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国民党保密局
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这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的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
我马上感到了体内高涨的热烈情绪。
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
握手。
老A。
19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
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
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
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
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地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1932年春天初创于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
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副局长。
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老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它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人。
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
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的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
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
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
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3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6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
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
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惟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
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
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
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
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党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
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
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
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
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惟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
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
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
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以及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
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10岁还不敢一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
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