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御驾亲征的姬瑕率部渡过汉水之时，虎方已然迫于周军强大的攻势，而选择了降服。消息传来，辛苦从征的各方诸侯自是一番弹冠相庆。但姬瑕本人对此却并不满意。毕竟一路走来，身为全军主帅的姬瑕并没有太多表现自己英明神武的机会。
随行的史官可能是因为长于国都、缺乏见识，也可能太过于无所事事，总之实在没什么素材的他，竟将途中遇到的一头大犀牛作为祥瑞，大书特书。殊不知，周人的祖先征战四方，什么奇珍异兽没有见过。武王姬发在征伐商纣的回师途中，为了展示武力而组织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围猎，其中仅猎杀的犀牛便有12头之多。
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向周王朝宣布臣服的鄂国被迫交纳了大量的铜、锡等作为战争赔款。这些贵金属被运抵镐京之后，自然少不得被铸成各类鼎、簋，然而由于整场战争几乎只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武装游行，因此这些用于表功的青铜器上也并办法留下太多的溢美之词。比如用于表彰从征的东夷过伯的 “过伯簋”便仅有：“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乍宗室宝尊彝”这区区十几个字而已。
过伯簋，通高 18.1 厘米，口径 16.2 厘米，腹径 16.5 厘米，现藏旅顺博物馆
至于作为王师前锋的南宫氏，在北宋末年在湖北安陆孝感出土的所谓“安州六器”之上，留下详细的作战记录，但经后世学者整理，其主要工作不过也是从洛邑成周出发，先按昭王姬瑕的要求巡视南夷诸国，为大军前行打通行道。然而在抵达汉水流域的邓国之后，南宫氏刚为姬瑕设置了行帐、在外围布置了防线之后，战争便已然结束了。
或许是嫌弃这场战争不够惊险刺激，也可能是贪图虎方巨额战争赔款，甚至是觊觎传说中位于南方那座据说蕴藏着无尽铜矿的白雉山。总之，在仅仅3年之后，姬瑕便再度亲自率军南征，不过似乎是为了避免虎方再度不战而降，这一次姬瑕并没有召集太多的诸侯从征。除了直属于周王的 “天子六师”之外，仅有祭公、蔡公等少数宗室亲贵随行出征。
然而，自以为王师所向便无往不利的姬瑕，显然低估了战争的残酷。周军在进入汉水流域后很快便遭遇了虎方及当地部族顽强抵抗，以至于大军渡过汉水之后根本无法立足，最终不得不通过浮桥狼狈北逃。然而，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不知道是因为事出仓促、工程质量不过关，还是遭到了虎方的秘密破坏。总之，在姬瑕与祭公、蔡公等核心成员所在的中军先行通过时，整座桥梁突然垮塌。
由于事发突然，常年养尊处优的姬瑕等人当即便沉入水中，虽然以辛余靡为首的一干近卫侍从拼死抢救，但却也仅仅打捞出了三人的尸体。按照常理而言，天子落水而亡，身边的扈从难逃保护不周之罪。然而，由于浮桥断裂，周军后至的野战部队悉数被困在了汉水南岸，几乎全军覆没。在如此空前的惨败之下，侥幸保护着姬瑕遗体逃回的辛余靡自然也就成了有功之臣，受到了 “侯之西翟，实为长公”的嘉奖。
可能是周王朝讳言失败，更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幸存者可供回忆和讲述。总之，周昭王姬瑕的第二次南征并没有留下太多可信的历史记录。反倒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传说大行其道。如所谓姬瑕是误乘了被人动了手脚的“胶舟”，便可能是对由船只连系而成的军用浮桥的误解。
从结果来看，周昭王姬瑕的死亡虽有其个人性格上的必然性，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毕竟此时依旧强大的周王朝真正要全力以赴，并非不能征服汉水流域。据说姬瑕之子穆王姬满执政时期，周王朝便曾出动庞大的地面部队，以形同鼋鼍的战舰组成的浮桥，一举越过了长江，击败了九江地区的越人。
但是那样畅快淋漓的复仇，要等到姬瑕去世后的第37年年头。在此之前，为了牵制虎方，周王室授意楚人在新生代领导者熊渠的领导之下，由周王朝指定的国都丹阳，举国迁往 “发渐”。尽管 “发渐”这个地名除了 《楚居》之外，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献史料之中。但根据近代湖北枝江地区曾考古发掘出的西周中晚期楚国编钟来看，熊渠此次迁都的目的地，很可能便是汉水以南的宜昌、当阳、枝江一带。
在此后的日子里，重返南方的楚国非但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水土不服，反而凭借着由周王朝身上所习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成功征服了汉水、长江流域诸多部族。与领有川鄂交接山地的 “庸国”、雄踞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 “扬越”，以及以湖北随州为都城的 “鄂国”分庭抗礼。
楚人在汉江、长江流域的这些发展，是否得到了周王朝的支持，后世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楚人而言周昭王的南巡不返，实在可谓是促成其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是以在面对管仲的责问时，楚人会毫不客气地让他自己去问汉水。
而屈原更在其不朽名篇 《天问》中公开讽刺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下之意是，周昭王你的南征到底图个什么？你见到了你心目中的白雉山了吗？或许这个问题周昭王本人也无法回答，毕竟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在周王朝本身基于政治分封和生产领域的固有矛盾无法解决的前提之下，军事上的成功也不过是延缓矛盾爆发的一剂强心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