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毛姆
他的名声主要来自《论爱》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巴玛修道院》或许更有可读性，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尤其是对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描写，可谓脍炙人口。但是，《红与黑》却更加激动人心，更有独创性，也更具深刻意义。正是由于这部小说，左拉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而布尔热和安德烈·纪德则（不正确地）称他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红与黑》确实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司汤达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感兴趣，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他自己。《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司汤达很想、然而又无法成为的那种人。他让于连具有吸引女性的魅力，女人一见他就会神魂颠倒，这正是他自己一直热衷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他让他一次次赢得女人的爱情，所用的正是那些他为自己设计、结果却总是失败的办法。他还说他是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不过他很明智地从不具体写到他是如何健谈的，只是断定他有这种才华。他把自己的记性、勇气、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计、多疑、虚荣、易怒等性格特点，以及肆行无忌和不知感恩的行为特征，全都给了于连。我觉得，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会像司汤达这样，在把自己的性格赋予人物的同时又描绘出这样一幅可憎、可鄙、可恶的人物肖像。
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除了滑铁卢战役（他其实并未参加），司汤达好像从不采用他为拿破仑效劳时的生活经验作为小说题材。人们本以为，他至少是那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是完全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重要主题来的。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我们记起来了，当初他想写剧本时也是从自己看过的戏里面去寻找题材的；看来，司汤达生来就没有虚构故事的才能。《红与黑》里的故事情节，就是他从当时引起全社会轰动的一个刑事案件的有关报道中获取的。我在评论小说时一般都不谈小说的故事来源，不过关于这部小说，我想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司汤达借用的是这样一个案件：一个名叫安东尼·伯尔岱的神学院学生，先是在一个叫M.米舒的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到另一个叫M.德·高尔东的人家里当牧师。在米舒家里，他企图勾引或者说确实勾引了米舒太太，而在高尔东家里，他又勾引了高尔东的女儿。为此他被主人辞退。他想回神学院，可是他名声太坏，没有一所神学院愿意接受他。他走投无路，就把怨恨发泄在米舒一家人身上，到教堂去向在那里做礼拜的米舒太太开了枪，然后自杀。但他的伤势并不致命，于是受到审判；在法庭上他还想把罪责都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以此为自己开脱，但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
就是这个既丑恶又卑劣的刑事犯吸引了司汤达；在他看来，伯尔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美好的罪恶”，是一个具有反叛个性的人对社会所作的反抗。于是，他在小说中把那些受害者的身份拔高，以此使事件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他又把主人公于连写得比现实案件中的那个恶棍伯尔岱更聪明，更有个性，也更有勇气。
当然，这个故事仍然是令人厌恶的，于连也仍然是个卑劣的家伙；但是，在司汤达笔下，他却显得非常生动，整部小说也富有深刻的含义。
于连，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孩子，对那些出身于特权阶层的人充满嫉恨——他是个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如果我们想对他有一个最初印象的话，那就只要看看司汤达对他的描写就行了：
“他是一个18岁到19岁的少年，表面看来，文弱，清秀，面貌不同寻常。他的鼻子好像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像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他的头发是深栗色的，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儿额头，在他生气的时候，更显得他有的是坏性情。……他那细长匀称的身材使人感到的，与其说是活力，不如说是轻盈。”
这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像，却是一幅出色的画像，因为它一开始就使读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好感。小说家一般总希望读者能同情小说主人公，但司汤达由于是选择了一个恶棍作为小说主人公，就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留神，不能让读者过分同情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使读者对人物感兴趣，所以又不能让读者过分厌恶他。因此，他就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于连的漂亮的眼睛、优雅的身材和精巧的双手，以此作为对刚才那一番描写的补充。他时不时地告诉读者，于连确实长得很漂亮，但他也从不忘记提醒读者注意到于连周围的人对他的反感，注意到所有的人——除了那些从未相信过他的人——其实对他都很怀疑。
德·瑞那夫人，即于连教他们读书的那几个孩子的母亲，则是一幅最难描绘的优雅的性格画像。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她很迷人，有德行，为人真挚；小说中写到她对于连如何产生爱情，这爱情如何加强，她又如何感到恐惧和犹豫，以及她的爱情是如何变成炽热的激情的，所有这些描写都非常出色。她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出身高贵的玛蒂尔德·德·拉·莫勒却写得不可信。司汤达从来就没有对上流社会有过深入的了解，他并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以为出身高贵的人总要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那只是暴发户的理解。司汤达把德·拉·莫勒小姐的傲慢当作贵族气派来写，实在是粗俗不堪。她的许多行为都写得不合情理。
司汤达很讨厌那种由夏多布里昂使之风行、后来又由数以百计的次等作家拼命加以摹仿的华而不实的风格。他只是尽可能朴素、准确地写下他非说不可的话，没有虚饰，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那些形式化的赘语。他说（也许并不十分真实），他每次动笔写作前都要读一页罗马法典，以此保持用语的纯正。他从不跟随当时的流行写法，矫揉造作地描写风景和其他装饰物。他出色地运用一种冷静、明晰、节制的文体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之更加引人入胜。我觉得，于连在德·瑞那家里和在神学院里的那些章节写得好得不可能再好了；不过，当场景改换成巴黎和德·拉·莫勒府邸时，我觉得，好像写得有点不可信。他要我接受那些不真实的描写，同时要我相信那些空洞无物的情节，而且超过了我所能容忍的程度。司汤达虽以现实主义风格著称，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当时浪漫主义还方兴未艾。司汤达尽管有纯正的鉴赏力，对18世纪的写实文学也很欣赏，但还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很赞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无视道德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为了荣誉和复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为此犯罪也在所不惜。他崇尚他们所谓的坚强意志，崇尚他们对习俗的蔑视和对灵魂自由的追求，而正是这种对传统浪漫倾向的崇尚，使《红与黑》的后半部写得有点荒诞不经。
正当于连使用伪装、欺骗和自我克制等手段将要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野心时，司汤达却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只能这么说）。他在前面告诉我们，于连是绝顶聪明和极端狡猾的，而到了后面，他为了使德·莫勒侯爵同意于连娶他的女儿，竟然让于连到德·瑞那夫人那里去求取品行鉴定书。这可能吗？因为于连完全应该知道，德·瑞那夫人曾受到过他的伤害，很可能很恨他，因而她除了泄恨是不会为他做任何事的；当然，也可能她仍然爱着他，但这样的话，她就更加不会帮助他去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我们知道，德·瑞那夫人是个诚实的女人。于连也应该想到，她完全有可能如实地揭露他的种种丑行。实际上，她正是这样做的。她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讲出了他的真实情况。他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自我辩解（比如，说那完全是一个因被弃而愤怒的女人编造的），而是拿着手枪赶到她的住地，并向她开了枪。对此，司汤达没有作任何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是于连的一时冲动。我们知道司汤达是很赞赏感情冲动的——他认为这是激情的表现——这没错；但问题是，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看到，于连的性格力量恰恰在于他有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各种各样的感情如妒忌、仇恨、骄傲和虚荣，尽管他都有，但从来就没有支配过他，就连情欲——这种最强烈的感情——也从未胜过他一心想实现野心的阴谋。然而，在小说的紧要关头，于连却做出了一件使小说致命的事情；他的举动完全背离了他的性格。
司汤达是紧跟安东尼·伯尔岱的案情来构思《红与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跟到底了。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第一，他已经把于连写成了一个和原型伯尔岱完全不同的人；第二，伯尔岱是认为米舒太太毁了他的前程，这才满怀怨恨地朝她开了枪，而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怨恨的。如果说，德·瑞那夫人确实使他实现其勃勃野心的希望落了空，那也只能怪他自己的愚蠢举动，而按他的性格，这样愚蠢的举动原本是不可能做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拿手的方法加以应付，根本就没有必要造成这样一种简直令人费解的错误后果。然而，事实是，司汤达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创造才能，他没法为这部小说设计出一个能使读者比较信服的结尾。不过，话得说回来，世上毕竟没有一部小说是十全十美的，因为除小说家都有缺陷外，小说这一体裁本身也有缺陷。
所以，不管怎么说，《红与黑》仍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你不妨一读，相信它一定会给你一种独特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