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过去国民党中的重要将领,王耀武因“曾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接受了长达十年的劳改。
1959年,王耀武由于表现良好,被首批特赦出狱,而在出狱前,有人问王耀武:“出狱以后,你最想见谁?”
当时有人猜他想见子女,有人猜他想见朋友,没想到,王耀武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我请求见一见粟裕将军。”
不见亲人,不见朋友,却要见一个在战场上的“冤家对头”,王耀武的这个答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谭家桥战役:王耀武和粟裕的首次交锋
作为从黄埔军校的三期学员,王耀武曾经在战争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他曾经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具指挥能力”的将领,一手缔造了国民党的“顶尖王牌军队”,并且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而这位优秀的“战争指挥家”,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国民党和军阀之间的战斗当中。那是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剿灭长期占领潮州、汕头的军阀陈炯明,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刚刚毕业的王耀武奉命随军。
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露自己卓越的指挥能力,而他的“冒头”,也很快得到了当时国民党军领导的赏识,将他从一名排长擢升为了上尉连长。
1930年,由于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王耀武再次升任团长;在此后的1932年和1934年中,王耀武又两次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争,升任旅长一职:也是在1934年11月,第二次围剿的谭家桥一役中,王耀武第一次遇上了他的“宿敌”:粟裕将军。
当时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在准备万里长征,而方志敏和粟裕带领的这支队伍奔袭闽南,目的是试图夺取福州的同时,能够牵制国民党军的力量,让主力红军能够顺利地脱离。
11月24日,方志敏带领着红10军团和红20师在汤口和寻淮洲的红19师会合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前往谭家桥。
在路上,方志敏闻听国军王耀武所带的部队正在孤军追击,便决定借助乌泥关至谭家桥这段公路两侧的有力地形,将对方伏击在此处。
12月24日上午,王耀武所带的国军队伍搜索到了寻淮洲所设定的伏击阵地前,双方因此开始了交火。
1935年1月,方志敏指挥队伍向赣东北回撤,却由于叛徒出卖,队伍在怀玉山区被围困,方志敏因此被俘。
军团的另一边,粟裕带领的八百多人的军队在王耀武铁桶一般的围剿下,强势突出重围,重新组成了挺进师,在江南一带打起了游击战,继续策应和掩护红军长征主力北上。
王耀武也因此开始注意这位军事参谋长,在之后的战争岁月里,王耀武开始大量搜集粟裕的资料,粟裕的所有战争和指挥资料,在他的案头足足垒成了一大摞,可见他对于粟裕将军的关注度。
二,解放战争中的多次对决
其实,在王耀武观察粟裕的同时,粟裕也注意到了这位国军的对手,尤其是在国共联合抗日后,他一直在认真地研究着王耀武的战争风格,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内战做好准备。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单“逆潮流而动”,再次悍然发动内战,而粟裕也在山东战场上,再一次和王耀武“狭路相逢”。
对于粟裕而言,谭家桥一役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
因此,在1946年下半年,粟裕抵达山东战场后,闻听自己的对手正是王耀武,作为华野军团的副司令,粟裕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小心谨慎地与当时华野军团的最高司令员陈毅一起商讨对策。
由于前面国民党军屡战屡败,蒋介石亟需一场大胜来稳定军心,因此,当时的山东战场情势可谓是颇为严峻:为求胜利,蒋介石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派军,将解放军挤压在了山东临沂至济南一带,准备从两头包抄我军,来个“瓮中捉鳖”。
而彼时的解放军,不论是装备、武器还是人数,都远不及国民党军队,难以和位于南线、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持久的消耗战争。因此,粟裕和陈毅再三讨论后,准备放弃临沂,转道去向北线,先将王耀武所带领的李仙洲集团解决掉,而后再想办法解决南线。
为了虚晃一枪,让国民党军麻痹大意,粟裕指挥大军先做出一副要向西撤退的佯态,在临沂附近架设防御阻击阵地,并且装模作样地在衮州地带的运河上搭起了浮桥。
南线的国军果然上了当,坐镇南线的欧震将军,以为华野军团在两方国军夹击之下心生退意,指挥国民党军队轻松攻下了临沂空城不说,还当真跟着“撤退”的解放军追到了运河以西的位置,准备趁机将华野主力军队尽数歼灭。
在欧震军团“中计”的同时,粟裕早已经带领着真正的华野军团主力离开,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到了莱芜以西的位置。
此时,位于北线的王耀武已经察觉出来不对了:根据他对粟裕这么多年战争风格的研究和了解,粟裕并不会“打不过就跑”,而北线国军中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七万余人,无法和粟裕正面抗衡,因此,王耀武向国民党高层提出暂时将北线军队后撤,以备不虞。
然而,蒋介石盼望胜利已经太久了,对于后撤这种看起来比较“怂”的做法,并不十分赞成;同时,国民党高层军官大多数要么明哲保身,要么急功近利,国军总参谋长陈诚甚至越过王耀武,直接命令北线军团不得后撤,李仙洲军团不得不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其实,王耀武对于粟裕的判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算是较为精准,也能看出来他对于粟裕了解得很是透彻。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互相的掣肘与不信任,也是导致他们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不败天理难容。
1947年2月,华野军团在粟裕的指挥之下,以迅雷之势对莱芜及其附近城市发起攻击,王耀武虽然急令在新泰的国四十六军回撤靠拢,却仍旧败在了粟裕的“口袋阵”之下,解放军先后攻克博山、锦阳关、口镇等地,仅花3日,便将北线的李仙洲集团一网打尽,王耀武在山东一带打开的局面自此全部泡汤,人也不得不暂时退回了济南城,另做打算。
1948年4月,兖州解放,王耀武所在的济南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座孤城。
王耀武心灰意冷,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地认为济南地处要塞,“必须守”。
迫于无奈的王耀武只好绞尽脑汁,制定出了“20日守城计划”,认为自己只要守住济南机场,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而在中共中央看来,济南也是一个解放军南下时必须夺取的战略基地。
因此,在粟裕和中央军委的再三讨论下,最终敲定了于9月16日对济南城发起攻城攻击。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解放军成功逼近济南西郊,而后兵分两路,西城集团继续猛攻济南,东城集团则在炮火的支援之下迅速占据有利制高点,不断击退国军,并且炮火封锁了机场,这一下,王耀武“翻盘的希望”彻底落空。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察觉到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士兵、将领纷纷倒戈,王耀武自此“无力回天”:9月23日,济南外城逐步失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东南角,大明湖外失守,王耀武率领小部队突围至寿光县,却在老乡民房中被捕,当天晚9时,彻底解放济南。
三,“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于这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国军将领一一进行了“清算”,对于中央而言,这些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固然不可抹杀,在解放战争中犯下的过错自然也要一一负责,而王耀武自然也无法逃脱。
在根据王耀武这些年战争中的综合表现,以及在济南抵抗前将无辜百姓和城内党员尽数放出城的“示好”行为,中央最终决定,将王耀武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接受劳动改造。
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涯中,由于王耀武态度良好,积极学习,表现优秀,在1959年的首批特赦时,王耀武的名字正在其中。
至于在出狱前,王耀武再次请求想要见粟裕将军一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昔日对手的“惺惺相惜”,更因为他听说了一件事:
在一次会议前的闲聊中,有人和粟裕将军谈论起了国军的这些将领们,而在粟裕将军看来,国民党军中指挥能力最强的,一位是杜聿明,另一位便是王耀武,而比起杜聿明来说,王耀武战斗时的“心态更稳”,即使暂时落于下风,也不会就此自乱阵脚,因此更能够逆境翻身,也更值得他尊重和称道。
这份对王耀武的评价,几经辗转,竟然传到了王耀武本人的耳朵里。
听完粟裕将军对自己的分析后,王耀武也十分震惊:原来,粟裕将军对他更是“知己知彼”,因此在解放战场上,自己“百战落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粟裕将军看人精准的钦佩之心,加上对其战斗风格的“惺惺相惜”,使得王耀武在劳改出狱后,心心念念想要见他一面,而最终,粟裕将军也答应见上了王耀武一面。
这两位对敌多次的“对手”,在见面后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将那些过往共同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其实,对于很多在战争中“走岔了路”的将领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仍旧为他们提供了“重头再来”的机会,无疑是一种上佳的优待。
而这种对于对手的尊重和包容,这也足以展示出我们共产党的气度与风范。
如今的中国雄踞在世界的东方,作为中国当家作主的“新一代”,我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宽仁为本,而这样具有善良的锋芒,才是雄起的新中国最好的对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