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海子
文｜苇 岸
我和海子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冬天，时间约在一九八五年底或一九八六年初。那天晚上，他是随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到我家来的。当时他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正准备由市区迁往昌平，部分教师的宿舍先行搬到这里，临时住在城西北角西环里小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租用的楼里。我记得当朋友向我介绍说：这是海子，政法大学的教师，写诗的。我感到很惊异，因为看上去他还完全像个孩子。他身体瘦小，着装随便，戴一副旧色眼镜，童子般的圆脸，满目稚气。虽然他此时已二十出头，但在他身上，依然是一种少年的和早慧的气息。
海子一九六四年生，一九七九年十五岁时即从安徽怀宁家乡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毕业时的年龄恰是我们一般入学时的年龄。毕业后，他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初编校刊，后走上了讲坛。我尚未读过他的诗，也未听说过海子这个名字，但他的神童历程，已令我肃然起敬。一生远离巴黎，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故乡小镇，写出“把我们得不到的幸福给予所有的人吧!”（《祈祷》） 的法国诗人雅姆（一个我非常喜爱和崇敬的诗人），被里尔克敬重地称为“外省的诗人”。此时我将我眼里的海子，看作“一个外省的少年形象的诗人”。他实际已在自己的诗中，写下了“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自己”（《一九八五年诗抄之二：种子》）这同样震撼心灵的诗句。
这之后，我们好像见面并不多。真正密切交往，是后来的事了。不久我从家里搬出，恰好也住到了西环里。我住的六号楼距他们的十五号楼很近，一楼之隔，几分钟的路。由于我们都是单身居住，因此来往没有任何顾忌。谁想到谁那去，完全不必考虑此时是什么时间，直到一九八八年他们搬进位于城东的政法大学新校。我们在西环里做了近两年的邻居。
海子在我所结识的朋友中，是我感到交往上最无障碍、最自然、轻松、愉快的一个人。他胸无城府，世事观念很淡。平日的海子，既有着农家子弟温和与纯朴的本色，又表露着因心远而对世事的不谙与笨拙。
海子比我小几岁。但无论是在文化视野，还是在诗学修养上，他都是一个先行者和远行者。他对诗歌更为专注和深入，他是一个洋溢着献身精神的纯粹的诗人。
海子广读博览，涉猎宽泛。他看书的速度很快，每次我到他那去，发现他正在读的必定是一本新的书。有时他从我这拿走一本书，第二天便会将读完的书送还。我有一些书是经他谈论、推荐，才买来或首读的。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美国十九世纪作家梭罗的那部光辉著作：《瓦尔登湖》。由于海子的传播，我读到了这本有生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海子讲,他一九八六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九八七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孤筏重洋》是一本小书，译本为一九八一年版，定价很低，海子碰上时大概买了好几本，分送给朋友。海子卧轨时，身边带了四本书，其中即有我们上述谈到的两书（另两本为《新旧约全书》和《康拉德小说选》）。一九八八年春，海子去了一趟四川，回来后，有这样三个细节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说的一句近乎戏谑的话：四川常年阴天，所以当地人看起来就像每天都在搞阴谋似的；二是他送给我一张他在沐川与诗人宋渠、宋炜兄弟合影的照片；三是他向我推荐他在当地书店买的一本有着“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进步长达三十至六十代人以上”论断的书：《表土与人类文明》，海子曾到我这里找过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尚未看到一本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那次他并未如愿，只拿走了汉姆生的小说《大地的成长》和一本《爱鸟知识手册》。
我们常一起进城。主要是去书店、看展览或见见朋友。我现在能够记起的有这么几次。一次在新街口书店，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是一本深受历代作家喜爱的书，《神曲》中，它的作者被但丁列为荷马、贺拉斯之后的人类第三大诗人。我曾有在买来的书上即兴写下一两句话的习惯，类似“有助于文明社会丧失了的想象力复苏”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等。在这本书上我写了“热爱人类的童年”，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次是海子随我去顾城处，那天我们被主人诚恳留住了。都谈了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印象仅存的一个细节是，晚上我们一起看一个有关西藏的电视片，当时美术馆刚刚举办了一个“西藏民间艺术展”。我问顾城去看没有，顾城说了这么几句：听江河讲不太好，就没有去。后来我忽然醒悟了，江河是只看书、看画片、听音乐，而不看实物和自然的，我被他骗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美术馆看一个国外画家的画展。是一人的，还是一个画派或国家的画展，我搞不清了。只记得这个展览出售许多印象派以来的绘画大师的画册，印制精美，都是原版进口的，很贵，但机会难得，我们每人买了一册。海子选的是塞尚，我选了马蒂斯。塞尚，一个崇尚体积和结构，注重造型的革命性画家，被世人公称为“现代绘画之父”。除此，我仍想更深地理解海子这一选择。写作本文的时候，恰好我的一位熟知海子作品的朋友，上海的青年画家丁乙，自沪来京观看意大利当代画家米莫·巴拉第诺画展。
我请他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海子的作品虽然有着理性的框架，但本质上仍是抒情的，直觉上他需要补纳“理性”，故他选择了塞尚。
布莱认为，年轻一代的美国诗人在成长中，正在被学校生活的稳定、富裕所软化。他主张诗人应自觉接近自然和底层普通大众，过艰苦的目子。和梭罗一样，他身体力行。布莱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纽约生活几年后，便迁到了明尼苏达州马迪森市附近的一个农场。在美国，我还知道诗人弗洛斯特和散文大师怀特等，亦在农场（美国的乡村）定居。在僻远的地方生活久了的诗人，唯一感到不利的是什么呢？布莱说：“最近我认识到住在一个不需要你，不敬重艺术的城镇，就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是的，叶芝有时和自己争辩：不知多少次好奇地想到自己，原可以在一些人人能理解和分享的事物中证实自己的价值。”住到昌平这座距市区三十公里，毫无文化和精神可言的北方小城的海子，是否具有与布莱相同的感受呢？海子曾有一首关于“孤独”的诗，发表时，我注意到他换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昌平的孤独》。
在骆一禾致友人的书信和西川的纪念文章里，都对海子的居室有所提及。一禾写道：“海子是个生命力很强,热爱生命的人。”“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的确这样。在他的楼道门上，贴着一幅优美的摄影作品，内容为风景中的欧洲城堡。
从楼下上来，你会觉得这幅画在向你说：这是一个诗人的居所。
一张床，几个书架，一张书桌，大体构成了我们这位热爱生活的诗人居所全部内容。墙上饰有一块醒目的富于民间色彩的大花布，一张梳着无数条小辫子的西藏女童照片，凡·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海子很喜爱的俄国画家弗鲁贝尔的作品：画面是一个坐着的男孩或小伙子，英俊、漂亮，神情略显忧郁，面题为《坐着的魔鬼》。一禾说，海子的屋子里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印度香的气味，并曾警告他“不要多点这种迷香”。这与他的写作有关。海子喜欢夜里写作，每晚他还要喝咖啡。
到了一九八八年上半年，他们搬进了新校。这使我们的来往骤然减少。新校在城东，由西环里骑车，至少需二十分钟。
海子不会骑车。我到他那去，又时常扑空。此后直到出事，近一年时间，我们见面的次数很有限。
关于海子的死因，当时有各种说法。虚妄的，铁心的，听到别人的灾难便兴奋的。如：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想试试火车的力量；海子写完《太阳》之后，感到难以为继了；海子想以死来提高他的诗等。一禾的“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的说法，是善意的，研究的，负责任的。他的角度，是依据海子留在校内的遗书中说他出现了思维混乱、头痛、幻听、耳鸣等症兆，伴有间或的吐血和肺烂了的幻觉等来确定的。
他认为，“这是脑力使用过度以后脑损伤的症候”。西川认为，加缪讲，任何诗人的自杀都是有其直接原因的，一禾的说法，提供了一个“背景”，它还是另有导火索的。我觉得这样的判断是全面的、客观的，接近真实的。
上海诗人陈东东，在他的悼文《丧失了歌唱和倾听》中，生动地把海子看作嗓子，把一禾看成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或海子的嗓子）存在的耳朵。这是个极为恰当和出色的比方。当我们读了一禾关于海子的文章和书信，我们会说，没有什么人比一禾更知海子及他的诗,一禾认为：“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贡献的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他的诗歌质量之高，是不下于许多世界性诗人的，他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得到证明。”我赞同他的结论和信心。海子，一个祖国难得的“点石成金”的诗人，在他的短暂的写作生涯（成熟期：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中，为祖国和人类留下了五百首抒情诗，七部长诗（诗剧），计二百多万字的诗文作品。这里，我想再提两位早逝的俄罗斯诗人。一位是谢苗·雅可夫列维奇·纳德松，一个终年与海子相同的诗人，他死后，俄罗斯为他制作了金属棺材，举行了隆重葬礼，随后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另一位是我们熟知的谢尔盖·叶赛宁，在他的故乡梁赞，每逢九月二十一日（叶赛宁的诞辰日），都要举行俄罗斯文学日；他出生的康斯坦丁诺沃村，也以叶赛宁的名字命名，并与周围地区一起，被宣布为国家保护区。海子离世已经十年了，而他身后的一切，还仅限于朋友们私下的种种努力。
我幻想，期盼，并满怀信心地相信：终有一天，海子会从他的祖国那里，得到像俄罗斯给予她的叶赛宁那样的荣誉。
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五月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修改
选自《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哲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昌平职业教育学校。1988年开始写作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出版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选，编选“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十人集《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