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迅速突破敌军江防。驻守在南京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出逃。其中国军第45军第312师由副师长李长亨带领，向杭州方向逃窜。
该部在南逃途中遭遇三野8兵团88师，未进行什么抵抗便打出白旗向88师投降，副师长李长亨被俘虏。
在核查身份时，李长亨笑着对解放军战士说：“同志，咱们是自己人，把我放了吧。”
解放战争三年，被俘的国军军官数都数不过来，有伪装成商人的，有伪装成伙夫的，有伪装成普通士兵的，但大多数人最后只留下一笔笑料。
最出名的便是那个王耀武，被俘以后自称商人，想要蒙混过关。不料上厕所时，他的警卫员从包里掏出一张雪白的手纸递过去，从而被我机智的战士识破身份。那年头，能用得起这种高级纸张的一定是个大官。
虽然这些大官冒充过各种身份，不过自称是我们自己人的倒是闻所未闻。战士查阅档案后说：“谁跟你自己人，你可是中统出身的国民党军官，迫害过我们多少同志，还敢说是自己人？”
李长亨急忙说：“同志，我奉命打入敌营获取情报，是受南方局董老领导的。”
两个战士看他说得有模有样，决定先汇报上级。便告诉他：“你老实待着吧，解放军绝不会冤枉好人。”
又过了几天，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到战俘营检查士兵改造情况。李长亨看到他，急忙连叫几声：“老同学，老同学……”
钱申夫看着这个身着国军军官服装的人，一下没认出来，满脸疑惑。李长亨又说：“我是李唯平呀，抗大四期的，咱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记起来了吗？”
钱申夫这时才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仍很诧异，不解地问道：“不是听说你去华北前线了，怎么变国民党军官了？”
李长亨无奈地说：“我之前跟几位同志解释了半天也说不明白，跟你说恐怕你一时也不会相信。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想办法发一个电报给党中央，就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中央一回电，你就会明白我的身份。”
钱申夫仍是一脸疑惑：“你不是叫李唯平吗？问有无黎强是何用意？”
李长亨解释说：“这是南方局撤离重庆时，董老给我取的，只有他们几位领导知道。分别前，他们曾告诉我如果将来失去联系，就找地方党组织设法联络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是联络暗号。”
钱申夫看他说得有几分道理，又有同学旧情，便答应报告三野前委，请求联系党中央。
李长亨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从一名抗大学生成为国军副师长的？他的最终结局到底如何？
李长亨，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为便于表述，我们下文统一使用李唯平）1916年出生于四川安岳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就受表哥影响，接触进步思想，倾向革命。
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7月，由于表现优秀，李唯平被选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
学成回到重庆后，按时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凯丰的建议，先找一个正当职业，再逐步开展工作。李唯平先到老家安岳的龙泉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由于常常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县党部敌视，便只身来到成都。
他在成都考上了国民政府的两个职位，请示联络员刘文哲该如何选择。刘文哲说：“我党大后方的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我们应该打入到敌人内部去。像这次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被捕，要是我们事先有人在国民党省党部了解点情况，就能避免。”
李唯平听从了他的意见，放弃了两个原本不错的职位。但是要打入敌人的省党部又谈何容易呢？李唯平思来想去都没有办法，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自己的房东翟自湘，寒暄一番，房东非要拉他去喝酒。
翟自湘还叫来另外两位酒肉朋友，其中一个叫周壁成，正是国民党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长。李唯平心中暗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以后，李唯平也隔三差五找两人出来喝酒，一来二去，彼此也成了“朋友”。
在后来的一次酒席上，周壁成提供了一个消息：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将开班，要省党部保送一百名相当于县书记长的去受训，将来分配到川军中搞政治情报工作。
李唯平假装很丧气地说：“我又没当过县书记长怎么办？”喝得半醉的周壁成拍拍胸口说：“有我保送，我说你是你就是。但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先入了党。”
这让李唯平犯难了，这个班可是挂着黄埔的牌子对打入敌人内部十分有利，但是要加入国民党他内心是非常排斥的。事后李唯平向联络员刘文哲汇报说：“打入敌人内部的事我可以干，但加入敌人的组织，我怎么能干呢？”
刘文哲听完后教育他：“为了革命工作，打入敌人内部是必要的。只要我们信仰不改变，在哪里都是组织的人。”
李唯平接受组织安排，通过周壁成的关系顺利考入培训班。他在班上尽量与中统的人拉关系，寻找机会打入中统，因为那时中统对组织威胁更大。
特务剧照
毕业后，李唯平被分配到川军984团政训室工作，也正是这时他被组织接纳为正式党员。刘文哲给他传达指示：“为了扩大社会接触面，组织允许他参加三教九流，但必须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这段时间里唯平扩宽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不仅与中统的“同学”往来密切，还加入了袍哥组织，后来还成了袍哥的“大爷”，在江湖上有一定的地位，让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蔽得更深。
不过一个团的政训处实在捞不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李唯平的目标是打入中统。他找准机会对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说：“我在团里面总是没什么事干，能不能介绍我来你这边兼差？”
廖震华说：“中统不是随便进出的，你得搞点表现。”这意思就是要先考察一下李唯平。跟组织汇报以后，李唯平把川军984团团长武装贩运大烟事报了出去，又帮廖拉了几个反动军官，终于获得了廖的信任。
1943年夏，廖震华通知李唯平去参加中统的训练班。李唯平一到班上就发现一个同学非常可疑，别人中午睡觉的时候他常常溜出去。一天，李唯平悄悄跟着他，发现此人接到军统开会通知。
李唯平立即报告了班主任，那时候中统与军统之间争权夺利，矛盾很深，相互之间秘密监视。李唯平揭发军统的人，赢得了中统特务的好感。毕业后，他被派到中统成都试验区担任区助理。
李唯平上任后，四川中统出了个大案。
中统泄露了一份关于侦查青年党的文件，该党领导人曾琦竟带着文件到老蒋办公室质问：“为什么你们要侦查友党？”弄得老蒋非常尴尬，震怒之下要求中统限期查明是谁泄露文件。
那几天四川中统上下忙得鸡飞狗跳，却一无所获，主任孙云峰天天在办公室发脾气骂人。其实这件事情李唯平早就知情，有个负责外勤的特务叫曾庆高，此人是曾琦的堂弟，曾以办案为由借出过那个文件。
李唯平找到孙云峰说：“我觉得有个人可以查一查。”孙云峰按照他提供的线索查下去，曾庆高果然承认是自己借出文件拍照后送给了曾琦。
破获此案后，李唯平在中统地位大升，孙云峰认为他是个可用之才，便把他调到省特会一组担任主任干事。省特会全称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军、警、宪特种联合汇报的常设机构，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省的特务联合机构，掌握着全省的情报信息。
李唯平担任主任务干事是个小官，但却非常重要。省特会每周开会要把侦查到的情报汇总，而汇总工作就是由李唯平负责。李唯平拿到情报后先交回组织再上报中统高层，从这以后，有什么情况组织比中统高层还先知情。
这段时间李唯平传出过很多重要情报。哪些组织遭到破坏；哪些人被捕，他们在狱中表现如何，是否叛变；哪些同志正在被特务监视……等情报都被他掌握。光是抄出的被逮捕的党员名单就有上千人之多。
打入敌人核心部门后，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也时刻都受到各种监视和考验，为此李唯平与联络员接头不得不更加谨慎。
那时他的联络人已换成陈于彤。据陈回忆，两人为了安全接头想过很多办法。李唯平上班途中有个厕所，要接头时陈于彤会在厕所里画一只没有尾巴的乌龟，根据两人事先约定，乌龟不同的朝向代表不同的接头地点。
他们常常约在一些茶馆、饭馆接头，郊区十里路以内的店都被他们跑遍了。接头时，李唯平拿着一张报纸，在上面画了一些东西，然后扔在一边结账走人。报纸上的东西旁人看不懂，只有陈于彤知道其中含义。
周副主席和董必武曾多次要陈于彤表扬李唯平，董老更是把李唯平形容成“川东保卫部”。他们同时还下达任务，要求李唯平与特务打成一片，他们那些污七糟八的事也可以参与，这是为了保护组织，但一定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
尽管李唯平隐藏得很好，在险象环生的环境里，也难免会面临风险。一天，一个特务跟他汇报说抓住了一个额头凸出、头发蓬松，叫周俊烈的人，很可能是个老共产党员。
李唯平一听，心头一颤，这个周俊烈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要是他叛变了， 自己就非常危险了。这种情况下，为了自保他应该及时撤离。但他想到自己的位置来之不易，董老曾交代过“要死守，坚守，非到撤离不可时不能撤离。”
李唯平决定先观察情况，再随机应变。那段时间，他随身带着枪，准备应对不测。他连续请了好几天假，假装外出，看是否有人跟踪监视。接连好几次确认无人跟踪自己，他判断周俊烈没有叛变，于是决定去看守所查阅审讯资料，以便营救。
李唯平来到看守所，办案特务杜石公告诉他：“周俊烈是无头案，是死老虎，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敌人的监狱
这时李唯平才确定周俊烈被捕后表现坚强，他把杜石公拉到牛肉馆喝酒，问他：“里面关押的死老虎还有多少？”
杜石公回答：“多得很呢。”
李唯平笑着说：“这些人关着做啥，天天白吃白喝是笔不小的开销啊，以后咱们主任捞不到油水，你的饭碗也要跳舞的。”
杜石公如梦方醒问道：“兄弟，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李唯平说：“你不如写个签呈交上去，就说这些人关了很久审不出东西，放了得了。反正有上峰签字，放错人也怪不到你头上。”
就这样，一大批人被释放出来，周俊烈也在其中。
1947年5月，国民党准备在四川实施“六一”大逮捕，事先由中统和军统开会拟定名单。军统提到要抓一个叫王文鼎的医生，李唯平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想到组织曾交代过那里不能出问题，一有情况要马上报告。
李唯平说：“是那个抽大烟的医生吗？共产党不会要抽大烟的人。”听到这，管审讯的杜石公也急了：“抽大烟的不要抓，太麻烦了，问也不问不清，还管你要烟泡子，他们不会要‘黑化分子’的。”
就这样王文鼎的名字被划去，李唯平还想办法尽量把其他地下党员的名字也划去，但人员太多，总有掩护不到的。他只能汇报给新的联络员陈国瑞（后来叛变），让其尽快通知转移，但陈国瑞却让他自己分别通知。
李唯平气得跟陈国瑞吵了一架：“我这样的身份怎么去那种场合？按照组织保密工作原则，我不应该去呀！”陈国瑞却说：“没办法，现在人手不够，你去试一试吧！”
李唯平思来想去，同志们的安危重要。他便带着爱人抱着孩子，特意挂了名单上一位医生的号。在确认周围没人监视后，他悄悄对那位医生说：“你是否得罪什么人了？我刚才在门口看到几个戴草帽挂黑墨镜的人在找你，我看来者不善。”
医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开完药方便借故离开了医院。李唯平出来时，一个特务果然跟踪了他。李唯平把他引到省特会楼下，转身就逮住那个特务抽了几个耳光，大骂：“你知道我是谁吗？把你身份证拿出来。”
那名特务解释说在执行任务，李唯平看了他的身份证扔在地上说：“原来是军统的，你不好好监视目标，跑来跟踪我，目标跑了我看你怎么交差。”
李唯平回到办公室又打电话到军统联络处大骂一通，才把此事摆平。但由于陈国瑞的麻痹大意，那次行动中仍有不少同志被捕，这让李唯平非常痛心。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处于崩溃边缘。老蒋不得不从四川调部队到前线，他下令在成都成立陆军第八训练处补充兵训练总队，李唯平被调去当政工室主任。
部队训练完毕后，李唯平被命令带队前往南京，改编成45军312师，他被任命为副师长。那时候国军管控非常严，初到南京的李唯平与组织失联，只能独立战斗。他有意放松部队训练，使一些新兵连枪支使用都不能熟练掌握。
从南京撤离时，李唯平原本打算随部队退到台湾继续潜伏，为全国解放做好情报工作。然而途中遇到三野部队，打乱了这一计划。回到组织怀抱的他非常高兴，找到自己的老同学联系中央。
数天后，三野接到中央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钱申夫团长告诉李唯平：“中央已经复电要你立即去北平。”
李唯平到北平汇报工作以后，先后到华中局社会部、重庆市公安局、西南公安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单位任职，解放初为西南剿匪和镇反工作做出过较大贡献。
1999年3月2日，李唯平逝世，他的遗体被盖上鲜红的党旗，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隐蔽战线战士的伟大在于，他们不仅要应对险象环生的复杂环境，还要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可能还要遭受自己同志的敌视。然而，他们却拥有着坚定信仰，默默工作，相信终会迎来革命胜利那天。
正如《风筝》里面那句台词：“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们都活着的话，会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