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指尖：异乡人

异乡人

文丨指尖

周师傅不止是管村的异乡人，也是林场的老师傅、小徒弟以及我们这些临时人员的异乡人。比起来，他的异乡人身份比我们厚，比我们重，也比我们大，所有组成异乡人的物质和气象，在他身上也更明显，更触目。

倘他不说话，也可在短暂一段时间中，成功掩藏自己的身份。比如，从邮递员手里从容淡定地接过报纸。送信人总以为他是林场的正式人员。但他有些慌张而激动地在送信人面前不停抖动报纸的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身份。但送信人并未戳穿他，而是轰响摩托车的油门，从他身边绕一圈，布满黄尘的头盔后面的目光，含着隐隐的奚落，饶有兴味地盯着他；在另一些时候，比如春天或者冬天，一些来自深山老林的乡村护林员来场里开会，那时，即便周师傅不开口，且面色如常地从貂厂的小门里出来，去食堂打水，他身上异于我们的质地，还是突兀而尖锐地把他自我们之中暴露出来，乡村护林员满脸疑惑，浑浊而迟钝的目光持续扫射他。当然，如果是我们，即便是新招来的工人，都不会理会那目光中的疑惑，但周师傅不一样，他就像突然被打败的人，微弓着腰，扬起脸，讨好地朝对方笑笑，比我们都要白很多的牙齿上，布满了认输的味道。

我们就说，“周师傅你不要笑，也不要说话。”

他有些羞赧地低下戴着蓝帽子的头，“不行的，不行的。”

为了掩藏他异乡人的身份，我们自告奋勇，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去管村供销社替他买香烟和油笔，避免他走在管村大街，被人指点或者探问。

秋天，另一个村庄唱戏。在戏场，我们一群人把他围在中间，用夸张的语气和满不在乎的轻笑，来遮挡他，以及他的白皮肤，白牙，脱掉蓝色工作服后露出来的手工衬衫。大约我们这些来自林场的人，总有跟农村人不同的细节、姿态或者语气及举止吧，总之我们就像一群突然曝光的人，引起村人的旁观、指点，当然，也会轻易被人认出。他们拥有宽厚而大度的秉性，走过来，发出让我们去他家坐坐的邀请，毫不忸怩作态，倒是我们礼貌的回绝有矜持和应付的虚假。其中一个又说，“散戏后到家吃饭吧。”我们从不怀疑他的诚意。林场周围的村庄包括管村的人，给我的感觉比温河故乡里的人还要诚恳，敦厚，他们的脸上，布满阳光和风沙刻镂过的痕迹，他们的衣服被晒到发白，他们的手掌因为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凸出。当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那幅《父亲》的油画，就毫不犹疑地确定，这幅画便是他们的写实，他们看起来沧桑、憨直，更值得信任。而这里的女孩，无一例外都是黑红的脸庞，笑起来坦荡无遮地露出一口黄牙。

一个女孩围着红色的头巾，穿过那些观望我们的人群，走过来一把抓住我，“你来了呀。”见我愣怔，她笑说，“春天去林场装袋子见过你的。”

原来是曾经在林场打过短工的女孩。当春天越过冰冻的河流和沉默的群山，最终抵达林场的时候，已经五月了。那时，她跟许多妇人蹲在林场宽大的院子里，往纸袋子里装沙土和油松籽，她们用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把这些小营养纸袋整齐地码在地里，之后环顾着林场渐渐绿起来的模样，不无留恋地走出大门。我从未认识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更未说过一句话。但现在，她却拉着我非要让我去她家。“我家就在戏场那边，你看，那棵柳树下就是。”在她半推半拉中，我犹疑地走进了她家大门。

她母亲坐在炕上，正在纳鞋底，她兴奋地说，“妈，这是林场上班的闺女。”

一听说我来自林场，她妈急忙下了炕，在刚刚给我倒的白水里，放了一勺白糖。且无比关切地询问我，来林场几年了，家是哪里的之类的话题。

这是一段颇为难熬的时光，在她家里，在她母亲和这杯招待贵客的糖水面前，我异乡人的身份是那么鲜明、尖锐而令人惶恐，但同时，这种来自身份的优越感，又让我隐隐得意。

不久，女孩端来一碗白水卧蛋，“你是贵客，好不容易来我家，一定要吃点啊。”

来自陌生人的厚待让我不得不诚心推辞，来来回回的推攘中，优越感瞬忽消失，年龄所携带的羞耻和惭愧渐渐升上来，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

粗瓷碗里，竟然卧着六个鸡蛋。我端着碗，不知如何下口。如果这个碗再大些，她会给我卧八个或者十个鸡蛋吗？一碗卧蛋，在诚心接待的同时，也有隐隐的希冀，这里面，有缘分，也渴慕，有接纳，还有讨好的意味。

“你们中间还有个侉子啊。”

我一惊，随即一笑，“你怎么知道？”

“是刚来的吧？你看他站在你们中间，侉里侉气的，穿着也跟你们不一样，牙齿那么白，水色那么好，一看就是侉子。”

我勉强吃完两个蛋，在她遗憾的表情和催促中，为我们的掩藏失败，为周师傅被轻易识破身份，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失落，同时，也为自己作为这里的异乡人而生出一些惆怅。

周师傅当年也就三十多岁，他是场里从河北聘来的养貂师傅。他的到来，曾让我们兴奋不已，后来想，我们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来面对他的呢？是因为可以在他面前，成功去掉异乡人的身份？还是因为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异乡人，来自远方省份和县域的人，更能准确地诠释异乡人这个有些怪异而另类的身份？也或许，我们不过在他身上，学习如何在异乡生存的本领，为自己漫长的异乡生活，汲取经验和能量？

一些时候，场里的师傅会喊他周侉子。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工人，虽然表面上都在叫他周师傅，背地里，也会喊他周侉子。想来他是很清楚这些的。一个异乡人，要想在他乡平安度日，就得收敛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接受现实的一切困厄。

周师傅油笔里的油用得太快了，倘若我们中谁去管村供销社，他会掏出几毛钱，让我们给他捎笔芯回来。我们猜测，在黄昏，当他将那几十只饕餮旱貂们喂饱，把它们的粪便垃圾铲除掉，洒上清水，关上貂笼，回到宿舍，脱掉工作服，洗刷干净，吃过晚饭，带着浓郁的肥皂味道在昏暗的灯下摊开信纸，那时，他会想念熟悉的家乡，他的家人，父母，孩子。

通过信件，来传递自己的孤独和祝福，幻想和期盼，是每个异乡人都会选择的方式方法。这点上，我们这些拥有管村异乡人身份的人，显得有些尴尬。因为每个月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我们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再去用信纸和笔墨来问候和想念家人，仿佛，我们跟家的距离，是不值一提的。我很羡慕异乡人周师傅，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信，寄信，等信，用完油笔里的蓝色油墨，又去不停购买新的笔芯。

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周师傅喂完貂，清洗干净后，会坐在通往大门的石路边抽烟。他抽烟的样子跟别人不一样，总是低着头，仿佛是在给脚下的土地、地上逃窜的蚂蚁们抽，如果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将烟卷从唇间抽出，捏到手上，抬起脸。说完话，再低下头，狠狠吸几口，再抬头。

这段时间，也是邮递员到来的时段。年轻的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带着来自县城和比县城更远之地的万丈黄尘，呼啸着从场门进来，不等他的摩托车熄火，我们就会从宿舍里冲出去，像要接应某种新鲜的，不一样的，期待的讯息。送信的邮递员，是我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他仿佛另世界的标识，带着光和闪电。但我们收到的信件极其有限。似乎我比他们好点，有个同学会写信给我，在信里，她展示着卫校的新生活，她的新朋友，她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而我，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虽然听起来我是在林场上班，但其实不过从温河故乡迁徙到了管村而已。这里，没有我期待的工厂气息，没有上下班概念，也没有可玩闹的工友，没有假期，也没有娱乐，林场更像一个大家庭，一个容纳来自县域东南西北乡下的家人。在这里，每个人都会去食堂做饭，而我们浣洗的衣服里，也夹带着其他人的。每次回信，我总是斟酌该怎么描述所在的林场，该炫耀什么，规避什么，苦恼什么。读她的来信，我心怀酸楚，对她的嫉妒和不屑，还有后悔，同时交织。即便这样，我还是会定期回信。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成为异乡人，这点上，多多少少让我心软。

比起来，邮递员更愿意把报纸放在我们手里。那是一个年轻的邮递员，他有高大的身躯，看人的时候，又懒得低头，每当他微微垂下眼帘，便感觉有种睥睨众生的气质。他从不停在等候的周师傅身边，而是轰隆隆冲进大门，停在我们的宿舍门口。那时，周师傅扔掉手里的烟卷，用脚尖拧一下烟蒂，然后站起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晃悠悠朝邮递员走来。仿佛，他对自己所期待的信件，并不焦急。事实上，若没有他的信，他会有些悻悻然，乃至脸上明显挂着失落的忧伤。也是，对于习惯读信的人来说，没有信件的日子，是煎熬而残忍的。

“周侉子每天晚上都在写，不是写信，就是抄书。”这是跟他同屋的小司机悄悄告诉我们的。

我们十七八岁，在少年和青年之间徘徊，既能委屈地大哭，又敢充大胆在夜里独行，既渴望融入社会这个大染缸，又不屑那些繁文缛节，既胆小如鼠，又清高不羁。周师傅成为我们要撕开的秘密，不止因他异乡人的身份，还因他跟其他师傅不同的举止。他并不会加入师傅们的酒局，每次都会说自己不会喝酒。也不会跟师傅们下棋，更不会背靠树阴端着茶缸喝水。在师傅们眼里，周侉子不止是异乡人，还是个异数，不好打交道的人。但我觉得他们也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周师傅其实很好说话的，并不会拒绝任何人。我们洗衣服，从深井里打水，他看见了，总会替我们打好几桶水。食堂的泔水桶很重，他看小师傅抬不动，每天都会帮着小师傅抬出去。如果师傅们需要，我想周师傅也会帮忙的，抬木头，或者拉大锯，只要他力所能及。异乡人，从不想被打入另册，在漂泊旅途中，渴望摆脱漫长的孤独。

有一天，当他去管村供销社的时候，我们进到了他跟小司机的宿舍，我们看到了一个塑料封皮的本子被《唐诗三百首》压着，上面他抄了大半本的唐诗。他的字工工整整，不好，也不坏，像他的人。他抄写了好几遍《琵琶行》，奇怪的是，每到结尾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时，他都会反复勾描，像是写错了，有一页上的这句字迹竟然花掉了，小司机说，“估计是不小心把水洒上去了吧。”

林场生活无聊至极，我们三个女孩，正在背诵课本上的古文，乍然看到一本《唐诗三百首》，那种惊讶和欣喜可想而知。翌日就向周师傅借书，周师傅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我有这书？”

当然，我们连假话也不会说，也不屑说。

周师傅依旧是一贯不好意思的神情，有些不舍地将书递过来，阳光下，才看清是一本泛黄的繁体字旧版唐诗三百首。

“不行，周师傅，我们不认识上面的繁体字，你得教我们。”

周师傅当然得答应。

周师傅有特别浓重的河北口音，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我们都喜欢听他读诗：

……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

周师傅的感伤，对异乡的隔膜，对家乡的怀念，想来最终要融到对诗句的吟诵中，所以他的语气之中，有满溢的忧郁和伤怀，以及无边的惆怅。我们常常在他读完后陷入无边的安静，在那里，我们也成为一些面带忧伤的异乡人，有想念，也有悲伤。风吹着门外的木瓜树，雪白的花瓣，大片大片落在周师傅的门前。我们显然加大了对他的美好想象，以为拥有《唐诗三百首》的人，就是拥有唐朝和所有典故及句式的人。这点上，周师傅总是极力辩解，说自己也不过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跟你们一样。后来，我是负责查字典的那个，而另一个女孩是抄诗的那个。周师傅被摘掉渊博的帽子后，特别轻松，他既是用蓝色油笔在上面标注的那个，也是用他浓重口音深情朗读的那个。

日子不可能无波无浪，一本《唐诗三百首》如何满足我们少年的拿云心思？我们的视线渐渐转向了杂志。因为有了工资，我们订阅了许多杂志，每天，急切地盼望送信人的到来，从早饭后开始，不停地走脱大门前的石板路，去瞭望和倾听那辆熟悉的摩托车。送信人给我们带来了《收获》《十月》《当代》《滇池》《飞天》《诗刊》《萌芽》《辽宁青年》《年轻人》……我们读《高山下的花环》《河两岸是生命之树》《请与我同行》，辨识简谱，哼唱《辽宁青年》封三的歌曲，出来进去，都在唱那句“只有行路人，最理解行路人”。我们渐渐把周师傅和那本《唐诗三百首》忘掉了，如果不是周师傅给我们从深井里吊水，我们会忘记林场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更会忘记之前背诵的日子，忘记那个来自遥远异乡的人。我们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径全无察觉，更无愧疚。周师傅异乡人身份明显模糊，当他走在院子里时，师傅们也会跟他开几句玩笑了。

采购员的自行车从林场大门进来，在长长的石路上颠簸，后衣架上，是满满两桶红红白白的猪下水，在那里，有一道苍蝇屏风，密密麻麻的苍蝇，自三十余里外的县城，一路忠诚地护卫归来。师傅们总笑着说，苍蝇部队回来了。采购员也被叫作苍蝇将军。其实，苍蝇部队并非对它们的将军情有独钟，它们的目标，是两桶猪下水，那是旱貂们两天的食物。周师傅穿过苍蝇部队层层叠叠的围攻，将桶里的猪下水倒在水里，苍蝇部队一时失了目标，嗡地一下散去，又义无反顾地扑回来。

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开始厌恶周师傅身上的气味，猪下水和貂的腥味，即便他用香皂洗上上百遍，那股味道都驱之不去。如果他要走进食堂，那股味道会透过开着的窗户传来，我们会端着饭碗从饭桌旁站起来，说，周侉子来了。如果坐在山楂树下闲说，他远远走过来，我们会掩住鼻子。李子树上的果子红透了，我们找了根长棍子，也没法够到它们。周师傅正好路过，说我来帮你们吧。我们转过三张年轻的脸笑着拒绝。

后来周师傅成了食堂里最晚吃饭的那个人，那时，所有人都吃完了饭，洗了碗，正在推开宿舍的门。

林场夏天气温很低，连续下过几天雨，更是彻骨寒冷，我们都套了毛衣，但依旧无法抵挡四通八达的寒意。雨停后，消失了一个星期的邮递员骑着满是泥泞的摩托车出现在院子里，他竟然没有理会我们的等待，而是双脚叉在地上，大声喊：“周玉亭电报，周玉亭电报。”

我们才想起了，周师傅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这是一个我们身边从未出现过的名字，带着一些唐诗宋词的古味，和我们所陌生的一种情绪。那段时间，我们三个女孩开始不停地替自己起名字，一个叫晓星，一个叫翾雁，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秋江，我们不知道用这个名字做什么，只是一遍一遍地写在纸上。但我们肯定从未有去派出所改名字的想法，我们对好名字的向往，只能是秘密的，悄声的，乃至是毫无念想的。

中午吃饭时，周师傅一改微笑的表情，耷拉着头，凝重而伤感，乃至眼眶潮红。后来我们知道，是他的爷爷去世了。但隔着这么远的舟车，加上正是旱貂出栏的时候，他自是无法回去送爷爷一程了。想到假如我的祖母百年，无法亲自送她到干草坡，我的遗憾将会萦绕终身，乃至无法原谅自己。我初次感觉到异乡人的无力，一种自己不能定夺，乃至旁人无法帮忙的无力感。那段周师傅时间特别低沉，原本话也不多，现在即便别人问询，他也不答。小司机说，周师傅在宿舍里哭了好几天。

也许他实在是无法释怀，为自己无法脱身的无奈，为自己不能跪在爷爷陵前的愧疚，他开始往家里打电话。他说电话打到他们乡里，如果运气好，碰上村里的人到乡上办事，他就能将自己的歉疚和问候捎回家去。

电话多半打不通，他遇不上合适的人是一个问题，林场这边也有阻碍。电话机放在电视室里，那个黑色的手摇电话，早已失却黝黑的颜色和光润的质地，它像一个伤痕累累的逃兵，身体上布满阳光和空气以及时间腐蚀的刮痕，晦暗而不可信任。电话不常响起，但它带来的好消息很少，大多是县里领导要来吃饭，还有就是找管村人的。林场的职工很少用电话机，一来，打通电话的成功率不高，你摇完手柄，话筒里，不过陌生的邮电局接线员的声音，那时你将幸运寄托到她身上，渴望她成为你跟通话人之间的神奇连接点。但更多时候，她会让你等待，漫长而没有尽头。你趴在大木桌上，眼睛死死盯着灰暗的电话机，生怕错过它叮铃铃的声音。你会忘记，电话是用来听的，忘记耳朵这个器官在接电话中的至关重要。当然，铃声也不会轻易再次响起。你的期待，渐渐变成了某种灰心，失望，你会离开桌子，坐到椅子上去，看门外山楂树上的红果子，一只麻雀停在那里，不停地叼啄那个果子，但显然，它也是一只没有耐心的鸟，因为不久，它会放弃之前叼啄过的那个果子，转向另外和更多另外的果子。夕阳西斜，细细的风从苗圃地里旋过来，到了门前，犹疑了片刻，便没头没脑地冲进来了，冷气让你不得不站起来。电话机愈发暗淡，冷漠，仿佛再也不会响起，你盼望的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是一通永远也无法接通的电话，因为黑夜已经淹没了东山，一弯月牙，像一只冷眼，高高地挂在那里。

电话机，就是一个魔咒机关，一旦摇响，无人能摆脱等待的苦楚和魔咒附身的慌张及失望。周师傅当然也难逃魔咒缠身，好像一条黑色单线被切开，刀口里塞满了泥土和沙子，根本无法将声音放进去。

那段时间，周师傅成了电话机最亲密的伙伴，但这只是单方面的情愿吧。在他等待两天后，铃声终于响起，那时，喂食旱貂时间就要到了，周师傅刚刚走出电视室的门，那铃声就像一根带子，从后面将他的脚拉住。他慌张地跑回去。不久又带着满脸失落出来，他耷拉着脑袋，站在食堂管理员面前：“电话里说中午县里的人来，让准备三个人的客饭。”

那年的旱貂养得并不好，周师傅有些心不在焉，常常呆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场领导说，也许是林场的地理条件和空气条件都不适宜旱貂生存吧。周师傅和采购员用大约半个月时间，将那些貂全部杀掉。貂血的腥味萦绕在林场上空，夜里，东山蛰伏的狼都跑来了。

貂皮在周师傅的老家卖掉了，采购员说：“一张貂皮市场价是一块三，我们场的貂皮在那里，六分都没人买，最后没办法，五分钱处理掉了。”他兴奋而奚落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很可笑。只是，他没有提起同去的周师傅。

想起那日周师傅坐在解放车马槽上，背着他来时的行李，一个铺盖卷，一个人造革黑皮包，朝我们笑着招手说再见的情形，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他终于可以成功摆脱异乡人身份，想到此，虽然我们心有不舍和歉疚，但还是替他高兴。貂场关闭后，里面浓郁的腥味一直没有散去，直到将两间房子拆掉。场里要重修宿舍，另一批来自外省的异乡人成群结队地从林场铁门里进来，那熟悉的侉话，让我们在惊讶中面面相觑。直到这时，才想起，我们竟从未给周师傅卧过一碗蛋，招待和接迎过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