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节：失去理智
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
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
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大海。
“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她说：”你看呢？”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
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
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
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儿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
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
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
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
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
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
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