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一生虽然有六段婚姻，却只留下一儿一女，即第二任妻子萧菊芳所生的儿子朱琦，和第四任妻子贺治华所生的女儿朱敏。按照世俗的眼光看，这位“位高权重”的朱德元帅的独子，那岂不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实则不然，朱老总原则性很强，对儿子要求也很严，从不搞特殊，朱琦一生都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仅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火车司机。即便如此，作为“官二代”的朱琦也是出身“名门”，在当时还是十分受姑娘的青睐，但在求爱过程中他却数次被拒绝。究竟是什么样的姑娘如此“大胆”，敢拒朱德独生子的求爱？而且谁的话都不管用，最后贺龙霸气出面上门说媒，那结果又如何？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众所周知，朱老总是四川人，怎么会跑到云南结婚？结婚对象还是一个“老姑娘”？大家暂且收起好奇心，听我慢慢说。
萧菊芳是云南昆明人，出生于1885年，比朱德年长一岁，当然这个“老姑娘”并不是指比朱德年龄大的意思。她父亲萧庆夫由江西来云南谋生，在云南安家后生下五子一女，对唯一的女儿萧菊芳爱若掌上明珠。
缠足一直是封建女性不可缺少的人生经历，“三寸金莲”也被看作美的象征。还在清末年间，萧庆夫就不让女儿缠足，还将她送入新学堂昆明师范读书，毕业后萧菊芳留校任教，是当时极为罕见的有知识的新女性。
在现在看来，萧菊芳家境好，有文化，还有稳定的工作，一定会是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以前，经常抛头露面还没有裹小脚的女性是不受待见的。所以她迟迟没有出嫁，慢慢就成了待字闺中的“老姑娘”。
青年朱德
或许是上天的缘分，1909年，同样身为教习的朱德投笔从戎，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就这样，两个人的命运交汇于有着“恋爱之都”美誉的昆明。
怀揣着从军报国梦的朱德，跨越近一千公里（成都——昆明893.3公里），一路颠沛流离历经波折，如同朝圣一般来到云南讲武堂，却被告知只招收云南籍考生。朱德虽然笔试成绩很好，却不够入学资格，最终落榜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落榜的遗憾与失落已经不在了，确切地说是他现在只能感觉到饥饿。从成都到昆明，长达893.3公里的路程已经耗尽了朱德所有的积蓄，此时的他没有路费还乡，忧愁和沮丧将这个年轻人淹没。
他心急如焚，病倒在昆明景星街某家客栈里，一病多日，别说旅馆费了，就连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来。
我们不知道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朱德在想些什么：他是否会为他来云南的决定而后悔？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他是继续坚持？还是选择一种安定的生活、呆在师范学校继续教学？他是否会渴望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生活？毕竟现在身上没有半个子儿。他是否会想起四川老家、想起自己的老母亲？
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至少是我的话，我想有个人能救我于水火。
朱德当然不会被这样的困境打倒，要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十大元帅之首、开国功勋朱老总了。
朱德病倒的客栈是一位叫萧庆夫的忠厚长者，他见朱德虽是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但为人忠厚老实，人品才华都很不错，千里迢迢来昆明报考军校，十分上进，日后定然前途似锦，便决定帮朱德一把。萧庆夫不但免去他的食宿费，还自己请医生为朱德抓药治病。
经过萧家的悉心照料，朱德的身体很快康复，对萧庆夫满怀感激，直到晚年，向儿孙回忆往事，常常感慨：“没有萧家，就没有我的后来！”
病愈后，朱德曾在萧家帮忙做事、记账，也算是报答萧家恩情。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萧菊芳，二人日久生情。但是，稳定、甜蜜的生活并未动摇朱德当兵的决心。不久朱德再次报考云南武备学堂，这次他长了个心眼，把籍贯写成云南临安府蒙自县，这下终于被录取了。
萧菊芳照片
1912年，朱德上萧家向萧菊芳求婚，26岁的朱德娶了27岁的萧菊芳。
婚后，萧菊芳依然在师范教书，住在集体宿舍，朱德住在讲武堂，整天带兵操练，两人甚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而且只有星期天两人才能相聚。当时不论是朱德的军官地位还是萧家的财力，都完全可以在昆明置办一栋像样的别墅，而他们却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一心扑在事业上。
多年以后，朱德提及此事，自豪地说道：“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带兵打仗的朱德，怕是要到处跑了。
1915年12月，朱德随滇军参加护国战争，率部队驻扎在四川泸州。七年之后，朱德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他的心中激动万分，但却与新婚妻子分隔两地。后来萧菊芳思念丈夫不已，偷偷坐着轿子来到了泸州，在城中寻了一处偏僻的住宅，与朱德住在了一起。
1916年9月，萧菊芳生下儿子，朱德发现儿子右耳际有一根细细地“拴马柱”，就给他起名为朱宝书，小名“保柱”，后来改名为朱琦。这也是朱老总唯一的儿子。
但“保柱”的降生却没能保住自己的母亲。
孩子生下才四个月，1917年初，萧菊芳不幸染上类似赤痢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哀痛之中，为爱妻写下了挽联，满是遗憾之情：
“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乃是天上仙姝。“
朱老总并非是个只知道舞枪弄棒、带兵打仗的“糙汉子“，他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只是不善于言表，把内心的感情都深埋于心底。
萧菊芳病逝，生活还得继续。孩子尚在襁褓之中，需要人照顾，常年戎马的朱德肯定不行，所有身边人都劝说他赶紧为这个家找个女主人，好照料孩子。
朱德和同为四川人、革命党人的孙炳文是好友。孙炳文曾在朱德的旅部当过参谋，他有个外甥女陈玉珍，也是受过良好教育、为裹脚的女子，21岁还未出嫁，他便想撮合一下。而陈玉珍见是舅舅亲自做媒，便同意与朱德见一面。见面之后，她对忠厚诚朴得很有好感。
相处一段时间，陈玉珍和朱德就“闪婚”了，她对朱琦也是视若己出。
1922年春天，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朱德放弃了一年两千大洋的高官职务，与孙炳文等人一同远赴德国求学，从此与陈玉珍、朱琦天各一方，只是没想到这一分别再次相见却是十五年后了。
回国后，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和围剿，更是无从得知儿子的下落。
1937年，刚满21岁的朱琦被抓了壮丁，编入滇军部队，幸好，滇军领袖是朱德的好友，同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龙云，才能幸免于难。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全民族统一抗战。8月，“云南王”龙云应邀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意出兵两万支持抗战。因国共二次合作，朱德也来到南京开会与龙云见面，这才得知失散多年的儿子下落，路过重庆时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分享了自己的心情。
朱德只有这一个儿子，而且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在革命期间根本没有闲暇寻子，虽然老总不说，但大家都深深理解这份沉甸甸的父子之情。周恩来便派人到滇军队伍里寻找朱琦，找到后带往延安。
父子久别重逢，已经是两个陌生人。上次见面朱琦还是一个只会啼哭的婴儿，朱德望着眼前高大的儿子，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两人四目相对，时间仿佛静止，忽然朱德想起了什么，把手猛地伸向朱琦的脖颈好像在寻找什么，激动地连声说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原来是小时候的“拴马柱”，让失散多年的父子重新相认。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入了党，毕业后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大家都以为好不容易重聚的儿子肯定会安置在身边，至少不会上战场打打杀杀，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一个不留心可能小命就没有了，对朱德给自己儿子的安排很疑惑。朱德却说：“不能因为是我朱德的儿子就搞特殊，革命大家都要出力。”
幸运女神并没有因为他是朱德的儿子就多加眷顾。在一次战斗中，朱琦大腿中了一弹，由于救援措施不及时，最终落下了残疾。由于伤病，1943年朱琦从前线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
有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这一时期，朱琦结识了一个让他欢喜让他愁的女性——赵力平。
赵力平女士如今仍然在世
赵力平，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有男子气概，但却是一个女子的名字，敢起这样名字的女孩想必也是个性十足了。
赵力平比朱琦小10岁，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她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5岁加入共产党。和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赵力平对革命圣地延安无比向往，在17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如同朝圣一般徒步来到延安。1944年，18岁的赵力平在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二分队进行学习。
这天，赵力平像往常一样在宿舍进行理论学习，教导员顾玉玲通知她到大部队来一下。赵力平迷迷糊糊来到大部队，见队部里坐着好些人，有自己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过大家都在看着她，十分认真的样子，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赵力平竟然害羞起来了。想来也是，被那么多人上下打量，也是十分尴尬的一件事，正当她不知所措时，突然听到一句：“没事了，你走吧。”
其实这是一场相亲，女方是赵力平，而男方就是朱琦。
此时的朱琦已经28了，放在当时绝对是大龄青年，再加上他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感情上的事情。不过，这可急坏了朱琦的继母康克清，她便找上了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将军，让他在学校物色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女同学，说媒搭线。
这一来二去，就找上了赵力平，她思想进步、为人率直，在班上还担任着班长，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相亲”后，大家对赵力平都很满意，但她却不愿意。
当赵力平弄清事情经过，隐隐约约听出彭绍辉的话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关系的意思时，她惶惑了。
一来她年纪还小根本没有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来父母不在身边自己不能轻易做主；三来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总司令的儿子。
但是校长亲自说媒，赵力平又不能明着拒绝，所以之后她见着朱琦都绕道走，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做客，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没有答应。
赵力平不知如何应对，朱琦更是苦不堪言，爱情这壶酒谁喝都得醉啊。
一天下午，朱琦终于鼓足勇气找到赵力平，怯怯地问“上次彭将军说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然后他涨红了脸接着说道“我喜欢你，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面对朱琦，这位朱老总的独子，赵力平并没有给面子，“我不愿意”四个字脱口而出。
这可急坏了朱琦，赶忙询问为何不愿意？赵力平情急之下只得说：“你是四川人！”
“四川人怎么了？” 朱琦愣住了，难道赵力平还有地域歧视？
“我不爱吃大米，也不爱吃辣椒！”
这下可逗乐了朱琦，如果是身高、长相这些这些爹妈给的，也就没办法了，“饮食习惯不同，可以改变啊，慢慢就适应了！”
俗话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朱琦以为自己已经说服了赵力平，却没想到她眉毛上挑，白了自己一眼，扭头便跑，只留下自己一人傻傻待在原地。
朱琦当然不会就这样放弃，过了几天，再次“堵到”赵力平，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赵力平被烦得实在是没脾气了，一股脑全说了出来，“你家是做大官的，我就是老百姓，我们不合适！”
这下朱琦不知道该如何才好了。
康克清和朱德
1929年，43岁的朱德娶了人生最后一位妻子——康克清。嫁给朱德时的康克清年仅18岁，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所以她非常能理解赵力平的心情。康克清看中了她的人品，也想要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于是便请女将军李贞和晋绥军区司令贺龙出马，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李贞是唯一一位开国女少将，即便在当时也很有威望，一直在红二、红六军团政治部工作，善于做政治工作。她当时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以及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等职。
在接到康定清的委任状后，李贞出动了。每到晚饭后，李贞都会邀请赵力平散散步，并不是因为“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而是为了做她的思想工作。
“小赵啊，你看朱琦也是一表人才，工作能力没得说，思想进步，还上前线打过仗呢。朱琦这么优秀和他是老总的儿子没关系，他们从小分开，朱琦都是靠的自己。你说你是农村出身，那老总也是，康克请也是，朱琦到21岁还是个标准的农村娃呢。你担心年龄？差10岁根本不是问题，大几岁会疼人。爱情是自由的，怎么能被年龄限制呢？”
以上只是我的猜想，对于李贞是如何劝说的，并没有资料记载。不过结果是知道的，那就是赵力平并没有因为李贞的劝说而动摇。
李贞没能成功，最后只能靠贺老总出马了。
为什么最后把宝都压在贺龙身上呢？
首先贺龙是晋绥军区司令，是朱琦、赵力平的首长，也是大家的家长，别人的话赵力平可能听不进去，但贺老总的话一定会听；再说贺龙在解决这类事情上绝对算得上经验丰富，这当然和他雷厉风行、行事干脆果断的风格有关。
贺龙在延安追美人薛明时，就是直接出马、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后来王树声追杨炬时，杨炬也是犹豫不决，结果贺龙出马几句话就摆平了，而这两对儿新人的婚事是贺龙在打牌的时候决定办的。算起来贺龙这媒婆都当好几回了，这次轮到了朱琦和赵力平。
这天贺龙找到了赵力平，直截了当地说：“小赵，你和朱琦什么时候结婚？”
“我什么时候说要和朱琦结婚了？”赵力平懵了。
“咱们队伍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俩的事情赶紧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
这是什么逻辑，部队进张家口和我俩的事有什么关系，赵力平嘟嘟囔囔的并不敢发牢骚，只是说了句“我才20……”
“20！都20岁了还小么！”
赵力平是一声也不敢吭，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这婚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你看什么时候结？”
贺龙乘胜追击：“你看下个星期怎么样？”
赵力平低着头，直勾勾地看着脚尖，两手摆弄着麻花辫，没有吭声。
磨磨唧唧。贺龙最受不了的就是这四个字，他拍着桌子说道：“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现在批准你们结婚！朱琦哪点不好？马上结婚！”
过去结婚是需要部队领导批准的，说着贺龙随手拿纸写下“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
赵力平一看，这婚事看来是板上钉钉了，于是聂聂说着：“既然组织决定了，那我就照办。”
贺龙这才回过神，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声音稍低点说道：“咱说清楚了啊，如果你真不同意，这婚不结，我没有包办婚姻啊。”
赵力平也没有搭话，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眼见出了门，扭头留下句：“那就同意呗！”
其实赵力平一直对朱琦印象不错：他为人热情，也没有什么架子，待人友善；虽然没有朱老总那么魁梧大气，但却多了几分秀气，眼神中透着坚毅和睿智。只是她真的不想和干部结亲，不想让别的干部背后说闲话。赵力平也多次向朋友询问意见，都说朱老总家门槛太高，她一个农村姑娘，嫁过去肯定受气。
所以两人的事情就一拖再拖，最后还是贺老总厉害，贺龙出马、马到成功。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6年的3月23日，朱琦和赵力平在内蒙古的丰镇结为伉俪。当时整个晋绥军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婚礼，摆了五六桌酒席，搞得相当隆重。当然了，婚礼是由贺老总主持。他叼着烟、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贺老总一生除了带兵打仗，也做了很多“好事”呢。
二人的婚后生活只能用聚少离多来形容，而新媳妇与公婆的首次见面却是在结婚的两年后了。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的辗转，朱琦夫妇到达河北，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和。但是没过多久，二人就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1948年阜平县土改结束，赵力平随丈夫来到西柏坡，“新媳妇”第一次与公婆见了面。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赵力平亲身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慈善、温和，正如那些“介绍人”说的一样，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会非常幸福。
由于怕引起公婆的伤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环境艰苦来到这个世上三天就夭折了，赵力平并没有告诉公婆。1951年长子朱援朝出生，1952年次子朱和平降世，到1957年，夫妇二人已经有了5个孩子，看着儿孙满堂，朱老总常常笑得合不拢觜。
在土改结束后，朱琦并没有再进部队，而是听从组织安排，留在了河北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放弃军中职务，去到组织更需要的地方，儿子的做法让老总十分高兴，立马给儿子写信：“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在铁路局，不要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听从父亲建议的朱琦，从一个团级干部变成了一个火车机车练习生，一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火车司机。
赵力平在银行上班，而朱琦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小两口注定是聚少离多，就连朱老总想见儿子一面也不容易。
有一天，朱琦刚上班，铁路领导就告诉他，今天开车是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一定要完成好。朱琦心领神会，不知道今天这车上坐的是哪位首长，有保密规定也就没问。他和机车组的几个同志精心操作，把列车开的又快又稳，圆满完成任务。列车刚到站，铁路领导赶忙跑来，说首长要接见他。
是我火车开的太好要表扬我吗？还是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朱琦来到了接待室，推门一看，在那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朱德。
两个人显得都很激动，上次见面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了。朱琦上前想要拥抱一下父亲，可刚迈出的脚又缩回去了。原来是铁路领导催得急，连换身衣服洗把脸的时间都没给，朱琦穿着司机工作服，双手油污、满头大汗就跑过来了。不过老总见到儿子高兴，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一把抓住朱琦的手，说道：“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
朱琦牢记父亲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在铁路部门一直工作到病逝。如果不是这次老总的“接见“，许多和他一起战斗、工作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不搞特殊化“几乎是朱老总的家风，他唯一的儿子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待遇，甚至因为”官二代“的身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还受到过挫折。
夫妻二人虽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但却甘之如饴。
然而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浩劫降至，由于过度劳累，年纪轻轻的朱琦患上了心脏病。
1974年6月，吃过早饭，赵力平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了，可等回到家，面临的却是天人永隔。
朱琦已经离开人世，年仅50岁。
当时的朱老总已经88岁高龄，为老人身体考虑，赵力平和婆婆康克清并没有把儿子的死讯告诉他，只是说朱琦得了病需要治疗。
后来朱老总问儿子的治疗需要什么药物，有没有什么困难。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实在瞒不住了，赵力平就来到了北京，说朱琦已经先走一步了，此时，朱琦已经离世12天。
世上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听闻这一噩耗，朱老总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些什么，沉默良久，他才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也没见最后一面，就连葬礼都没参加……太可惜了。“
2年后，朱老总也离开人世，享年90岁。
朱老总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希望在天堂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