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破裂，此后两国由合作走向对抗，持续了20多年之久。
中国与苏联近在咫尺，边界线长达数千公里，大量资源花在彼此对峙上，实在是得不偿失。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能让中国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建设中，中苏关系是上个世纪外交关系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是吵架容易和好难，虽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了一段对华关系讲话，其中口气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中国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如何跨出实质性一步，仍然是比较困难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塔什干讲话后短短230天，勃列日涅夫就因病去世了。
在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苗头时，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并不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出现新的变数。
不过，在邓小平这里，问题并不存在。
得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邓小平迅速作出了决定。
一是派出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按照外国领导人去世后的常规礼节，会发去唁电，并派员到该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
这次，除了以上礼节之外，还派出了时任国wu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黄华作为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对于这个消息，苏联的反应是：没有想到。
苏联没有想到的还不止这个，黄华特使于14日清晨离京飞赴莫斯科，在首都机场他发表了一篇书面谈话，让苏联更加意想不到。
在这篇谈话中，对勃列日涅夫的称呼是“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在之前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从没有用这样的语气来形容苏联领导人，这些词语让苏方耳目一新，这番谈话显然有其深意。
这是邓小平第二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意在借悼念逝者之机，做苏联新领导的工作。
中方的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勃列日涅夫葬礼上，中国代表团得到了超规格的礼遇。
来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有一百五六十个，其中三分之一是国家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黄华虽是国wu委员兼外交部长，在一众首脑之间级别却并不算高。但在葬礼上，苏方把黄华安排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黄华献的花圈也被摆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
在葬礼现场，黄华也被安排在观礼台台阶的第一级上。安德罗波夫会见了黄华特使，他表示十分感激中国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
这些都是超出规格的待遇，意味着苏联对中国的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苏联读懂了邓小平“葬礼外交”之深意，中苏关系有望以此为契机，逐步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黄华此行的收获还不止这些，在莫斯科，他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提出要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见并得到正面回应。两位外长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20年来中苏首次外长级别的见面，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它象征着中苏之间的坚冰开始溶解。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安德罗波夫接任苏联领导人后，还没来得及大施拳脚，就由于沉疴难愈，在15个月后因病去世。
这次，中国又派出了副总理万里率团前往莫斯科，同样受到了高规格接待。新任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都与万里进行了会谈。
在契尔年科任内，中苏关系继续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1984年1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这是自1969年以来访华的苏联最高官员。在苏联，阿尔希波夫的访问被看作是“最近一个时期中苏关系中出现的积极进展的继续和发展。”
阿尔希波夫访华不光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还有实际作用，他代表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三个合作协定，并约定1985年上半年再签署中苏1986年到1990年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这对两国的经济来往都大有好处。
不过，契尔年科也是年高体弱，执政仅仅一年，1985年3月10就猝然离世。这次中国派副总理李鹏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就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李鹏访苏，将对中苏关系产生“积极而微妙的影响”。
有来就有往，第二年7月9日，副总理姚依林访苏，作为对阿尔希波夫访华的回访。双方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年至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和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钢材、木材、化肥、机车、汽车、飞机等货物，为中国建设和改造若干工业项目，预计在这几年里，中苏贸易总额将达到350亿瑞士法郎。
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再到契尔年科，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去世，中苏关系却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令人钦佩，勃列日涅夫去世时的“葬礼外交”，让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后两次“葬礼外交”是第一次的延伸，中苏接触和交流的级别和水平，通过“葬礼外交”不断得到提升，间断20多年的第一副总理互访让中苏政治气候由阴放晴。
“葬礼外交”特别在哪儿呢？
它表面是非政治化的，能够降低在正式外交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很灵活的外交谈判方式。不过这种方式也有缺点，由于谈判议题的事先不确定性，使得它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具有偶然性、不充分性。
不过对苏“葬礼外交”显然是成功的，因为之后通过传统的外交方式不断完善了“葬礼外交”的成果。
通过“葬礼外交”这种特殊使节的外交，处于僵局的中苏关系开始解冻，解决了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继而达成了中苏之间的核心外交。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讲到中苏关系，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苏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
第三次“葬礼外交”3年后，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进行了历史性地会晤。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中苏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抗，七千多公里边界线恢复了安宁，中国得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家建设上。
虽然苏联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最后是在戈尔巴乔夫任上，但无疑突破口是在“葬礼外交”，邓小平及时巧妙地把握住偶然的机会，为中苏关系打破坚冰，也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我们仍然与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