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出名过早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就算得到了一时的快乐，更多的时候，是要承担这种少年成名所带来的重压。

周旋出名很早，1934年，十四岁的周璇参加了上海《大晚报》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活动，仅以微弱的票数差距落后于冠军白虹——当时的当红艺人。

虽然名列第二，周璇却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一出道就火遍全国。

周旋当时有多红？

她从影不到两年就拍了九部电影，歌坛中更是难寻比肩者。她每天要跑几家电台播音，十七岁就已经在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

她在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一共拍摄了四十三部影片，十里洋场的留声机里到处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大街小巷的报纸里总能见到她的玉照。

1945年，周璇在金都大戏院开演唱会，票价高达三百元，却是一票难求，一开售很快就销售一空。

周旋剧照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三天演唱会共售四百万余元。她主演的电影，无论是古装片还是时装片，每一部都叫座。影片的拷贝抢手到东南亚一带的片商提着现金到上海来抢购。

白崇禧将军的儿子——文学家白先勇在他的《上海童年》一文中这样写道：“那时上海滩上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

遗憾的是她在37岁时生命戛然而止，结局悲惨。

苦涩的花样年华

1920年9月，一个女孩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苏姓人家中，被命名为苏璞。

3岁时，舅舅顾仕佳悄悄把苏璞拐骗到江苏金坛一带，一户王姓人家发了善心收养了她，并将她改名为王小红。

好景不长，不久王家夫妇婚姻破裂，小红又被改嫁后的养母送给了一户周姓人家照顾。就这样，一番波折之后，苏璞变成了周小红。

被周家收养后，周家也家道中落。加上养父吸食鸦片，生活越发困苦。养父动起了周璇的主意，打算将她卖入青楼，这时候养母挺身而出保护了她。

对于外出帮佣做工挣钱来供她读书和生活的养母，她一直心怀感激，成名以后也是一直和养母生活在一起。

大约是因为所受的苦痛太多，别人一点点的温暖都能叫她全心以报。

影视剧中周旋剧照

在那个时代，即便是亲生的母亲，也不见得能给予女儿全身心的爱，更何况是一位养母？

但因为没得到过，便永远都是好的。所以，在潜意识中，她将人生所有的困厄和痛苦都归结为没有和父母在一起。那么，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便应该什么苦都没有了吧。

在她临终时心心念念的仍旧是：“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我是谁的孩子”是困扰周璇一生的心结。对于父母的渴望，对于血缘、家庭的憧憬，几乎是她除了艺术以外唯一的支柱，也可以说是她人生悲剧的源头。

周家家境日渐窘迫潦倒，只有七八岁的小红不得不承受愈来愈重的生活苦痛，在那段没有半点美好可言的日子里，小红便用唱歌聊以度日。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常常唱起歌来，通过这种方式来纾解自己内心的忧愁思绪。或许是命运对于悲苦的人总是有所补偿，周小红小小年纪就展显出了在音乐上的独特才能。

周旋

1931年的一天，周璇的歌声无意中被明月歌舞剧社的琴师章锦文听到了。

在她的推荐下，周璇加入了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剧社。

明月歌舞剧社不是普通的草台歌舞班子，而是拥有着像王人美、黎莉莉、白虹、胡笳、聂耳、黎锦光等一大批明星和当时顶级的音乐人才的地方。

一个人能成功，除却天分，就只剩努力了。

周璇天生一副好嗓子，却没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在明月歌舞剧社里，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跟章锦文学习五线谱、弹钢琴，又跟来自北京的艺人严华学说普通话。

初进明月歌舞剧社，练琴也要论资排辈。往往是别人在练琴，她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学习。等前辈练完琴，她才有机会去摸一摸钢琴。

清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她比任何人都努力。

周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她的音乐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但能识五线谱、弹钢琴，而且也能说一口普通话了。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回她顶替台柱子白虹出演歌舞剧《特别快车》，博得了满堂彩，让所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而“周旋”的艺名其实也是来自于一场精彩的演出，她在《民族之光》时，将“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这句演绎得相当传神，黎锦晖听后很是满意，夸赞周小红，并告诉她不如以后就改名为周璇。

因为这句肯定，这个名叫“小红”的女孩有了一个后来被人们不断传颂的名字——周璇。

璇华之恋

在明月歌舞团的那段时间里，周璇与严华结缘，谱写了“璇华之恋”。

1912年，严华出生在江南的一个书香门第，毕业于北平国立尚志高级商科学校。严华早在学生时代就喜好京剧，并以票友的身份通过《四郎探母》等戏而年少成名。

后来严华在歌坛大展头角，有着“歌坛之王”和“中国第一歌唱家”的称号都是对他歌唱才华的肯定。严华一生才华横溢，创作歌曲100多首，其中最有名的有《月圆花好》、《送君》、《百鸟朝凤》、《天堂歌》、《难民歌》等这些我们今天都还很熟悉的歌曲。

周旋最初刚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就受到了严华的特别照顾。如父如兄一样的严华不但热心地教她学习说普通话，还为她的前途机会尽心尽力。

他利用人脉为她开拓演出机会，把她推荐给百代、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唱片。

明月歌舞剧社解散后，周璇不得不又要回到养父家中面对被虐待的生活，而为了她，严华放弃了自己的商业，在困难重重下办了新月社。

虽然不过一年新月社就因经营问题而解散了，但周璇却已经在歌坛立稳了脚跟。

严华年长她九岁，是她口里的“严华哥哥”。由感动到感激到爱恋，最后的结婚就那样水到渠成。

但是随着周璇事业的辉煌，他们的感情却在流言的袭击和性格的冲突下日渐冷却。

1938年秋，周璇签约于上海国华影业公司，迎来了她的新一轮拍片高潮。

悬殊的收入，聚少离多的婚姻，报纸上捕风捉影的绯闻，都让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颇重的男人开始疑心重重。

严华在经济上控制她，虽然她一年拍片所得不下万元，却都要悉数上交，包中现金不超过五元。

他对生活也极为苛刻，有时候亲友来访，连招待的点心都拿不出。家中收入丰足，却不肯请帮佣，一切大小杂事都由周璇养母打理。

稍不顺心，严华就公然对周旋辱骂责打。若周旋拍片归家稍晚，定然遭到严华的痛骂乃至殴打，非要让她认错才肯罢休。

谁都没料到聚光灯前眉弯眼笑的周璇，背后的婚姻生活却是如此千疮百孔。

1941年，周旋的第一段婚姻终于走到尽头，这段失败的婚姻击给周璇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创伤。

周璇曾经离家出走，也曾经想放下现有的光环，去解放区重新生活，她甚至还悲观消极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再次熄灭的爱情之火

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不久，周璇受邀赴香港拍摄《长相思》、《歌女之歌》等片。1947年，她回到上海，拍摄了《夜店》。

在这部影片中中，她饰演石小妹一角，这是一个饱受摧残、又被逼沦为妓女，最后不得已痛苦自杀的天真姑娘。周璇将这个人物形象演得活灵活现，深深得到观众的喜欢。

由于《夜店》，周璇与演员石挥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这期间，二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夜店》一结束，还来不及等到影片公映，中华联合制片就派人要求周璇迅速履行合约上的条款要求。

浓烈的爱情的火焰使她无法静下心来考虑，事业的催赶又不允许她深思熟虑、瞻前顾后，周璇只得在临行前和石挥草草订立婚约，匆匆告别，急忙去港。

在香港，身边总有人告诉周璇，石挥对她的爱情已慢慢变质，甚至还拿出了上海版的小报作为证据，并不断劝说她与石挥分手。

当时好不容易从与严华的感情阴影中走出，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却不得不再次面对感情的折磨。

周璇回到上海，与石挥见面时显得很客气，言谈间有一种疏离之感。石挥拿出刊物上写的周璇“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质问她，两人各有心结，心怀不快。

一时间二人相对无语，最后，石挥长吁一口气，起身转而离去。对于周璇来说，她重新燃起的爱情之火就这样熄灭了。

一次次的情变让周璇感到身心疲惫，早已围在她身边的年轻商人朱怀德，这时对她百般殷勤示好，不但为给她找医生治病而四处奔走，还时时操心她的经济。

1949年春末，周璇在香港与朱怀德同居了。

她很信任朱怀德，将全部积蓄交给他。朱怀德带着钱抵沪后，却从此杳无音讯，如人间蒸发一般。

1950年，

周璇带着与朱怀德所生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没有良心的朱怀德面对周璇与怀中的孩子周民，竟不承认，甚至质问周璇这个孩子是不是像她本人一样，是领来的。

这样的话语深深刺痛了周璇，更打破了周璇对他所有的信任和幻想。

周璇在演完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后，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周璇想到了验血，她一定要证明：这个孩子是朱怀德的。

在这之后的整整五年中，周璇的精神状态一直十分差。

红颜薄命

而此时她生命中的第四个男人，美术教师唐棣出现在她身边，一边用“爱情”迷惑她，一边将她的财产网罗一空。

1952年，唐棣因诈骗罪和诱奸罪被判入狱，这又令周璇的病雪上加霜，不久她生下二儿子周伟。

1957年，精神疾病即将康复的周璇，又患上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七岁。

周旋的悲剧生涯，都以为她为情所伤，实际上在感情问题上她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

在婚姻中受了委屈，被不切实的报道中伤，她会挺身撰文为自己辩解，决不做窦娥。

虽然年轻，她却并非没有智慧。眼见第一届电影皇后胡蝶的曲折、第二届电影皇后陈玉梅的胜之不武，在被票选为第三届电影皇后的时候，周璇对这一称号避之不及，登报声明严辞不受。

在1944年与上海《新影坛》记者的“二十一问”中，当被问到“给你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她的回答是：“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

何等谦虚且智慧。

抗日战争时期她为表明不和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公开宣称退出演艺圈，很有民族大义。

其实，她不曾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疾病和时代，还有解不开心结的推波助澜。

回到上海后，周璇无法适应和融入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她一直不曾放弃寻找亲人，在她成名了以后，常有人冒充认亲。但在听到要验血的时候，都消失无踪了。

她一次又一次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

常年日夜无休地拍片、唱歌，严重透支了她的身体。失眠、神经衰弱一直如影随形，也为她日后的病发打下了伏笔。

她病发后，大儿子被赵丹、黄宗英收养，长大后却对周璇的话题敏感而排斥.

二儿子周伟在父亲入狱后，辗转孤儿院和收养家庭间，可谓凄凉，到三十来岁还不知自己的身世，直到1983年才证实自己的身份。

病中周旋

而兄弟间也并不和睦。

她毕生所追寻的“我是谁的孩子”的悲剧，再一次地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大概是她始料未及且不愿意所见的吧。

在《周璇日记》一书的第一页上写着：“把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醍醐灌顶的反省和顿悟，依旧没能挽救她的焦虑和恐慌。终其一生，她都没能从这种桎梏中逃出生天。

同时，名人的身份又让她注定躲不开娱乐界的风言风语，甚至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推测与臆想，这些对她来说，无疑都是一次次巨大的打击与伤害。

事业的辉煌成绩与个人情感生活的坎坷曲折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给了周璇的精神世界不小的冲击，这样的冲击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并伴随了她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