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中旬，一代才女林徽因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女，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在瑟瑟寒风中，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四川南部一个名叫李庄的古镇。

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市郊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距岷江与金沙江交汇处19公里。因镇境有一天然大石柱俗名“李庄”而得名，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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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自“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发出起，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在抗战时期迁驻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弟周、梁思永、劳干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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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学生在四川李庄禹王宫的旧照片

如今的四川李庄禹王宫摄影/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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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向往已久的旅程，说来也怪，按理说这里离成都并不算太远，也许是远香近臭的思想在作怪，让我如今才与她相遇。

中国营造学社

去李庄的那天，下大雨，街上行人稀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并不在李庄古镇的核心区域，而是在一个距离李庄两三里地的一个叫做“月亮田”的郊区，这里同时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当时 “中国营造学社”租用这里的张家大院西院，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子。

沿着小道直行，走过农田，穿过一片楠竹掩映的路口，一抬眼“中国营造学社”招牌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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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弟子罗哲文题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牌匾

这是一座典型的川南风格四合院，平房，穿斗串架结构，青瓦白墙花格窗，坐北朝南，里面都是小隔间，密密麻麻分布着工作室，起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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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是朱启钤先生1930年在北京创办的一个专门从事研究保护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建筑技法和规范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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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向内地步步侵入，“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和昆明。1940年，在深怀民族大义的李庄各界人民的邀请下，“中国营造学社”与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中央博物院一起迁入当时的南溪县历史古镇李庄镇。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才迁回北京，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梁思成不久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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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6年中，经费十分困难，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等中国建筑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界的先贤们在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其中包括：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完备而系统的《中国建筑史》；设计了江西南昌滕王阁；采用城市规划等方法，编修了《广汉县志》，开创了我国县志修编的新例；他们还参加了中央博物院的考古发掘，并编辑出版了社刊。1944年，梁思成还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为盟军编制了日本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事地图上标明，从而保护了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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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就是扬子江啊

当年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梁思成多次乘船前往宜宾，典当部分物品，用以度日：比如珍贵的派克金笔和手表。

林徽因得了肺病，缺少药品，从40年年底，到45年年底，林徽因在这个“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的李庄，大多时候是躺在床上度日，但仍保持她的创造天赋和坚毅乐观态度，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人。

当儿子问林徽因，日本人如果打到李庄怎么办时，她淡淡地说，门口就是扬子江啊。

美国驻华官员费正清来李庄看望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提出邀请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和工作，梁思成回应道：“我的祖国正在遭受灾难，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费正清回到重庆后向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据费慰梅回忆：

“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营造学社当初的工作场景

林徽因卧病在床

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初的卧室摄影/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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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躺在病床上的林徽因则协助梁思成，承当了《中国建筑史》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且提笔撰写了五代，辽，宋，金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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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缺乏纸张，他们自己动手：绘图，编版，印刷，装订，纸是土纸，画在药纸上，然后去石印，所有工作自己完成，连林徽因母亲都披挂上阵，这份赤诚感人至深！

营造学社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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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少有人知的另一面

在李庄的5年，梁林夫妇依靠的是内心强大的意志力，但是抗战胜利喜讯传来之后，紧绷的弦终于松弛下来，医生发出可怕的通知，林徽因的肺和肾脏都严重感染了，留给她的时间怕是不会再有一个李庄的5年。

我们如今谈起林徽因，津津乐道的总是她在泰戈尔欢迎会上的落落大方，是她和徐志摩在一起的感情纠葛，是和金岳霖的山高水长，是和梁思成的相濡以沫，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看似给她戴上了一枚女神的花冠，但也让她的身影变得那么不真实。但唯有李庄，是她与自己的战争，是她从未见识的生活，也是少有人认知的她的另一面。

记得前些年诗人翟永明走访他们的这个故居，说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那朴素和简陋，还是超出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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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迷人的病妻

1941年的春天，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牺牲。梁思成没敢把这个噩耗告诉妻子，自己去成都处理了林恒的后事。三年后了林徽因才知道这个消息，悲痛的她写了《哭三弟》以示悼念。

在这悲苦的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日子里，对于建筑的研究是他们生活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梁思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能为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的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梁思成还曾说：“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林徽因）。”

确实如梁思成所说的那样，即使是那样的日子，林徽因的内心依然没有放弃对精神生活的坚守。她写下《十一月的小村》，描述了李庄古镇优美而充满诗意的乡村画面。在李庄，林徽因还完成了诗作《一天》、《忧郁》等，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协助梁思成编著英文注释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她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热爱，完全是出于一个学者，而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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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北京的大城墙和城门楼，梁林夫妇奔走呼吁，一向温文尔雅的林徽因在大会上，直接指着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要后悔的，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这几年，网上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对林徽因表示质疑和讽刺。而我想说的是，像林徽因这样有风骨，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学识的学者，如今那些用道德评判她私生活的人，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上呢？退一万步来讲，当人们谈论男人时，总是以他的社会贡献为主，为什么一评价女性，就只盯着她的情史和花边新闻，完全忽视了她在专业上的成就，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呢？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吧，而在这些质疑和嘲讽的声音中，甚至不乏许多自认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女孩子，这真是让人感到遗憾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