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10日，嵯峨浩在天城山的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了自己19岁女儿的遗体。她的女儿是用手枪射穿太阳穴而死的，与她以同样的方式死亡的，还有她的同学大久保。
她的女儿名叫爱新觉罗·慧生，是她和爱新觉罗·溥杰的爱情结晶，体内流淌着清朝皇室的血。
慧生曾想要回到中国和自己的战犯父亲团聚，她自学中文、甚至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她熟读《清朝三百年历史》、《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著作，她温文尔雅、面容姣好，是班上男同学认为最为理想的妻子。
一切的美好都随着她的死亡戛然而止。
这桩案件有了许多坊间的猜测，有的人说两人是殉情，有的人说是慧生被大久保缠上了。
数月后，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飘摇而至抚顺战犯看守所。听闻自己的女儿的生命定格在了本应该是最美的花季，爱新觉罗·溥杰顿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远远比那个不属于他的、罪恶至极的帝国的覆灭来得多的多得多。
在被当做战犯关押进抚顺看守所之前，他曾认为妻子和女儿是他人生意义的全部，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现在，他的人生的意义陡然崩塌一半，这个瘦削的50岁男人抵挡不住命运的折磨，面对女儿的死亡，他无能为力，只好兀自在宿舍里掉下豆大的眼泪。
他代表了那个年代，许多怯懦、荒唐却又显得柔软的内心。
1933年，东京市谷台二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这个学校里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戴着粗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绝不像一个勇敢坚毅、能够冲锋陷阵的军人。
他身高1.64米，体重只有区区50公斤，瘦削矮小的他几乎是挣扎着来完成所有训练项目的。
他叫爱新觉罗·溥杰，是溥仪的亲弟弟，也就是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的“皇弟”。
溥杰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首先是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想。1926年，溥杰20岁。他在北京饭店中认识了一位当时的青年英杰：张学良将军。溥杰后来在回忆录写这样写道：
“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这位青年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的注意。他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
溥仪和溥杰的合影
在目睹张学良的戎马生涯和英武气派后，溥杰被打动了，他超级想当一个军人。本来张学良介绍溥杰去东北的讲武堂学习，但张学良的“好意”被爱新觉罗家的两兄弟辜负了。1927年，占领北平的奉军被迫撤回关外，张学良临走前给溥杰打了一通电话，建议溥杰全家搬到天津租界避难。毕竟冯玉祥来了，前清皇族是很危险的。
康有为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来成了汉奸）劝溥杰：“何必给张学良的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回家以后，溥仪见了弟弟也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做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习。”溥仪想要复仇，他想要一支掌握在自己心腹骨肉手里的武装，溥杰成为了他大哥溥仪的一颗棋子，不过好在溥杰也是乐在其中。
其实在当时那个环境，前往日本留学并不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国内不少高级将领都是出身，包括我们熟知的蔡锷、蒋百里等人。
溥杰在日本学习了一年时间的语言后，转投为日本贵胄子弟设立的学习院，之所以变更目标是因为日本陆军方面临时变卦，提出“凡投考士官学校的，都得由本国的政府报送”，溥杰等人是溥仪报送去的，但如今的溥仪只能代表他个人。
溥杰在学习院学习了4年时间，完完全全地接受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再加上当时日本人对他“平时礼貌有加，恭维备至”，他也对日本产生了感情。
日本也利用溥杰，对中国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吉冈安直（后来在伪满洲国时期长期成为日本安插的钉子）给溥仪鬼鬼祟祟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有大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这对于溥杰兄弟来说无疑是一道“喜讯”了，溥杰回国后把这消息屁颠屁颠告诉了溥仪。后来在1931年7月29日，一个日籍华人送给溥仪一把扇子，上面神神叨叨地写了两行字：“天，不可空勾践； 时，不可无范蠡。”
这对于溥仪兄弟来说，几乎就是日本要支持他兄弟俩的明示了。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溥仪在之前就进行了紧罗密布的准备，没多久就立马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
回到日本继续学习的溥杰，遇上了一件让他余生惭愧不已的事情。当时东京每天都有满载兵士的兵车开往我国东北，日本市民学生如痴如醉的在街上欢送这些侵略军。学习院的学生自然也要组织参加的，有一天日本的学生拉溥杰去车站欢送，溥杰当时还有一点良心未泯，觉得中国人去兵站欢送打中国的日本兵实在有点过不去，日本学生七嘴八舌地和溥杰说：“你是满洲人，汉人是你们的仇人，我们去东北是讨伐在你们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你去欢送有什么关系呢？”溥杰想了想，就去欢送那些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了，他事后每每回忆都悔恨不已。
1933年3月，溥杰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随后到日本军队里面实习服役了4个月，便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学习军事。
26岁的溥杰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了，他满怀热情加入到军校生活中去，他知道伪满洲国急需要一批下级军官，他晓得作为“御弟”，他身上扛着“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
尽管有着相当的热情，但溥杰的训练效果确实很难让人满意的。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集合都让他倍感吃力，他动作迟缓，无法跟上快速的节奏，只好早起十分钟在那里等军号响。溥杰后来说：“我这样做，要是换个日本学生，早被别人耻笑了。”
在理论学习上，溥杰也很难跟上。溥杰说这些什么“战术课程”、“兵器学”、“筑城学”对他来说都是稀里糊涂，既枯燥无味，也确实难懂。更让他痛苦的是上操练课，他歪歪八斜地背着背包，又是个近视眼，进行列兵训练时不是走不整齐就是摔筋斗。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非常为难他这个体质不强的人，比如训练中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经常是要差点摔倒，毕竟这可是御弟，在训练中出意外可就不好了，分队长都不让他走了，但溥杰还是坚持了下来，最终还算是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
在野营训练中，溥杰更是困难重重。溥杰身高1.64米，而三八式步枪长1.695米，比他人还高，他体重只有50公斤，却要背着15公斤重的背包一口气跑2公里，这让他“确实累得够呛”。有一次在神户附近搞实战演习，老百姓在周围看热闹，他们看见这个矮小狼狈的军人顿时笑了起来，讥讽说：“你还不快去，要打败仗了！”
在训练中他一度有过指挥同学的机会，但最后都闹得啼笑皆非。他指挥过大家行走，因为不会喊口令，就把大家指挥得无所适从。他还当过队长，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尽管身先士卒地冲了上去，但把队伍带到哪儿、怎么打仗，他是一概不知，全是莫名其妙。不过他自己说自己进行上述活动时都极其认真，“所以同学们跟着我这样糊涂地训练，也无怨言”。毕竟他是御弟，日本人或多或少还是给点面子的。
1935年6月末，溥杰结束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他许多项目都是磕磕绊绊完成的，但他还是以“成绩优秀”获得了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银表，伪满洲国大使还送他一把军刀。在一段时间的实习后，溥杰以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前去长春面见溥仪。
溥杰终究不是一个将才、更不是能够颠倒乾坤复辟清朝的时代巨星。
他最多只能是一个温润的普通人。
“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爱新觉罗·溥杰 《溥杰自传》
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包办婚姻。日本人想通过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来达到“日满亲善”的政治目的，身为棋子的溥杰只能默默的忍受，毕竟他的哥哥贵为“皇帝”，也要被日本人颐气指使。
男女相亲之前是要先看看照片的，在那个没有什么美颜的时代，这是双方认识的第一步。
当溥杰看到嵯峨浩的照片之时，他觉得这个姑娘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上甚至有点像溥杰很喜欢的宝冢戏场里的当红明星草笛美子。
对于浩来说，拒绝这桩婚事就是忤逆关东军，自己的家族就没有好果子吃。她心情非常沮丧，但当嵯峨浩看见溥杰的照片之时，她觉得这位戴着军帽的青年太不像个军人，更像一位学者或者文人。她觉得溥杰的眼睛聪慧明亮、透出不可名状的秀气。她有一些满意，拿着杂志上的溥杰照片问自己的闺蜜“如果叫你和他结婚怎么样，你认为能幸福吗？”她的闺蜜自然是不知道这桩政治婚姻，因此她实话实说：“漂亮极了，如果能和他一起生活可太好了！”嵯峨浩说服了自己，他觉得“他如果是个有魅力的男子汉，民族不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双方约在嵯峨浩的外祖父家见面，时间是1937年1月18日。溥杰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出席，发现这个豪宅的大厅门口摆放着一对景天蓝狮子，极为扎眼。溥杰一下子就认出来，这是颐和园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日本军人抢走，三倒五倒才到这人家手中的。
收起小小的尴尬，饭桌上的溥杰正襟危坐，常常不发一语，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偷偷地瞥一眼未来妻子的模样。溥杰发现这个可爱的姑娘穿着一条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他觉得这比照片上见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几十年过去，他依然能在回忆起他们相遇的第一次晚宴，并把这个场景写在回忆录里。
吉冈中佐喋喋不休的说着没品的笑话，两个小年轻不发一语，心里却已经激起了惊涛骇浪。
晚宴结束后，日本人问溥杰对浩的感觉如何，溥杰诚实的说了两个字：“很好。”浩的一家人也觉得溥杰彬彬有礼，体贴待人，他们去问浩的想法，浩羞得满脸通红的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含羞的少年人说出的两句话，让婚姻就这么定下来了，从此后就是海誓山盟，即便是天各一方，那情也难退、那爱也难消。
两人在1937年4月3日正式完婚，结婚当天嵯峨浩穿着用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的和服。而溥杰则穿着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
两人留下了一张传世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人看上去一个斯文、一个恬静，相当的般配。
按照日本人从夫姓的习惯，也许我们接下来可以改口叫她爱新觉罗·浩，或者浩夫人。溥杰和浩夫人在日本度过了短暂的美好生活，溥杰在自传里说：
“我现在回忆起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单薄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我祈求的。”
然而，现实的引力还是太沉重了。
小两口新婚不过3个月后，七七事变在国内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一对中日夫妻来说是相当尴尬的话题，不过两人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浩夫人凭着良心，觉得这次侵略是“日本不对”，她甚至觉得“我为自己是日本人感到痛苦，如果可能，我愿做一个中国人，和他们一起把日本人骂个痛快”，不过，浩终究是一个日本人，“民族的血是无法改变的，我不能够这样。”
溥杰内心也犯了嘀咕，他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在上海中弹身亡，他想起这位同学教他绑腿、擦枪等生活中的件件令人暖心的琐事，他不禁黯然神伤，他心里默默的问着“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但他是满洲国的御弟，又和日本华族结了婚，觉得愧不可当的同时，在多数时候也只好缄默不语。
同时，他的内心中仍然有恢复清朝和日满亲善的春秋大梦，他终归是漂洋回到了自己的祖宗之地，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溥杰也是有罪的，给日本人做傀儡的战争罪是无法抵赖的，是相当相当丑陋的。
日本人也将溥杰这颗棋子安插在了伪满洲国的核心，并埋下了一颗危及整个中国局势的定时炸弹。
1938年3月1日，伪满洲国《帝位继承法》正式被签署生效，将关东军的野心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溥仪“无能”且无后，按照帝位继承法，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而溥杰的妻子是日本华族，当时浩夫人已经有了身孕，如果诞下的是一个男婴，那么伪满洲国的未来将要有一个中日混血的“皇帝”继承，这对溥仪来说简直是天要塌下来了。溥仪甚至一生都在怀疑，浩是不是日本人派遣来的间谍。
所以溥仪对浩处处刁难，吃饭的时候都腻腻歪歪，不愿意尝弟媳妇做的饭。好在溥杰一年后出生的是一名女婴，名叫慧生，溥仪和溥杰二人都大松一口气。后来溥仪对这个小孩特别喜欢，一度羡慕起了弟弟溥杰的家庭生活，对着溥杰的面说：“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女儿的出生和成长给了压力甚大的溥杰很大的宽慰，慧生从小聪明伶俐，她会唱歌跳舞、会绘画写作，她是爱新觉罗家的心肝宝贝，从生到死，一直都是。慧生死后，溥杰留了一张她在日本画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每每睹物，便会思人。
1943年秋天，溥杰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他们全家也在日本呆了两年。期间甚至经历了日本东京大轰炸。那一天溥仪作为一个军人要参加防空演习不能擅离职守，家中只留下了浩和两个女儿，他不免焦急万分。浩后来也说自己当时埋怨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回来，好在坚强的浩夫人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幸运地活了下去。
溥杰看到东京火光冲天，无数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吗？而且已持续八年了。”（溥杰回忆录中如此地写，笔者有理由怀疑溥杰有美化自己的嫌疑）
1945年2月，溥杰和浩夫人以及二女儿嫮生飞往中国，慧生因为要上小学就继续留在了日本。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溥杰再次和慧生见面时，他所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文静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盒冷冰冰的骨灰了。
这是溥杰和家人的第一次分别，却也不是最后一次。溥杰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次分别的：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随着战争形式的转变，日本法西斯势力每况愈下，回到中国以后的溥杰生活“愈来愈难堪”。随后而来的就是伪满洲国的崩溃，按照溥杰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溥杰此时觉得日本大势已去，甚至心里还想着干哪些活儿战后能少判几年罪。其实溥杰手头上也不算沾满同胞的鲜血，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而已。在伪满洲国多年，他的身份也只是溥仪身边的禁卫团团长、上尉军衔。每天点卯、训练，没上过一次战场了，剿“匪”这类的“脏活累活”他也没干过。
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被摧枯拉朽般击溃。溥杰不禁愕然，又万念俱灰，他甚至一度想过自杀，好说歹说才被浩夫人劝阻下来。
1945年8月18日凌晨1点，“满洲国”解体、溥仪宣布退位。一群满清的遗老遗少痛哭流涕，决议飞往日本逃生，这似乎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他们打算分批逃离，第一批坐上的都是伪满洲国曾经的最核心的亲贵，包括了溥仪溥杰二人。皇后婉容以及浩等女眷，计划第二批撤离中国。
1945年8月22日，飞机起飞了。溥杰看着为他送行的妻子，心中满怀的是对未来的忧愁。没想到，两人再一次相逢，却是16年以后。
这趟飞机一落地，溥仪等人就发现苏联红军几乎同时到达，他们立马就成为了阶下囚，此后就是在苏联辗转5年的囚徒生活。而后又在抚顺看守所里，度过了11年的改造生活。
浩和小女儿嫮生也没有坐上飞机，在陆路上颠沛流离，期间浩被当做间谍、特工多次入狱，她甚至动过“杀死嫮生，然后自杀”的念头。但对丈夫和女儿的爱，让这个传统的东方女人坚强无比，将近一年半后他们才返回故土日本。
两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各自坚强的活下去。
1961年5月12日，中国广州。
54岁的溥杰站在广州火车站的月台上等着、期待着，他一如年轻时那样的瘦弱，眼神中也充满少年般明亮的神色。
这是期待爱情的神色。
当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中年女子从车厢中走下来之时，他的心跳陡然加速。
即便岁月老去了她的容颜，溥杰还是能一眼认出这个温婉的女人便是自己的魂牵梦绕的妻子——浩夫人。
时隔16年，他们互相都一眼认出了彼此，他们四目相对着、互相阅读着彼此面容上的沧桑故事：溥杰瘦了更多，额头很高已经谢顶了，浩夫人也中年发福，青春的容貌也抵挡不住皱纹的侵袭，他们心中涌起了千言万语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倾诉。
先开口的是浩夫人，浩夫人手里捧着他们女儿慧生的骨灰盒。她微微欠身，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
这是两人时隔16年后说的第一句话，溥杰百感交集，宽慰自己的妻子“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把女儿的骨灰盒抱在了怀里，就像当年搂着五六岁的慧儿一样。嫮生在一旁叫起了爸爸，打断了溥杰的思绪，从二女儿的身上，他看到了可爱的慧生的样子。
一家人终归是团聚了。
这一幕溥杰幻想过无数次了。
他甚至动过坏心思，想要到朝鲜参战然后被美军俘虏，这样就能和亲人团圆了。1951年，溥杰甚至因为过于想念自己的妻女遭到了批判。他有时候悲伤到了极点，希望自己快点被判刑，这样浩就可以和他离婚，溥杰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就想让浩自由，让浩能和别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但他也有幻想，他幻想日本也变成和中国一样的人民民主国家，他幻想他的妻子浩也改变了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
溥杰还是低估了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传统的东方女人的固有道德，便是相夫教子、从一而终。我们现如今自然是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但固守传统、无惧牺牲的高尚，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高贵。
1954年秋天，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女儿的一封中文信件。原来小小年纪的慧生在日本自学中文，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并且拜托周恩来总理把这封信连同一张照片转交给溥杰。
爱新觉罗·惠生
溥杰读到信之后，不禁哭出了声，他内心中想象的是自己的可爱女儿，也想象教出如此乖巧懂事女儿的妻子浩，他一下子慌了，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之情，从前那些希望妻子另寻他欢的想法顿时烟消云散。
他只想和妻女见面。
从这开始，战犯们才开始被允许和家人通信。这个政策的源头，就是溥杰女儿的一封信。
1961年2月份，在周恩来总理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同意下，溥杰决定将自己心心念念的浩夫人请回中国。他含泪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你的答复！”
1961年5月，浩夫人带着慧生的骨灰还有二女儿嫮生经过香港回到北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但浩夫人常常对别人说：“我是中国人”。
此后，周总理同意浩加入中国国籍，而嫮生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想要回到日本，这也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和溥杰夫妻俩的同意。
1967年 溥杰夫妻和溥仪
溥杰似乎又回到了他的青春期，他和浩相伴着过着宁静的二人世界，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曾日夜向往的。他在政协做了文史专员的工作，当时工资高达1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他的妻子浩也享受了一样的待遇，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说法显然跟一些人（尤其是当时的日本人）散播的“溥杰晚年生活穷困潦倒”的谣言不符。
1980年春天，浩夫人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在访日期间甚至一下子被送去急诊，从此之后一周要做三次透析。浩自觉时日无多，留下了一句遗言：“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
他们两人又相伴去了女儿慧生的墓地。这个19岁的少女已经离开他们23年了，两人在女儿墓前痛哭流涕。
1987年6月20日上午7点50分，嵯峨浩结束了他的人生旅途，“流浪王妃”病逝北京。9日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溥杰在妻子的耳边低声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却再也得不到回应。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溥杰不禁自问：“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1994年2月28日，87岁的溥杰与世长辞。他的骨灰也一如他的夫人一样：一半葬在了日本，一半葬在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