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军营门口来一个要见首长的乞丐
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一个拄着拐杖、衣衫褴褛的乞丐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门口，他有点有气无力，又有点小心翼翼地对门口站岗的八路军战士说：“我想找一下你们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能否帮我通报一下？”
八路军士兵有点诧异，但是还是语气平和地问道：“老乡，不知道你想找哪位负责人？你找他有何要事？”
这个乞丐不知是不愿意告诉士兵实情，还是压根不认识八路军的负责人？言语之间顿时显得十分慌乱，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
站岗的士兵见状便心生疑窦，意欲请他离开。毕竟，军营重地，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而且部队长官更不是谁想见就见的。
乞丐急了，于是脱口而出：“我是黔东独立师的，我要见你们首长！”
卫兵听闻之后，觉得十分荒唐可笑，觉得乞丐撒谎也不先做做功课，信口开河，张口就来。谁都知道黔东独立师的队伍编制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打没了，此人还这样信誓旦旦地冒充黔东独立师的人，岂不是胡拉蛮扯？
思及此处，卫兵就更觉得没有跟他纠缠的必要了，言辞温和但是语气坚定地请他离开。
可是，乞丐却并不愿意就此离去，反而更加焦急地向卫兵解释着、争辩着，情急之下不禁大声嚷嚷起来：“你这个小同志怎么不讲理呢？”
照片：段苏权
这样“不合时宜”的争吵声在平静稳定的八路军办事处门口，自然十分地引人注意，很多人都慢慢关注到了门口这不同寻常的一幕。
恰在这时，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也从门口路过，见到门口闹哄哄的，便过来询问情况。当他的目光扫过那名蓬头垢面、衣服破烂的乞丐的颜面时，先是神情恍惚地愣了一下，随后却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苏权？你是段苏权？”
乞丐看了任弼时一眼，也是如释重负般地说：“哎呀，是我！我就是段苏权！”
任弼时立刻上前紧紧握住了乞丐的手，动情地说：“三年没有你的音讯了，我们都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在二方面军党代会上，还为你开过追悼会，真想不到你还活着。”
段苏权长叹一口气，说：“此事说来话长，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两人紧紧地拥抱之后，便在任弼时的引导下，大步地走向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军营深处……门口的卫兵自此方才如梦初醒，才确认这个神情憔悴、疲惫不堪的乞丐真不是在无理取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们渐渐消失的背影。
红军政委为何变成了乞丐？
段苏权将军简介
这个“乞丐”真的是我党红军黔东独立师的同志，而且他的职位还很高，是黔东独立师的政委，他的名字叫段苏权！
只是这个段苏权，众所周知，他已经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党组织也已经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可是，为何他现在又“死”而复生了呢？这其中究竟隐藏了一段什么样鲜为人知的往事呢？
段苏权1916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就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1926年，年仅十岁的段苏权便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积极向革命队伍靠拢；1930年5月，14岁的段苏权又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共产主义战士。
之后，段苏权经过组织的考验和培养，历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快速地丰富了革命斗争的经验。
18岁的段苏权成了红军师政委
1932年8月，段苏权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革命军人，时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
在中央苏区的岁月里，段苏权的思想和素质都得到了飞速提升，于1933年9月被提拔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段苏权主要以宣传革命思想为武器，以实现革命的崇高理想，但他的工作并不只是局限于思想政治的宣传与教育，他还积极参与直接的军事行动当中去，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实际行动诠释着革命者的信仰。
段苏权在中央苏区先后参加过巩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多次反“围剿”以及挺进南浔铁路的作战，逐渐成长为一个久经沙场考验的坚定的革命斗士。
1934年8月，他以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随军西征，不久便担任了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红军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任弼时是段苏权的老领导
说起段苏权成为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的经历，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红六军团西征的时候，开辟了黔东根据地，但很快便遭到了国民党湘、桂敌军11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为顺利突围，必须在黔东根据地留部分力量，牵制敌人，于是决定将黔东苏区作战分区司令部改为黔东独立师，由王光泽担任师长，但是一时间并没找到合适的政委人选。
任弼时经过反复的权衡思考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段苏权。段苏权之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便是任弼时的部下，任弼时对他的经历和能力十分了解。
于是，任弼时主动找到段苏权说：“你这个宣传部长要改行了。由你来担任独立师的政委，你们独立师将担任牵制敌军火力的任务，有没有信心和勇气啊？”段苏权没有多考虑，脱口而出：“保证完成任务！”
因而，18岁的段苏权顺利地成为了黔东独立师的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来开展游击战斗，负责掩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撤回湘西 。
段苏权的任务就是掩护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图为红二方面军合影
1933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做好战略撤退的战术安排后，便离开了黔东的南腰界，向湖南湘西转移。而临危受命的黔东独立师则以进为退，立即挥师西进，佯装成红军主力，为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退创造空间和争取时间。
黔东独立师800余人依靠地形优势，主动与“围剿”黔东根据地的万余敌军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他们作战勇猛、灵活机动，让敌军摸不着头脑，果然误以为这就是红军主力，从而被黔东独立师牵着鼻子转圈圈。
但这毕竟是一场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黔东独立师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川、黔军阀对他们穷追不舍，雪上加霜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自己的部队在南腰界苏区接连受挫的消息后，气急败坏，下令撤回尾随红二、六军团的部队，集中兵力全力围攻黔东独立师。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也下令川军加大围攻力度。
一时间，围剿黔东独立师的敌军兵力达到了十个团，黔东独立师的形势危如累卵。
但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黔东独立师还是凭借英勇作战和灵活指挥，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前后周旋了27天，完成了掩护任务。
黔东独立师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
11月底，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下，孤军奋战的黔东独立师独木难支，在一次阻击战中，弹尽粮绝，全师将士几乎全部英勇就义。师长王光泽被俘后受尽折磨，也被无情地杀害了。
黔东独立师“全军覆没”的消息让中央红军无不痛心疾首又心怀敬佩，为了纪念这群无私无畏、骁勇善战的革命同志，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合编为基础）在军党代表会上给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也就是前文中任弼时见到沦为乞丐的段苏权时，倍感诧异的缘由。
但事实上，黔东独立师并没有全军覆没，也有少部分战士突围成功，成为了战场上的幸存者。
比如段苏权，他其实只是在突围中脚踝被子弹打穿，并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他被通讯班长李通珍背到附近的丰田村隐蔽起来，从而逃过一劫。
李木富老人及时伸出了救援之手
丰田村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偏僻村庄，位置相当隐秘。但是敌军的搜捕依然严密，段苏权在丰田村养伤，长期下去也并不安全。而且作为一个伤员，段苏权的生活补给也需要依靠老百姓的支助。
正在此时，一个叫李木富的心地善良的土家族农民，收留了他。并把段苏权背到屋后的山洞里藏了起来，以保证安全。
此后，李木富每天给段苏权送点红薯稀饭和自己在山上采的草药。就这样，段苏权在山洞里藏了二十多天。
虽然李木富由于自身条件有限，每次送来的粮食也并不多，但这些粮食对于段苏权来说，却无异于救命稻草，他借此维持了宝贵的生命。
段苏权念念不忘要回到部队
伤势逐渐好转的段苏权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此养伤其实给李木富增加了很大的生活负担，所以，他必须尽快动身去寻找部队。
在对李木富表示感谢之后，枪伤并未痊愈的段苏权便表明了自己意欲离开的心意。李木富挽留无果之后，连夜叫邻居做了两根拐杖，方便段苏权行路。
段苏权告别了救命恩人，踏上了寻找部队的征途。然而，形单影只的段苏权又身无分文，只能依靠一路乞讨去追寻部队的踪迹。
就这样，曾经的红军黔东独立师政委沦落成了一个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的乞丐。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群最可爱的人心中永远装着最真挚、最淳朴的理想情怀。
重归部队的将军与救命恩人共续军民鱼水情
影视剧中受伤的八路军照片
身体勉强恢复的段苏权踏上了于茫茫人海之中寻找组织之路，但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又何尝有什么水到渠成的阳光大道可走？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着生死莫测、吉凶未卜。
段苏权装扮成一个乞丐，饱一餐、饥一餐，风一程、雨一程，艰难地行走在寻找光明和追求信念的道路上。
途中，他右脚伤口恶化，左脚又被冻伤感染，失去了三个脚趾。此时他两条腿都无法站立，只能把拐杖放在地上，用手支撑着把脚抬起，靠着屁股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挪动，慢慢地向前行进。
如果说，心中的方向是清晰和明确的，也许所有的磨难对于心志坚定的段苏权来说，都只是暂时的磨砺。可是，早已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段苏权根本无从得知该上何处去寻找自己的组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决定，先回到老家养伤。等伤养好了，再“猛虎出山”地投入革命，寻找部队。
王光泽将军的墓
几经周折、几经磨难，段苏权终于回到了老家湖南茶陵 。少小离家老大回，14岁便离开家乡尧水高径的段苏权，回来时已经落魄得让人难以辨认。这种失落的状态恰恰为段苏权提供一层保护色，因为国民党高径地方当局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潦倒的年轻人居然是红军队伍里的大官，他们只是把段苏权当作“少不更事”的“胁从”对待。
段苏权的父亲为了让儿子摆脱制裁，砸锅卖铁地凑集了一笔钱为其上下打点。这种方式对于国民党腐败的当局还是很有效的，段苏权于是被安排在乡公所当杂役，干些扫地、打水等杂活，也算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为了迷惑敌人，段苏权遵从父命，与同乡谭秋英结婚，后又进入私塾继续读书。表面上甘于平淡、实际上暗中等待的段苏权在时光通道中的平静，终于让身边的国民党彻底放松了监视。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等待在煎熬中却变得越来越急切。段苏权想尽一切办法、一切途径、一切关系打探着部队的消息，奈何那本是一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还有国民党的外围封锁，他在几年内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
影视剧中的红军照片
1937年9月，段苏权从因伤脱离红军的同乡谭毛苟处获知了红军所在地。这个消息让段苏权欣喜若狂，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跟父亲和妻子商议，他的身心一直系在革命队伍上，那是梦牵魂绕的向往之处，他要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段苏权的父亲和妻子也都是深明大义的人，欣然支持段苏权的决定。于是，段苏权便在谭毛苟、父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从茶陵到长沙，坐上了运兵车至山西太原寻找部队。
曾经的红军，现在已经改编成了八路军；曾经是在湖南附近运动，如今中央部队已经转移到了陕北。段苏权诧异着世事变迁，心里充满期待和向往，也充满着谨慎和沉稳。
当时兵荒马乱，日军肆虐，为掩护身份，也为了不增添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段苏权并没有大摇大摆地去八路军办事处，而是谨小慎微地再次假扮成乞丐，找到了八路军太原办事处。
于是，一切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在和任弼时相认之后，久别重逢的他们迫不及待地叙旧起来。段苏权向任弼时讲述了这几年来自己的经历，任弼时感动得流泪，说道：“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1955年的授衔仪式
后来，段苏权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55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
树高千尺不忘本，功劳和官职越来越大的段苏权并没有忘记往事和故人，每当看到自己脚上的伤疤，他总会想起当年救助自己的老乡李木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只是这些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总是没有机会亲赴故地去当面致谢乡亲们的救命之恩。
多年未曾联系，心中纵有千般牵挂，段苏权其实也并不确定丰田村和李木富都还是当初的模样。当初那段刻骨铭心的恩情成了段苏权心中一道割舍不去又确定不了的记念。
一直到了1983年，段苏权才通过地方同志多方打听找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李木富。段苏权委托他们代为感谢，并询问李木富是否有困难需要解决。
李木富和乡亲们手捧“红军的亲人”牌匾的照片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李木富，十分诚恳也十分朴实地说：“我只是给了红军几口稀饭，谈不上什么功劳。我个人没有什么困难，就是现在村民出入不方便，希望政府能帮忙架一座桥，为乡亲们的出行提供了一些方便。如此我便十分感激了。”
了解情况的段苏权，二话没说，便自己出资帮助乡亲们在村前的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并不时给李木富寄去一点生活费。在段苏权心目中，这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军民鱼水情。
后来当地村民把那座桥称为“红军桥”，把段苏权躲藏过的山洞称为“红军洞”，这成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在那片淳朴的土地上留下的最纯真的情感印记。
李木富老人在红军洞前的照片
在我党、我军的革命征程中，正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才构成了那个让人壮怀激烈的时代宏图。人民英雄为群众，人民群众敬英雄，也正是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使得革命事业的基础是如此的厚重，又感人至深。
段苏权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极具教育意义地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信仰、懂敬畏、能坚持的人；李木富老人深明大义、不图回报地支持红军战士和革命事业，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做贡献，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同胞在大是大非上从来都是心若明镜的，他们都是最淳朴、最真实也是最可爱的人；而段苏权身居高位、不忘旧恩，则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崇高情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我们对历史、对英雄、对那些质朴的情怀，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纯真的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