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有一条支流叫区水河，它发源于靖边县天赐湾乡周山，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志丹、安塞、延安，于延长县南河沟凉水岸附近汇入黄河。
区水河是战国时候的名字，到了西汉时期被改为洧水，到了南北朝西魏时被改名叫清水，以后也间断地叫筋水、濯筋水等。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革命圣地，于是这条被多次改名的河流被称为延河。
所以延河被称为“中国革命母亲河”，宝塔山和延河水是延安最具体的形象。
1937年10月10日，一场公审大会在延河边的陕北公学举行，而公审的对象是一位特殊的人，他的名字叫黄克功。
黄克功之所以特殊，因为他既不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那么为何要对他公审呢？原因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恋人。
黄克功于1911年出生于江西南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1927年，年仅16岁的黄克功参加了革命，1930年参加了工农红军，他参军后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作战时勇猛果敢，屡立战功。
他参加过井冈山、反围剿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斗争，可以说黄克功见证了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与严重挫折。
尤其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并没有悲观失望，而且参加了长征，并在长征的娄山关立下了大功。
在长征期间，黄克功曾一直守卫在主席的身旁，给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黄克功出任红四师第十一团的政治委员，按理说像黄克功这样的经历当一个军事主官更加合适，比如当一名团长。
黄克功为什么没有当团长而是当一名政治委员呢？
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门认为，红军优秀的指挥员必须既能当军事主官，也能当政治主官，军事主官主要负责打仗，政治主官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因此政治主官必须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
黄克功军事指挥没问题，但是理论水平一般，将黄克功放到团政治委员的岗位，其实就是要他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能够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说出一套一套理论来。
因此说，优秀的指挥员必须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
但是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黄克功，由于理论水平欠缺，在政治委员的岗位上比较吃力，于是组织上又让他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当时抗大缺少干部，于是让黄克功留校，出任学员队队长，可以说，黄克功年轻有为，是前途无量的优秀指挥员。
黄克功当队长期间，经常给学员们讲述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讲红米饭、南瓜汤，讲长征中的故事，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黄克功讲起来得心应手，很受学员们的欢迎，慢慢在学员中树立了英雄形象。
中国有句古话：美女爱英雄。而黄克功就是英雄般的人物，他俊朗的外形，传奇般的革命经历、说不完的战斗故事，使很多女学员对他钦慕有加，这其中就包括16岁的女青年刘茜。
与黄克功贫苦人家出身不同，刘茜出身于大户人家，她的本名叫董秋月，她的祖父董崇仁在民国初年曾一度担任晋南镇守使，掌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 可以说是山西大名鼎鼎的人物。
董崇安与袁世凯拜过把子，而阎锡山正是通过董崇安与袁世凯建立了关系，董崇安是阎锡山和袁世凯联系的重要桥梁。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认为其失去了利用价值，加上董崇安并不限制反阎势力，阎锡山在执掌山西大权后便将董崇安的晋南镇守使撤掉。
而董崇安此人并无政治野心，他为了打消阎锡山的疑虑，便在山西忻县买下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堡子”的地主庄园隐居起来，不再过问政治。
董崇安在任上捞了不少钱，一家人过上了非常富裕的隐居生活。董家人丁并不兴旺，董崇安连生了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皆早早夭折，第三个儿子董晋魁存活。
董晋魁便是董秋月的父亲。董秋月是董晋魁的第三个孩子。
董崇安封建思想浓厚，他不允许董晋魁接受新式教育，然而董晋魁认为新式教育是潮流，自己没有接受新式教育，但是儿子们必须要接受新式教育，这自然遭到了董崇安的极力反对。
于是董晋魁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北平。
尽管如此，董秋月的小时候并不幸福，因为董晋魁的重男轻女观念十分严重，小时候兄妹之间打架或者闯了祸，挨打受骂的总是刘茜，她只能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悲愤。
家里人对她也没有多少耐心，哄了几下见她哭泣不止便让她哭个够，以至于哭到后来泪珠里都带着泡沫流下来，常常哭得筋疲力尽靠着桌子腿睡去。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让儿子读书，却把刘茜关在家里做女红。
小时候的董秋月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英雄般的人物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所以董秋月的英雄情节要远比其他人强得多。
后来董晋魁又带着妻子回到了太原，他们遇到了一个表姨妈刘映荷，这个刘映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深知女孩子读书的重要性，她就不管刘茜母亲同意不同意，拉上刘茜去找她认识的一位小学校长，插班上了小学三年级。
刚开始董秋月的成绩根本跟不上，她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她比别人都用功努力，结果很快就赶上了同学，并当上了班长。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她在太原友仁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宣传材料上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刘茜”。刘是为了感念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一种红色的染料，表达对革命的向往追求。
1937年8月到延安后，她就以刘茜为自己的正式姓名。
中共到达延安后总算有了一块根据地，生活相对安定一些，由于红军干部长年征战，很多都没有成家，这当然是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军人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制定了一个可以结婚的标准，即二五八团标准：25岁以上、8年党龄以及团职干部
而黄克功每一条都很符合，所以黄克功按照规定是可以谈恋爱结婚生子的。
当时延安抗大有很多女学生，而黄克功是她们钦慕的对象，在众多的女性中，黄克功最终选择的刘茜，因为刘茜不仅长相出众，比较主动，而且文采斐然。
刘茜主动给黄克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爱慕之情。这封信是刘茜精心写作的，里面充满了对黄克功的赞美之词，表达了对黄克功的仰慕，并且希望能与他展开进一步的交往。
没有多少文化的男性对有知识、有文化的漂亮女性有着天然的爱慕，黄克功对刘茜就是这样。
此后，黄克功和刘茜两人开始了交往，黄克功有讲不完的战斗故事，每次都讲得刘茜入迷，这两位年轻人恋爱了。
这时的黄克功是清醒的，刘茜毕竟是大户人家出身，那时对政治背景特别讲究，所以黄克功找到了在延安保安处当侦察部长的陈复生，并对他说：
“老陈，帮我审查一下刘茜的背景，她是抗大第二期的学员。”
黄克功和陈复生非常熟悉，两人是多年的战友，又一起参加长征，可以说是生死兄弟。而延安边保处专门负责政治保卫与审查，凡是延安的干部都由边保处负责政审。
黄克功接着便将他知道的刘茜的情况详细地和陈复生说了，并拿出了一张刘茜的照片，陈复生记得，相片上的刘茜，两个手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照的相，样子很调皮，照片也拍得很好，脸也很漂亮。
陈复生笑着说道：“看不出你的艳福不浅呀，不过进抗大的女学生都是经过政审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黄克功说道：“这个我知道，你再审一审，这样我就放心了。”
陈复生说道：“谨慎是对的，我马上就给你查。”
延安边保处是原先的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演变而来的，延安所有人的背景调查资料都在那儿，陈复生找到了刘茜的背景调查资料，和黄克功说的基本一致，并无大的问题。
但为了保险起见，陈复生对黄克功说：“从资料上看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交往，但是不要过快，我再进行一下走访调查，有结果我会告诉你的。”
陈复生开始调查刘茜的周边人，陈复生查到有一个姓郭的女孩跟刘茜是一块儿到延安的，陈复生找到了这个姓郭的女孩子，并问了她刘茜的情况。
姓郭的女孩子告诉陈复生说，她们是同学，中学一起读的。陈复生通过了解确定刘茜政治上没有问题，也没有参加什么组织。
陈复生将情况了解清楚后，就把全部告诉了黄克功，并告诉黄克功他们可以恋爱结婚。在这种情况下，黄克功与刘茜的关系迅速升温，后来刘茜调去了陕北公学，两人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时候是写信联系。
由见面交流变成写信交流，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变化，给两人的关系带来了变数，因为黄克功文化水平低，所以写的信也比较短，也没有多少甜言蜜语，这一下使两人的关系慢慢疏远起来。其实这一结果也是必然的。
从年龄上讲，黄克功比刘茜大了十岁。
从出身上讲，黄克功是农民家庭出身，刘茜则是富裕家庭出身。
从经历上讲，一位是出生入死、饱受磨砺的战士，一位则是刚刚参加革命，娇娇之气未脱的小姑娘。
从生活习惯上讲，一位是南方人，一位是北方人。
其实像这种情况在延安也常见，如果要有好的结果，这就要求男方加强学习，改变自己，虽然美女都有英雄情结，但这只是基础，而生活也不像行军打仗，更多的时候需要包容。
刘茜与黄克功在一起久了，发现黄克功除了讲英雄故事以外，两人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面对刘茜的有意疏远，黄克功并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总是以大老粗自居，平时不刷牙、不洗脸，让讲究卫生的刘茜非常不满。
而且黄克功没有什么生活情调，更谈不上浪漫了，也不会说甜言蜜语，不会哄刘茜开心，很多时候是把刘茜当做自己的下属来要求和训斥。
对此，刘茜曾多次对黄克功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黄克功却不以为然，动辄将“老子们当年”挂在嘴边，丝毫没有改变。
刘茜很快意识到，他与黄克功是两路人，两人在一起根本无法生活，因为两人在生活理念上完全不一样。
黄克功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刘茜的疏远是因为有了新欢。
当黄克功得知刘茜和其他男生一起活动，他总会大发雷霆。在两人往来的信件中，黄克功反复指责刘茜又跟其他男生在一起。
一开始，刘茜还会解释。到了后来，刘茜干脆就和他打起了冷战。
在延安非常讲究婚姻与恋爱自由，刘茜的反应是正常的，然而黄克功认为她是移情别恋，反而对刘茜发动了更为猛烈的爱情攻势。
其实发动爱情攻势是对的，也无可指责，只不过方式方法不对。
比如在一次约会中，黄克功竟将一把钞票塞给刘茜，向她正式求婚，这令刘茜非常愤怒，刘茜如果是追求物质享受就不会来延安了，她来延安就是为了追求革命理想。
刘茜没有要黄克功的钱，并对他说：
“送钱吗？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该爱大众。”
接着刘茜给黄克功普及了爱情基础课：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接着刘茜又说了很多道理。
应该说刘茜说的都是真心话，当然也是心里话，对于自己和其他男生的正常交往，刘茜说道：“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
对于刘茜的婚姻观，黄克功根本不能理解，反而认为她是在为离开自己找借口。
这次见面后，刘茜彻底失望了，便决心与黄克功结束这段恋情，但黄克功依然不死心，连续写了三封信，希望挽回自己与刘茜的关系。然而刘茜仅仅只回了一封信，再度拒绝了他的请求。
爱情的失败，让黄克功愤怒不已，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与刘茜的恋情，如果让别人知道是刘茜甩了自己，那自己的面子上也挂不住。
而让他崩溃的是在1937年10月5日，他又一次看到刘茜和其他男生走在一起。
黄克功怒火中烧，推推搡搡地将刘茜拉走，并来到了延河边，也就是陕北公学小东门外的沙滩上。
在沙滩上，黄克功像在战场下命令一样，再次要求刘茜和自己结婚。很自然的，刘茜再次拒绝了他的求婚。甚至她还愤怒地说：“我嫁给谁也不嫁给你！”
刘茜的回答让黄克功暴跳如雷，他的脸色一沉：
“你到底同不同意？”
此时的刘茜已经彻底死心了，当即回答道：“你做梦吧！以后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刘茜说完转身就走，刘茜不屑的表情、绝情的回答，使黄克功失去了理智，就在刘茜转身离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黄克功，掏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对着刘茜连开两枪。
可怜的刘茜，最终死在了曾经爱人的手枪之下。
由于勃朗宁手枪的枪声不大，而且这个小沙滩比较偏僻，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陕北公学的人才发现了刘茜的尸体，并报告了延安边保处。
边保处的侦察部长陈复生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了现场，他一看便认出死者就是刘茜。
这片小沙滩的沙子不深，陈复生在沙滩上找到了两粒子弹壳，他看出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壳，陈复生直觉认为这是黄克功干的，因为黄克功用的就是勃朗宁手枪。
陈复生立即赶到了中国抗大黄克功的房间，但是房间里空无一人，黄克功并不在房间，正在陈复生焦急徘徊的时候，来了一个勤务兵，陈复生问这个勤务兵：
“你们队长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勤务兵回答：“晚上11点左右回来的。”
陈复生又问道：“他有什么动作？”
勤务兵回答道：“他回来以后就换了鞋，你看，这个鞋子就塞在这个炕洞子里面。”
陈复生将鞋子拿了出来，发现鞋子上有沙子，而且陈复生凭直觉断定，这沙子就是延河边那个小沙滩上的沙子。
陈复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又问道：“他的手枪能给我看一看吗？”
黄克功这次外出没有带枪，枪就放在勤务兵那儿，勤务兵把枪递给了陈复生，陈复生发现枪里少了两颗子弹，而枪里子弹壳和沙滩上的一模一样。
陈复生断定是黄克功枪杀了刘茜。
陈复生立即向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报告了这一案件，罗瑞卿请示了上级之后，决定把黄克功逮捕。
黄克功被捕以后，被关在延安西山的路边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陈复生后来回忆，那间房子连门都是坏的，根本关不上。
随后，罗瑞卿和黄克功谈话。而黄克功也十分坦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看着自己的爱将，罗瑞卿非常生气，在战场上黄克功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然而在婚恋问题上，却极端不理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时党中央刚在延安落脚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大事，罗瑞卿将情况报告了主席，请示处理意见。
很快，最高法院便将黄克功收押了。很快，黄克功枪杀女友的消息便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延安。
对于这件事，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对革命有功，而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冲锋陷阵，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即使要死，也应该死在战场，而绝不是刑场。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刚在陕北立住脚，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无论黄克功立下什么样的功劳。都不能逃脱其罪责。如果放过黄克功，那么中共的威信将受到极大的破坏。
中央最后决定对黄克功进行公审。
案发后的第五天早晨，公审大会在陕北公学举行，前来参加黄克功公审大会的有上百人。根据陈复生的回忆：
雷经天坐在左边，中间坐的是陈复生，右边是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由陈复生提起公诉。雷经天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公诉后黄克功宣读了自己的陈述报告。在他看来，自己和刘茜是恋人关系，然而刘茜还找第三者，并对自己恶言相向，严重刺激了自己。最终自己拔枪试图恐吓刘茜，谁知枪支走火，将她打死。
黄克功陈述完毕后，莫文骅代表抗大，宣读了主席的一封信，信上这样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黄克功慢慢站了起来，喊了三句口号：共产党万岁！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陈复生作为黄克功的战友，他感到非常惋惜，在黄克功被枪决时，陈复生对执行的战士说：
“你们不要打他的脑袋，留他一副全尸。”
结果那名执行的战士非常慌张，开了一枪竟然没有打到他，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枪决黄克功。黄克功扭过脸来：“笨蛋！你打这里！你打我的脑袋！你怎么这么笨！”
“砰！”，那名战士又举起了枪，含泪枪决了黄克功。
这一声枪响，意义极为重大，它表明了中正的政权更加成熟。
有记者后来曾就黄克功案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魏晓娜。魏晓娜表示：黄克功案的审理和判决，体现出抗日民主政权在法律原则上的重大变化，即从阶级路线转向平等与人权。
魏晓娜说，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4条、第35条规定：
“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情减轻其刑罚”
“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对黄克功处理意见的分歧就在于这一点上。
在黄克功案中，对有深厚革命资历的军事将领判处极刑，意味着以功抵罪的阶级观念彻底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
这是中共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重要原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反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将领张灵甫虽然枪杀妻子，但只是象征性地坐了几年牢便得到重用，张灵甫在监狱中，他不仅没有吃到任何苦头，反而每天挥毫泼墨，练起了书法。
也因为张灵甫杀妻案，使很多人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因为国民政府将法律和公平当成玩物。
黄克功案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我们站在今天再审视黄克功案，才明白主席的苦心，也更感到主席的伟大，中共的伟大。
因为黄克功案彰显了我党的公平和公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切拥护。
而人民的支持，才是中共赢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