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决裂是一件很伤筋动骨、影响深远的大事。鲁迅迁出本来两家同住的八道湾大宅子，生了一场大病，搬了两次家，直到1924年5月入住西三条胡同21号才算安顿稳定下来，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
周氏兄弟失和的根子在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周作人昏聩糊涂，一味迁就他那个歇斯底里的日本老婆，铸成大错，从此他失去最关爱他的兄长，也失去最宝贵的诤友。如果说鲁迅也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许是他的长子情结过于沉重，总想维持住一个大家庭，为此他作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而效果并不佳。在新的时代风尚里，旧式大家庭已经维持不住了。
鲁迅历来主张，中国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坟·文化偏至论》)，他对中国传统道德中健康的高尚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损己利人”(《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思想行为，始终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身体力行，但这并不能解决体制性的问题。
到1925年，鲁迅似乎曾经比较集中地思考过关于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当年春天他写过一篇散文诗《风筝》(《语丝》周刊第12期，1925年2月2日)，对自己早年曾经压迫过小兄弟周建人表示忏悔；冬天又写小说《弟兄》(《莽原》半月刊第3期，1926年2月10日)，其中心情节是弟弟靖甫生病发高烧，哥哥沛君鉴于其时正流行猩红热，十分焦急，特别请“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外国医生普悌思大夫来诊治，谁知其实不过是出疹子——靖甫长到这么大，竟然没有出过疹子！这个故事显然取材于自己与二弟周作人的关系。据《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1917年5月，刚到北京不久的周作人发过一次高烧，非常骇人，曾先后请过俄国医生苏达科甫以及德国医生格林、狄博尔治疗，最后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周作人长到这么大，竟然没有出过疹子，这才放了心，服药后渐愈。5月26日这天，曾以小便送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第二天，精神恢复。《弟兄》写靖甫病愈那天，也正是“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个日子在鲁迅记忆中印象极深。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我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却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知堂回想录》，香港三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323页)。《弟兄》中写沛君的噩梦，显然与此恶念有关。张沛君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鲁迅后来有个笔名就叫“张沛”。一般认为，这个笔名来自鲁迅的乳名“阿张”，因此“张沛”近乎自报家门，“张沛君”也差不多是如此。
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弟兄》的主题在于批判沛君的伪善和自私。事实似乎完全不是如此。试看当沛君通过电话请了普悌思大夫来为靖甫诊治，而普大夫尚未到时——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还是没有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真所谓“病急乱投医”。沛君违心地屈尊地去请教他一向不甚以为然的中医，无非是一种侥幸心理，许多重病号的家属都有过这种心理。当沛君坐在窗前的书桌边恭候普大夫时，“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声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吧，却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车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热切的盼望，恼人的落空，多次反复，使人产生似乎莫名其妙的自怨自艾心理，这里写得很动人。《弟兄》是用全知角度写的，如果作者真的要表现和揭露沛君其人的虚伪，上述两处大可以来一点暴露性的笔墨，然而没有。
沛君最为人诟病的无过于他那一段凌乱的思绪和那一个梦。曾经有人说：他从下意识里“闪闪烁烁地浮出”的“梦的断片”，就把他那些隐蔽在虚伪的假面具底下的真面目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诛心之论的根据在于，小说里确有一个噩梦，而做梦之前，沛君有一阵忽然“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他又想到子女的教育问题，经济条件只允许两家的一部分子女去读书，“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此外他又想到靖甫后事的安排，如此等等。
但这些也很难叫作伪善和自私。作为一个“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的公务员，沛君对未来的生计抱有深沉的忧虑，很合于情理，也很值得同情，如果他除了关心爱护弟弟以外一切都不考虑，倒反而奇怪了。不是连鲁迅本人也曾经产生过万一周作人一病不起，自己要收养其家小的“恶念”吗？要维持一个大家庭，作为家长的长兄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恶念”。
鲁迅的长子情结一直未消：鲁老太太的生活费，一向由他独自承担。
现实主义大师鲁迅笔下的沛君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不是苍白的人工合成的伦理样板。鲁迅历来反对违背生活本身的逻辑关起门来制造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红楼梦》和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因为前者“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小说的好人完全说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后者写出了人的灵魂的深。真和深原是一回事，离开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也就失去了真实性和深刻性。
张沛君的意识和下意识都不是那么简单、纯粹，最足以代表他的复杂性的正是他的梦：
——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称颂……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权威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时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劈过去……
一直打到靖甫的孩子荷生满脸是血；然而他在梦中却向外人解释说：“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
曾有论者抓住这些描写，指出沛君的下意识里充满了私心和伪善，他一方面杀气腾腾地虐待弟弟的遗孤，一方面还在标榜良心；可见平时戴着虚伪的假面，一到梦中就暴露无遗了。
全盘否定沛君的论者这样重视他的下意识，用的是弗洛伊德学说。按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的说法，下意识的本能欲望受良知即社会道德的压抑，平时无从表现，有时便变相迂回，在梦中求得象征的满足。可见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沛君这一人物尚不能直接以他的“显梦”为依据——这个“显梦”显然把沛君对于弟弟预后不良的担心、对未来生计特别是子女教育如何安排的焦虑，加以“戏剧化”了。所以可以说，这个梦主要表现的乃是他对未来生计的余悸，表现了他的可怜。当然，沛君确实偏爱他自己的子女，这乃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甚至谅解的。大公无私，谈何容易，也不是非如此不可；能时时想到别人和将来，即使略有私心，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美好的关系破裂后，鲁迅对二弟周作人始终比较宽容(参见顾农《周氏兄弟关系史的七个片段》，《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1924年《语丝》创刊以后，鲁迅、周作人同为特约撰稿人，不少事情大方向还是一致的。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在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周作人也签了名。这似乎造成了兄弟和解的某种气氛。
据此以推，鲁迅写《弟兄》可能带有用美好的回忆向周作人发出信息的微意。这是很高的姿态。据周建人说，《弟兄》这篇小说是鲁迅“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以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于高处时，就飞鸣寻求同类。鲁迅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可惜周作人对此毫无反应。
周作人晚年提到《弟兄》时一再强调这一篇“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知堂回想录》，香港三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当年他一定也感受到这一信息的，然而竟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以致坐失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