酒和啤酒。房间外是一片偌大的园子，园子里的小葱长势旺盛，狗肉，狗肉汤，小葱黄瓜蘸酱，每个人很快就进入熏熏然之中。这时，鄂队长开始安排，说让二哥和另外一个人留下来，处理工地上的善后事宜，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动手的是一个叫大国子的年轻人，和我二哥，大国子的师傅老吴也在旁边，顺手把手中的汤碗向二哥甩去。我终于没能忍住，在第一时间加入了混战。
异乡，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个外来者的加入从来没那么简单。所有的闯入者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盲流。没有目的的盲目流浪者，自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东北地区再一次打开虚掩的大门，“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每年都在增长，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矣”。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延续到建国后期，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的典型特点就是融入与接纳之间的矛盾，就是要向一滴水混入时间的河流。大哥不止一次提起当年的壮举，手举一把铁锹将当地的一个小混混拍在地上，方在第一时间为自己的存在树立了尊严。二哥性格温和，早已适应了多年的东北乡村生活，在很快的时间内学会了泥瓦匠，找到了一个糊口的营生。
那天夜里，我的神思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移。我想，如果大哥二哥没有当年的出走会是什么样？在村庄里耕种，在父母身旁陪伴，也就不会有眼下所遭受到的欺负与侮辱。老吴是大国子的师傅，也是迁来了很多年，放弃了老家的妻儿，在当地重又组织了一个家庭。老吴在咆哮，二哥和大国子扭抱厮打在一起，我几乎没有犹豫，瞅准了机会将大国子放倒。鄂队长和其他人拉开了我们，唯独老吴还在咻咻不已。我想，无论是作为防备还是在战火重起时报以颜色，都应该收好那把锋利的菜刀。此时的菜刀非为凶器，而是一种抗拒与拼争的象征。
嫩江发源于内蒙古辖区伊勒呼里山中段南侧，自南瓮河(南北河)、二根河(也称根河)汇合点起，由北向南，流经呼玛县、嫩江县、讷河市、富裕县、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杜尔伯特，至吉林省松原市三岔河(原属扶余县，对岸为肇源县)汇入松花江，也就是嫩江下游，因水色黝黑成为白山黑水中的“黑水”。此地属嫩江平原的北部，一年一收，旱田与水稻间作。关里与关外，来到这里的山东人几乎很难改变骨子里的勤俭，小时候，当大哥说起他们家二三十亩田地时会觉得咋舌——怎么可以拥有这么多土地！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虽说一年一收，但缺乏灌溉设施一亩田收不了多少粮食，加之谷贱伤农，很多人已经抛弃了耕地或者出租出去，外出打工。春天时节，我曾跟随大哥二哥去荒芜的田野里打茬子，就是将去年收割后遗留在田里的玉米根节挖下来，作为烧柴，既用来做饭也可让炕更暖。漫天遍野的雪已经融化，斑驳的雪水渗透进脚下的黑土地，远处几株在风中挺立的白杨树的树皮已经泛青，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啊，两百多年来吸引着大批大批的流民奔逐到此，为之哭泣，为之欢喜，为之付出一辈又一辈的努力，而今还在泥土中匍匐。
幸好有水作陪，幸好还有乌拉草。乌拉草的盛名是在初中课本上见识的，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前两者富贵，到现在我也难得一见，后者亲切而宽容，就苫在大哥家的屋顶上。我们来到嫩江畔的时候，还看见有人将河滩上长有乌拉草的地皮切成坯块状，几乎每家人房屋的土墙就是用这种草坯垒砌而成，舅舅死后坍塌的房屋是，大哥家的房屋是，就连二哥新转到手的那座破旧的房屋也是，仲夏之后新苫了一层草，以迎接雨季的到来。
卧牛吐就在嫩江左岸，相距也不过七八公里，村里最后一座房屋即将结工。鄂队长提议，去江边野餐。无边无际的野草，一条大河在流经一片草地时形成很多支流，野生的芦苇茂盛，水鸟在其间栖息鸣叫，野火燃起，锅中沸腾的是嫩江之水，嘎啦和鱼，一种野味的香飘溢出来，让人暂时忘记了家在何处。而这样的时间是短暂的，除了每天繁重的劳作，很难再有其他想法。当年的高中同学已经毕业，顺利升入了大学，在来信中提及家里的窘境，看我是否能帮衬一下。当然，我没有任何迟疑，将汇款地址清清楚楚写好，寄了过去。
我似乎一下深陷昨日与今天的时空，在跳跃的叙述中很难分清当年和现在的自己，这之间有着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看起来早已失去了彼岸消息，却又时时牵惹着神经。翻开影集，一张照片跳入眼帘：倒梳的发型，一件青白色夹克衫，嘴唇上的胡子已经初露端倪，显示出一个蓬勃青年的形象。旁边是两个侄子，大侄子大运，十二三岁光景；小侄子小利个子很矮，有着多数少年的羞怯模样。侄女大红已经上了初中，长长的头发，脸上有少女独有的羞涩。那是我临走时候留下的一张照片，我们去梅里斯镇街的照相馆拍的。尽管从那之后，我们再没有相见，我知道一条血脉的河流从来不曾断过。
血脉，家族谱系延续的另一种方式，隐秘而深邃，流淌在时间的背面。有些事物是会遗传的，比如长相，比如走路时的动作，比如——某些隐疾就像被遗忘在某个角落，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刻突然到来。江南第二附属医院，这是二０一九年的冬天，刺眼的灯光打在医院粉刷的白色墙壁上，大哥蹲在病房的一角，面前一包榨菜，馒头是侄女大红刚从医院食堂买来，他的脸上沟沟壑壑，与母亲去世那年判若两人，他的行动有些迟缓，就连吞咽的动作也显得机械而麻木。多少年了，他始终保留着吃馒头的习惯，他说大碴子拉嗓子，不如馒头好嚼好咽。十七岁离开老家，吃过狗肉猫肉，吃过一切能搜罗到的可以吞咽的食物，最早的生活还算殷实，在梅里斯一家浸油厂上班，所谓上班，也就是扛大包，将沉重的装有大豆油葵的麻包扛到榨油机前，每次下班回家时，可以从军大衣里抖搂出来瓜子、黄豆。他的那匹马还在，二十几年了竟然没舍得卖掉，帮人运送蔬菜和粮食，有时一天也能赚到一二百元。只是现在大哥的脸上显现出困顿的神情，大概一周了，儿子大运脑出血躺在床上，上肢下肢都不能动弹，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花光，二儿子小利从工作的西安赶来带来了部分，第二次手术仍有很大的缺口。
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性几乎已成定论，祖辈里的基因不会在短暂的时间里有所改变。父亲偏瘫的时候也是中年，三哥在几年前开始嗜睡，经检查亦有这方面的隐疾，而现在已经延及到孙辈，这多少让人感到突然。大运，我该怎样界定这个我们家的孩子：年逾四十，常年在外打工，至今尚无婚姻。没有生病时跟着当地的一个女包工头来到无锡，在工地上做架子工，卡上的三万多块钱已经全取出来交给医院，女包工头来了一次再没露面，小利和大红去工地找了几次，不是推诿就是被从工地上赶出来，没有劳务合同——成了一个致命的环节。我也曾试图联系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最后仍然无果。
大哥在终于坚持不下的一刻给三哥打了电话，三哥来找我商量，坐在理发店的长椅上无言抽烟。在乡间，最怕的就是病，就是突如其来的事故或灾难，钱当然是有一些的，儿子准备买房，孙子上学，也不能完全满足看病的需要，最后商议一人先拿出一些帮大哥度过眼前的难关。我几乎透支了这些年因写作而结下的交情，在电话中指点大红如何操作做一个筹款的帖子，帖子发出，几乎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伸出了援手，很多是我尊敬的老师，他们的书写曾经给我指引了方向，而今又用实际行动感动着我们。我在想，每一个真正的书写者的身体里一定住着一个干净善良的灵魂，在文字中捕捉善念，在行动中彰显真诚。
三哥去东北的时间要稍微早一些，也在去年，视频中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场：大哥二哥，大嫂二嫂，还有几个表姐表姐夫，这边是从未改变的乡音，那边是一口纯正的东北味儿，饭菜在餐桌上冒着蒸腾的热气。过了许多年，很多旧年留下的嫌隙也已消弭，一个家族，分岔为两条支流，而后又隔岸相望。三哥去了北安红星林场的大姑家，大姑尽管有些耳背还是能认出自己的侄子；三哥去了在拜泉的堂兄家，堂兄堂嫂都已六十几岁，家境生活尚好；三哥去了当年在父亲生病时汇来救命钱的五娘家，虽然两位老人都已离去，但后人仍情意暖暖……这是一次遥远的探望，从关里平原腹地的纵深到极寒之地的松嫩平原北部，三哥或许已不能详细记住自己的行程，却会在想起某个细节时说个不停。
我在下半年被安排到市区建筑工地，那些新建立的楼群耸立，没有一户会成为我们未来家族的居所。有时我想，是不是时间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家族基因中勤劳的传承，在一日日消耗着时间和体力，而或当地寒冷的气候所造成的每年只有少量出工的时间终至贫穷，或者因为没有文化基础，在漫长的漂流中失去了生命的锐性？我找不到答案，当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他们仍然一无所有，仍然为贫病所桎梏，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北方工业的落败几乎很早已成定局，大批大批像当年一样有着“流民”身份的人开始向南方汇集，仅仅两百多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小越平隆《满洲旅行记》载：“于昨三十一年五月，由奉天入兴京，道上一山东妇女拥坐其上，其小儿啼号，侧卧辗转，弟挽于前，兄推于后，老媪倚杖，少女相扶，踉踉跄跄，不可名状。有为丈夫之少妇，有呼子女之老妪，逐对连群，惨声撼野。有行于通化者，有行于怀仁者，有行于海龙城者，有行于朝阳镇者，肩背相望焉。”而现在，仅海南三亚一个城市就“有几十万因就业、经商、就读、度假等原因流入的东北人，他们为三亚的GDP、人口素质、城市文化贡献着（澎湃新闻）”。
生存，生存，当人类如候鸟般迁徙或集散，一定有着历史深层的原因，骨子里求生的欲望或本能，驱使一个地域或家族不得不从此地迁往彼地。我能想象当年舅舅和家族中其他亲人的心情，在漫漫风雪中一步步走向那个陌生的所在：“有冰的地方”，而后扎下根来，在权衡中或留下，或在未来的某个时日返回故乡。二哥不曾一次提起。再过几年回到老家，二哥当年的院落还在，自从母亲走了之后空了下来，长满了野草和三嫂种植的葡萄、枣树和青菜。
我也要回去的，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时空交换中，我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站在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顶层，看着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嫩江左岸的草已经开始枯萎，江水在日夜流淌中越来越寒凉，一九九四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像来时一样，落在了莽莽的原野，落在了孤寂的村庄，落在我旧时的记忆，白茫茫的大地，白茫茫的归途，似有所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