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杨作新接了指示，也就依依不舍，离开红军游击队，重新换上一件长衫，另配一副二轱辘眼镜戴了，去那肤施城。行到路上，想到离家日久了，不知母亲和杨蛾子，现在情况怎样，于是便多绕了一段路程，回了趟吴儿堡。自丹州城到后九天，再到交口河，再到袁家村，再到红军游击队驻地，再到吴儿堡，接下来再去那肤施城，算起来，杨作新这半年，恰好在陕北高原，转了个弓背形的半圆。
这一次行走，没有了黑白氏，于是路途也就多了许多的孤单和寂寞，不过脚步却快了许多。第二日，翻过那架父亲当年掩护他逃跑时走过的山梁，眼前川道渐见宽阔，一溜儿窑洞，顺山腰摆开，吴儿堡到了。
杨作新家的窑洞在南头。远远地眺见自家那孤零零的三孔土窑，杨作新的心头一阵颤动。这窑洞显得更破旧和古老了，在杨作新在世界上游历了一番后，眼前的窑洞，也不似记忆中的那么高大了，它显得有些寒碜、低矮，仿佛叫它洞穴更合适。令杨作新感动的是，窑门口挂着的那串红辣椒还在，一年一茬，旧的吃了又换新的，它标志着不管怎么说，对于这家窑洞的主人来说，生活在继续着，一年一年地在倒换着步子。
母亲已经老眼昏花，她好久没有认出来儿子。直到官道上的那个行路人，在自家门口站定时，她还以为是过路人要讨水喝，忙着说让她去烧。待那过路人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她才醒悟过来。她走过去，像个孩子一样，两只手搬住来人的头，眼睛瞪在脸上，细细地瞅了半天，认出这是杨作新，于是“哇”的一声哭了。一腔热泪像撒珠子一样，跌在杨作新的胸襟，两只又枯又瘦的手，挽住了杨作新的脖子。
“我儿，是你回来了？”母亲问。
“是我，妈！确实是我！”杨作新回答。
杨作新弯下腰，轻轻地托起母亲，将她送回窑里，在炕边上坐定。
母亲只是瞅着杨作新笑，笑得脸都皱成了一朵花。见了儿子，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她不住点地打问，问杨作新这几年的情况。她还以平静得叫人吃惊的口吻，讲述了杨干大死时的情景。当然，她没有忘记说杨干大死时的嘱托，不过两件嘱托，她只说了一件，就是委托杨作新招呼杨蛾子，至于圈窑那件，她没有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好意思说。提起杨蛾子，杨作新问道，她到哪儿去了。母亲说，屋里屋外，现在全靠她了，这不，她和村上的一伙姊妹，上山掏地地菜去了。
正说到这儿，垴畔上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听到笑声，杨干妈说：“你看，死女子回来了！”
杨干妈话音未落，杨蛾子已经下了畔，挎着一只篮子，不停嘴地叫起“哥哥”。杨作新正待起身，蛾子已经抬脚进门。“哥哥！”她又叫了一句。人到了跟前，几年不见，有些怯生，竟在杨作新面前，有些忸怩地站住了。
几年不见，杨蛾子已经发育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身上，保留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所有的遗传优势：端庄、秀丽、美貌、热情，那人儿，仿佛是在黄土坬上，开放着的一朵热烈的野花。她刚刚从山坬上下来，脸色红扑扑的，泛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散发着一种青春的异样光彩。杨作新见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声，叫一声“好妹妹！”
“蛾子，你咋知道我回来了？”杨作新问。
“咋知道？我在山上挖菜哩，你一从那坡坬上下来，我就瞅见你了，瞧你那走势，我一看，就知道是杨作新。我和姊妹们打赌，说是我哥回来了，她们还不信，说真是杨作新，就把她们挖的菜，都倒给我。我们站在山梁上眺呀眺，直眺到你走进咱家窑院。你瞧，我这满满的一篮地地菜！”
杨作新笑了，杨干妈也笑了。杨作新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个妹妹。自从接触了黑白氏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
杨干妈要蛾子，将那地地菜择了，洗干净，今格杨作新回来了，她要给他做一顿细饭，用地地菜，掺上干豆角，为儿子包一顿饺子。
在这样的年景，这样的家境，这算是最好的饭食了。杨蛾子将地地菜择净洗净后，又从墙上取下一串干豆角，然后将两样东西放在案上，聚成堆儿，剁了起来；这时候，杨干妈将面也和好了。配好调料的馅儿，还有和好的面团，一起拿到炕上，三口人便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套窝窝”。陕北人的包饺子，不擀饺子皮，而是从面团上撕下一块面来，在手里玩成蛋蛋，然后用大拇指转呀转，将面蛋套成一个窝窝，把馅儿放进去。这种做法，自然比那饺子皮包的饺子，皮要厚得多，做起来也别扭得多，不过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陕北人的包饺子就是这样的。
吃罢饭，见天色还早，杨作新提出，他想到父亲的坟头上看一看，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并且在坟头上添上把土。母亲说，让蛾子陪你去吧，山上满是荒坟，哪个是哪家的，你不清楚。于是，蛾子陪着哥哥，上了垴畔，沿着那条弓形的山梁，上到山顶，在那棵老杜梨树旁边，在那葬埋着两个古老的风流罪人的那一处坟地里，找到了杨干大的坟茔。
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堆，简单，平常，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人照管，这坟头就会被黄风和雨水拂平。站在父亲的坟头前，杨作新有许多感慨，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刻，倒海翻江似的涌满了心里。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像一切为人子者这时候应该想到的那样，杨作新此刻觉得，他欠父亲的太多，或者说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他觉得父亲还没有给他一个偿还的机会，就这样匆匆撒手而去了，实在叫人遗憾。他想到父亲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一天福也没享过，眉头的锁结一天也没打开过，这似乎是他的一个失职；而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让千千万万父亲这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放开肚皮吃上一顿，能在业余时间除了捉虱子以外，还有另外的精神活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的心中除了原先的悲怆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崇高的感觉。
他跪了下来，为父亲烧纸，烧完纸，又接过杨蛾子端上山来的一碗凉水。乡里人除了年节，难得见酒，遇到事情，水酒水酒，便以水代酒。杨作新接过水酒，跪在地上，自左至右，将那水酒，成一条直线，洒了三巡。祭奠完了，便将那只盛水的粗瓷大碗，扬手高高举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瓷碗顿成碎片。这叫“摔瓦罐”，本该是杨干大入土那天，他该做的，现在补上。一切结束后，就又叩了个头，然后一手拄地，站起。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离开坟头，离开乡村公墓，刚刚踏上下山的路，杨蛾子就笑了起来。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里。苦难的生活还没有磨掉这山野女子的青春的笑声。我不明白姑娘们为什么爱笑。我去请教一位懂得姑娘的专家，他告诉我，姑娘爱笑，就是因为她们想笑。我觉得他的话说的饱含深意。上面这段话是一位前辈作家说的，现在用给我们的杨蛾子，不能说不妥帖。
笑声感染了杨作新，他深深地吸了口山野间的清气，也感到心情愉快起来。前面说了，自从遇见了黑白氏以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细腻的原因。这时，他告诉了妹妹，在肤施城里，枪杀秃子的事，他问妹妹，事情发生后，花柳村那边，还找没找这边为难。
杨蛾子说，杨作新杀秃子的事，传到乡下，她也知道了，哥哥真是个大男人，说到做到，替杨家出了这口恶气。她还说，事发后，花柳村那边，也没敢到吴儿堡骚扰，大约是慑于杨作新，或者是觉得自己理亏，咽下那口气了。
杨作新这时候记起了父亲的嘱托，他对杨蛾子说，你现在是自由的身子了，该找一个了，是不是已经有了，还瞒着哥哥。
杨蛾子羞红了脸，说她没有———确实没有。闪过年龄了，好小伙子都有了家，没结婚的，她都瞧不上眼。
“莫要心高，就像我！”杨作新说着，想起了老实的灯草儿，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给我说，哥哥帮你找。”
“你的腰里别着手枪吧，哥哥！你刚才叩头的时候，我看见了。”杨蛾子说，“我要找，不图银钱，不图人样，就想找一个，哥哥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站得起、蹲得下，走南闯北的男子汉。”
“好妹妹，你还是心高，像我的禀性一样！”杨作新取笑妹妹。
“哥哥！”杨蛾子难为情地叫了一声。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遇见那背着短枪、打着裹腿的好小伙子，我抢也要抢一个回来给你！”杨作新赶紧说。
杨蛾子笑了。她有些害羞，于是一个人，飞也似的，顺山梁跑了下来，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杨作新在吴儿堡，盛了三天。三天期间，除祭奠了父亲杨干大以外，他还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叩拜了埋杨干大时，帮过忙的族人，并且托付他们，关照他母亲和妹妹。这件事自不必说，村里人见杨家老大，如今气宇轩昂，成了一代人物，自然满口答应。三天头上，杨作新辞了母女二位，启程上路。临行前，母亲抹着泪水，又提起抱孙子的事，杨作新这时也猛然感到，这确是一件大事，他满口应承了下来，说有合适的，就成亲。母亲说了，趁她这二年，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还能服侍月子，杨作新得把这事抓紧。杨作新听了，又是一阵鸡啄米似的点头。最后，他给家里丢了一点钱，嘱咐妹妹，好生照顾母亲，说罢，终于抽出身子，别了家门。
人世间，总是乡情最浓，那山，那水，那破旧不堪的窑洞，那衣衫褴褛的母亲，那足以引起你童年回忆的每一件物什，它们都带给你一份情感，使你真诚、崇高和善良。而作为游子来说，当他在险恶的世界上游历的时候，他明白，有一处地方，永远在他的世界上存在着的，那就是故乡，无论他在外边，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吴儿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你在外边或荣或辱，那是你的事，他们不问这个，他们永远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爱你，无条件地爱你。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
杨作新离了吴儿堡，晓行夜宿，不几日，进了肤施城。肤施城里，时过境迁，认得当年那个激进学生的人，不会多了，况且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多次换防，因此杨作新放开胆子，进了北城门。
世事沧桑，这几年，肤施城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尽管是战乱加上灾荒，城内的建筑物还是新起了不少。
杨作新在一个小客栈里下榻。洗漱一毕，吃了顿饭后，便将短枪别在腰里，径直来到市场沟一家山货店门口。
山货店生意异常冷落，只一个掌柜的，站在柜台里边，向街上张望，见了杨作新，叫一声“发财发财”，算是招呼。
杨作新站定，一只手扶住柜台，另一只插在腰里，回敬一声“彼此彼此”，然后说道：“兄弟是从北草地下来的皮货商，这次赶脚，带回来一些上等皮货。”
“都是些什么？”掌柜的问道。
“五十张黑羊皮，五十张白羊皮，外带两领狐皮！”
掌柜的听了，笑起来。笑罢之后，他说：“客官是个外行，还是故意逗趣，羊皮不论黑白，只论山羊皮和绵羊皮。”
“此话怎讲？”杨作新问。
掌柜的答道：“山羊皮做穷汉穿的光板子皮袄，绵羊皮做富汉穿的皮大氅！”
杨作新接着说：“山羊皮擀穷汉睡的沙毡，绵羊皮擀富汉睡的绵毡！”
掌柜的说：“正是这样！”杨作新亦回应一句：“正是这样！”说罢，二人击掌，哈哈大笑。暗号对上了，掌柜的四下瞅瞅，说句“屋里说话”，杨作新听了，一闪身，进了柜台。
接上头后，杨作新召集支部内部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指出在肤施城这样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宜灰不宜红，宜散不宜聚，首要任务，是保证肤施作为中枢地带，以交通站性质，沟通远在陕北北部边缘的红军游击队和上级的联系，接送过往首长，及时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等。
安排停当后，杨作新便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装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前往小镇小学就教。这一次，他在小镇，待了好几年时间，一边教书，一边领导肤施城区的地下党活动。他的婚姻问题，也在小镇得到了解决。
学校建在一所旧庙里，刚刚成立，规模很小，教书先生连同这个校长在内，一共三位，所教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合起来，也就是四五十人。这里虽是肤施城郊区，却十分落后，农民的生活也很苦，经济的制约，农民们对孩子上学，也不热心。没法子，杨作新只好挨门挨户地去请，好容易收起了几十名学生，于是制订教学规划，安排国语、算术诸类课程，破庙里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了。
杨作新是农家出身，知道孩子上学的艰难，对农民的苦处，也不乏深刻了解，所以在教学中，尽心尽力，加之他为人和蔼，学识渊博，所以过了不久，便在这小镇及周围几个有学生的村子，熬上了好乡俗。那些上过一段学的学生，回家后写个对联，记个出入小账，也都没给杨校长丢脸，这样久而久之，学校便巩固下来，并且得到肤施教育局督学的表扬。
那肤施城教育局的督学，你知道是谁？原来这位女士，正是当年，与杨作新生别死离的那个“密斯赵”小姐。她嫁给警察局长后，接着又去省城，上了两年大学堂，回到肤施，可以说是肤施城中学识最高的女才人了，所以入了官场，占了督学这个位置。赵督学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不料有一喜即有一悲，她的丈夫，警察局长在一次“剿红”时，不幸阵亡，所以，赵督学至今还空守闺房。以她的才貌，来求亲的自然不少，想占便宜的也不少，但是都被她婉拒了，据说她拒绝的自然都是些凡夫俗子，但和肤施城中，几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却私下里有些来往，不然如何能久占督学这个位子。说是说，这话也不一定当真。
赵督学来小镇小学视察，眼睛一亮，瞅见了正在操场领学生们跑步的杨作新。虽然杨作新脸上落满风尘，挺直的腰身也稍有一点前倾，已不是当年那个白面书生的模样了，但是赵督学当年动过真情，动过真情自然也就记得实在。她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亡命出肤施的那个人，只是碍着还有几位冬烘先生，于是，她只意味深长地瞅了杨作新一眼，并没露出什么。
杨作新也认出了当年的“密斯赵”。他暗暗叫苦。肤施城内，人事沧桑，他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能认出他的人不会多了，入肤施城初始，他怕的就是这个昔日的情人，知道她肯定会认出他来。事已至此，这个早晨，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打着哈哈，支应这一伙上峰来的视察大员。那赵督学几次想找一个说话的机会，单独和杨作新拉一拉，杨作新经历了这些年的摔打，也是一个场面上的人物，只是虚应，不给心慌不定的赵督学这个机会。
这赵督学自然不是一般的女子，见了杨作新这样，她于是装做不知。一行人视察了校舍，观摩了杨作新的讲课，就要启程回城时，赵督学说，让各位先走，她还想和杨校长，再拉一拉“盐蛹蛹”的事，杨校长除了治学有方以外，视民众如父母，这个“盐蛹蛹”的事，她早就有所风闻，现在，想听杨校长再亲自谈一谈。
一行人走了以后，这赵督学便昂首走进了杨作新的办公室兼寝室。杨作新见她将别人都支应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料想她没有恶意，起码这次没有恶意，于是也就放下心来。既然赵督学想问问“盐蛹蛹”的事，于是坐定之后，便清清嗓子，讲了起来。
待到坐定，四目相对时，赵督学也早就没了刚才的气势。眼见得杨作新的官样文章，她忍耐了几次，终于忍耐不住，竟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下几滴眼泪。她掏出手帕，将眼泪擦了，问道：“杨作新，你真的不认得我是谁吗？”
杨作新停止了汇报，故意有些诧异地说：“你是赵督学呀！”
赵督学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说：“你只知道你眼前的是赵督学，你就不记得，当年那个剪着短发的，热情洋溢的女学生，那个叫嚷着要学秋瑾，也写出一幅‘秋风秋雨愁煞人’条幅的‘密斯赵’了。”
“记得，当然记得，不过那都是当年的事了。‘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那时的少不更事，少年狂热，我们都不要提它了吧！如今，我是国民政府的顺民、模范小学的校长，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个衣食饭碗而已。我想，你不至于寻我的麻烦吧！即便寻，我想我也不怕，时过境迁，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赵督学想不到杨作新这样绝情，也想不到杨作新现在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她有些信了。这些年来，她的心里，其实一直有杨作新，她希望他干成一番大事，不管干什么，就是当共产党也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总是把自己最初钟情的男人，看做整个世界，看做崇拜的偶像，希望有一天，在邂逅相遇的时候，男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以君临万方的姿态降临人间，这时，她将对她身边的人说：“瞧，这是我最初的恋人！”
赵督学深深地感慨起来，看见生活将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昔日的英雄，变成了现在的冬烘先生，她甚至有些可怜他了。她开导他说，应当面对生活，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她看见她所爱的一个男人，最后竟在这座破庙里，消磨掉他的生命，直到死亡，她会伤心的。她接着问起杨作新的婚姻，听说杨作新如今还是单身，她很留意，她强调自己目前也是单身。最后，她鼓励杨作新说，在省城上学的时候，她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抄了一句一个外国作家的名言，名言是写给男人的，出言粗鲁，有伤风化之嫌，但是现在就他们两个，因此她斗胆将这名言说出，算是口赠给杨作新吧！
“这句名言是———”赵督学停顿了一下，脸上泛起一阵杨作新曾经熟悉的红晕。她很快地接着说，“这句名言是：‘男人的事业在酒杯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肚皮上！’”说完以后，她镇定了一下自己，然后盯着杨作新看。她毕竟不是当年的“密斯赵”了，经历了社会，经历了人生，经历了婚姻，她已经成了一个干练的女人了。
杨作新迎住了赵督学的热辣辣的目光，并且从她的话语中，也听出了那露骨的暗示。但是他装做困惑不解，他的眼神是迟钝的和惶惑的，而且似乎还有一丝胆怯，其实在他的心中，也翻滚着一股滚烫的激情，故人相见，不管怎么说，那一段感情总是存在过的，并且曾经是那样美好，因此此刻杨作新真想迎上前去，攥起她的手，彼此都卸去伪装，认真地或者轻松地谈一谈。女人先卸去伪装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虽然聪明过人，对这个世界毕竟还知之甚浅。杨作新成命在身，不敢有丝毫闪失，对于女人的用情，一时间也难辨真伪，他明白，一定要稳定住自己，不能感情用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想法子请这位赵督学上路。于是，好个杨校长，拽拽衣襟，咳嗽了一声，避开赵督学刚才抛过来的话题，又开始汇报起他的“盐蛹蛹”来。
杨作新迟钝的目光本来已经使赵督学难堪，觉得初次相逢，她的话说得多了点，露了点，正有一丝悔意，这时，见杨作新又拉起了那肮脏的“盐蛹蛹”，于是有些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赵督学说：“改天再拉你的‘盐蛹蛹’吧！杨作新，你也明白，我不是为这事才在你这里耽搁的。我现在要走了，不过，我还会常常来的，或者，将你调到城里的学校去。唉，谁叫咱们曾经有过那一阵子哩！”
女人说到这，眼圈有些红，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匆匆地收拾了一下，最后，她要起身告辞了。这时，她看见了杨作新叠得有些零乱的被子。“你还没有学会叠被子？”她说，“记得上肤施中学时，我到男生宿舍找你，进了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你将被子整好。我一边整一边说：‘我的乖孩子，你什么时候才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呢！’”
杨作新见女人这样说，学校里的那些日子，顿时历历在目，浮现在了眼前，他觉得他和眼前的这个赵督学，接近了许多。如果赵督学现在能不走，能继续说下去，也许，她将攻破杨作新，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个鸿沟，起码在这个高原的早晨，会暂时填平，她所期望的那个当年的杨作新，会放下冷漠、戒心和自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遗憾的是，赵督学没有能够继续说下去，出于一种习惯使然，她现在走到了杨作新的床前，伸出手来，要为杨作新整理被子。
杨作新见状，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刚才那骤然而止的温情，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原来他的枕头底下，压着那支短枪。前面说了，肤施城距小镇，仅二十华里，敌人的马队，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平日里，小镇的街道上，一溜一串，南来的、北往的，时常过队伍，所以杨作新不能不防。平日睡觉时，这支短枪，老在枕头底下，以防不测，白天就塞进被子里，以备急用。督学一行来视察，已属意外，那赵督学却是故人，则更是意外，如今这督学大人的纤纤玉手，正待揭开被子，则意外之处，又添一层惊惧了。
杨作新一改刚才木讷委琐的样子，一个箭步赶上前去，拦住了赵督学的手，然后陪着笑说：“赵督学，咱们为人师表的，你看窗外，有学生在瞅哩！”
赵督学听了，也感到前面的举动，有失督学尊严，于是缩回手，起身告辞。杨作新赶紧打发两个大一点的学生，送赵督学回肤施城去。
“我还会看你来的！”赵督学说。
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返回屋子，关了门，将那只短枪，藏进那只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想一想，觉得放在箱子里，还是不方便，又取出来，重新塞进被子里。收拾停当，锁上门，出来为学生上课。
又过了些日子，相安无事，于是杨作新便安下心来，依旧晨钟暮鼓，度着他的教书先生生涯，不提。
前面三番两次，提到的那个“盐蛹蛹”，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杨作新除了教书以外，出于天性使然，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那“盐蛹蛹”的事，只是其中一例。
先生吃饭，没有个专门的灶，只是轮流在学生家中吃派饭。杨作新喜欢吃酸菜，这大约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学生家长见他爱吃，便每顿饭都有一碟酸菜侍候，或生调着，或熬成熟菜。却说有一次，做饭的婆姨忙着，或者说杨作新来得早了点，于是他就发个勤快，拿起一双筷子，一只碗，自己去那酸菜缸里捞。面板盖一揭开，只见酸菜缸里，咕容咕容，白花花一层，尽是蛆。那顿饭，尽管切好的酸菜里，主家婆姨还特地泼了些葱花油，可杨作新一筷子也没有动它。第二天学校里一上课，杨作新就给学生们讲了一通卫生和文明的道理，告诉学生，回家闹一场“卫生革命”，从酸菜缸闹起，把酸菜缸里的蛆捞出来，或者干脆，把盐水倒了，另腌。学生们下午来到学校后，告诉杨校长，家里大人们说，那酸菜缸里，不是蛆，是“盐蛹蛹”，酸菜所以好吃，所以不坏，就是因为水里有盐蛹蛹。这腌菜水，虽然黑糊糊的看起来恶心，却是他们老几辈人一直用下来的，万万倒不得。杨作新听了，哭笑不得。上课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拿起一块肉，放在课桌上，这时正是秋天，一会儿，便飞来苍蝇无数。那苍蝇擞过的肉上，开始有几个白色的小点，小点慢慢地变大，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些白色小点，已经变成涌涌蠕动的蛆了。杨作新让学生们排成一行，轮流看着，看这桌上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学生们看了以后，信了；杨作新告诉他们，回到家后，也仿照他，给父母做这样一个实验。学生回去，照此办理，家长们见了这白花花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盐蛹蛹，确实是一样的，登时恶心起来，纷纷将腌菜水倒掉，把酸菜缸扛到河里去洗，更有恨不得把自己这些年来吃下去的酸菜，也都吐出来的。一时节，小镇及其周围几个村子，倒腌菜水成为一种风气。
赵督学谈起这“盐蛹蛹”，倒给杨作新一个提醒，他虽然明白，赵督学所以缠他，是另外的原因，这“盐蛹蛹”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但是，自己在教学中，是不是表现得进步了些，违背了上级制订的“宜灰不宜红”的原则？从此他格外谨慎起来，言谈举止，都思忖再三。那赵督学，接着又来了几次，看来对于杨作新，确有一番旧情，杨作新虽然时时有所冲动，但总是能克制住自己，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赵督学见杨作新，不似她那天见到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言语过往之间，也多了几分敬重成分，并且重新提出，要将他调往肤施城去，杨作新听了，只是笑着摇头。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僵持着。
其实，杨作新何尝不想揭开枕头，亮出短枪，当着昔日的情人，公开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他杨作新是个什么人。只是，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女人依旧良心未泯，她愿意舍弃自己眼前的荣华富贵，跟定这个共产党，和他一起去经历风风雨雨；另一种可能是这女人突然变了脸色，那样杨作新不但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肤施地区的党的工作将受到严重危害。想来想去，杨作新不敢担这个风险了。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些情形，小镇的人也都瞧在了眼里。他们看见那个态度傲岸、服装鲜艳的年轻女人，三番两次来找杨作新，断定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男人女人，往一起凑，还有什么好事情？这样他们想到了杨先生原来也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后来他们见杨先生见到那女人后，并不欢喜，脸上常透出闷闷不乐之色，于是他们明白了，事情出在那个女人身上，杨先生只是迫于她是督学，敷衍应付而已，于是从心里可怜起杨先生来。这时，风闻那个女督学，想将杨先生调进城里去，乡亲们听了，有些发慌。担心者一，是怕杨先生走了后，上边派一个只会吃皇粮的校长来，那样，非但误了他们孩子的学业，就连学校能否惨淡经营下去，都是问题。担心者二，既然杨先生不喜欢这位女督学，那么调进城里以后，整天在这女督学的眼皮底下，杨先生胳膊敌不过大腿，难免有一天就范，那岂不欺侮了杨先生。
乡里人有乡里人的思维方法。大家想，就在这小镇方圆，为杨作新物色一个媳妇吧，这样，既留住了杨校长，令他不能远走高飞，不得不终生服务于咱们这个学校，又抵挡住了那妖冶女人，杨作新的床上不空着，她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不至于再往床上挤吧。
乡下人爱热闹红火，这个主意一定，于是就有不少好事者，四处张罗，八方奔走，踢塌了不少家门槛，费了不少唾沫星子，最后，这个以笑谈开始的行动，想不到倒真有了结果。那杨作新，果真在这小镇上，唢呐吹奏，红绸披挂，成就了一桩婚姻，而因为有这桩婚姻，我们这部小说，在杨作新屈死肤施城后，才又有了一个新的主人公，使这部以二十世纪高原的世纪史为题材的小说，它的下半部免了断裂之虞。至于那新人是小镇上哪家的女子，下边自有叙述。
农家的女子，大约十二三岁上、十三四岁上，就嫁出去了；有些虽还没有出嫁，却也有了主家———过了财礼，就算人家的人了，现在只不过是娘家代为监护而已。何况这一带时兴“奶头亲”，男孩女孩，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换过八字定了亲。因此说媳妇这件事，说说容易，真正实施起来，也很费事，搭眼一眺，畔上、窑院里、大路边，穿红挂绿的不少，耀得人眼睛乱乱的，细一打听，不是已经做了媳妇了，就是已经有了主了。大家忙活了一阵，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杨先生物色了两个。一个是一条拐沟的闺女，叫荞麦儿，刚从绥米一带逃年馑下来的，一个是本镇的寡妇，叫灵秀儿，男人当兵死了，如今只她一个在家，守着空房。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叫荞麦的，长得粗俗一些，那个叫灵秀的，长得秀气一些。
事情办得妥帖了，才说给杨作新听。杨作新听了，抿着嘴笑，把这当做是笑谈。这天下午吃派饭，又轮到那家酸菜缸里有“盐蛹蛹”的人家了，杨作新明白那“盐蛹蛹”早已除掉，酸菜水也重新换过了，不过进了这家，头皮仍有些发怵。进窑坐定，看到饭菜比往日丰盛了些，不独有酸菜，炕桌上还有一盘肉粉汤，一壶酒，吃饭的人，主家之外，镇上几个好说事故的人①都来了，杨作新见了，有些诧异。吃饭期间，大家又说起了为杨作新问媳妇的事，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个荞麦，一个灵秀，两个中间，选定哪个是哪个。又有好事者，为杨作新参谋，说荞麦虽说长得次一点，可是个没沾过男人的闺女家；那灵秀，结婚才三个月，男人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死在外边，没了音讯，她虽然是个二婚，可是人长得体面，大家伙公认的小镇上的人物尖子，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杨作新图个大女子，就找荞麦，图个人样，就找灵秀，主意自己拿。
陕北的大炕，通常给锅台跟炕连接的地方，筑道短墙。这矮墙叫背墙，歇后语“纸糊的背墙———靠不住”里面所说的背墙，即是指此。这背墙上，通常架一块木板，木板的另一头，担在炕靠近窑掌的那面墙上；木板上，便成了一个放着坛坛罐罐，或者箱子，或者一应杂物的地方；木板下边，虽然仍属于炕的一部分，但是相对隐蔽，如果这家主人爱好，给板上缦一道布帘，就又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的空间。
这家，正有这样一个去处。那木板上架着箱子，木板下缦道布帘，如今，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上面一番话后，然后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就都不说话了，席间出现暂时的冷场，好像为一个重要的行动酝酿气氛似的。稍过片刻，只见这家主人，“刺拉”一声，拉开了布缦，随着响声，炕上所有的人，一齐朝那箱子底下瞅去。杨作新也随着大家的目光瞅去，这一瞅不打紧，登时脸色绯红：原来那箱子底下，盘盘脚坐着两个女子，两人正襟危坐，好像两具菩萨，全身不动不摇，只有扑噜扑噜的两只大眼睛，毫不怯生地盯着他看。同在一个炕上，咫尺之间，杨作新竟没有发现这两个大活人，他不免有些惊讶。他细看这两个女人，一个肤色黑一点，粗手大脚，头上梳着一个大辫子，辫根上扎一道红皮绳，他想这是荞麦了。另一个女子，面皮白净，小手小脚小脸儿，头上剪着短发，脸上搽着官粉，他想这是灵秀了。粗一看，这荞麦，与他过去的妻子灯草儿，有点相似，那灵秀，又与那黑白氏有些相似，再细细一看，所谓百人百样，相似固然相似，只是那荞麦，面皮更为黧黑一点，而这灵秀，尽管同样的一张小粉脸儿，却少了黑白氏那大家闺秀的韵致。
众人趁热打铁，发一声喊，说这荞麦灵秀，由你自个定，不要不好意思；说一句唐突的话，你要是情愿，将这两个，一并娶了，一个做大，一个做小，也未尝不可以；总之，大家不过是古道热肠，想叫杨校长，成为他们镇上的女婿而已。
事出突然，杨作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瞅了众人一眼，又瞅了瞅箱子底下的两个女子，然后说道，乡亲们的一番美意，他心领了，只是他现在还不想谈这类事情，荞麦与灵秀，愿意嫁人的就去嫁，愿意守身子的就去守，不要耽搁了人家吧，也不要把他，和这二位扯在一起！说完，一甩袖子，竟自去了。
乡亲们见了，觉得自己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都有些尴尬。有的人说，人家不承你这个美意，何必自讨没趣，去磨这个闲牙；有的却觉得，煸腾起这事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家打听到杨作新是个孝子，于是合计一番，派了个办事牢靠的人，一头毛驴，从吴儿堡请来了杨老太太。
杨老太太一听这事，登时乐了，不顾路途遥远，骑着毛驴，从吴儿堡乐颠颠地来到小镇。杨老太太下了毛驴，不奔那破庙学校去见儿子，却要吆驴的，领着她先去相媳妇。见了灵秀，看见灵秀搽着官粉、打着胭脂、梳着油头、穿着洋布袜子红缎鞋的样子，先有几分不悦。一打问，又是个正守空房的寡妇，杨老太太心想，寡妇人家，正该门户紧闭，衣着俭朴，防止人家说长道短才对，这番打扮，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一个心眼，将灵秀排在了圈外。其实这灵秀的一身装束，正是为杨作新打扮的，想不到弄巧成拙，杨作新没见到，倒让这横桃鼻子竖挑眼的杨老太太遇上了。看完灵秀，又看荞麦。荞麦老实，见了杨老太太，不似灵秀那样伶牙俐齿，家里也穷。谁知杨老太太见了，却中意这个，其中的道理，大约与当年选后庄的灯草时的考虑一样。而且这荞麦，较之灯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胯骨很大，杨老太太始终认为，胯骨大的女人，容易坐住孩子，就像有的花容易坐住果一样，她娘家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一年一个，一气生了十三四个，当然对于杨作新，她也没有这个奢想，但是，起码，你杨作新得为杨家，留下一个男丁才对。
杨老太太大包大揽，将这桩婚事说死了，嘱咐镇上的人准备办事，然后才下了毛驴，拖着两条又酸又乏的腿，颤巍巍的，踏进了小镇小学。杨老太太准备，一旦杨作新不愿意，她就拼了老命，你死我活地和杨作新大干一番。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杨作新早早就睡了。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睡不着，将思绪理了理，这时才明白，他仍在惦念着黑白氏，惦念着在交口河的那个月夜，叫他懂得女人的那个女人；但凡遇见女子，尤其是提到婚姻这档事时，他总拿出个黑白氏，和人家比较，他不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物，黑白氏的人样、禀性，只出在无定河流域。那一块地面，是曾经出过美女貂蝉的地方呀。
世界上事情，偏偏都遇到了一起。第二天早晨，那个衣冠楚楚、洋味儿十足的赵督学，也赶到学校里凑热闹来了。她当然不知道小镇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镇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她来找杨作新，纯粹是想来看他一眼，大约她的生活除了抛头露面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很空虚，她需要一个她做女时就认识她的人，来和她拉一拉她做女时的事情。或者，如前所说，她还爱着杨作新，她想培养杨作新按她的标准振作起来。或者，她的自尊心在杨作新的面前碰了壁，从而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她想得到他，哪怕是片刻的工夫。总之，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去追逐一个卑微的人，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她的行动寻找更多的依据。而且，如果杨作新斗胆，说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见得这顽强的踏访者就会突然翻脸，说不定，事情会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杨作新已经无心，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往往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失之交臂。
好容易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一时间变得心事重重，他明白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支持不住，从而倒在这个女人的怀里，或者，她在频繁的踏访中，终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想到这里，他想离开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渴望着根据地那种痛快的兵刃相见的生活，而不愿在这里过得如此窝囊。但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这里，支撑这里的局面，投身革命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失身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共产党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