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是我们今天永不该忘记的日子。
在这一天，日军用无中生有的借口，悍然向中国军队发动战争。
这一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的结局是沉重的，平津沦陷，华北丢失，中国人民饱受日军铁蹄的蹂躏。
如今，卢沟桥下已满是茂盛的荒草，掩盖了曾经的硝烟和鲜血。
可曾经发生在那里的屈辱历史，却不会被岁月消除痕迹。
今天，让我们走进七七事变，回顾那段满目疮痍的历史。
1936年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了一出“新鸿门宴”。
不同的是，被宴请的人反客为主，步步紧逼，频繁挑衅。
由于驻扎北平附近的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九军，跟近在咫尺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屡次发生冲突。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表示“中日亲善”，举办了联欢宴会，双方连、团级军官参加。
日军在宴间气焰嚣张，酒至半酣的时候，就有日本军官跳到桌子上唱歌，又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气氛一度紧张。
义愤填膺的中方军官不甘示弱，也跳到桌上高唱黄族歌：“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有的人还将西北军特有的大片刀耍得虎虎生威。
日军一看在气势上占不了上风，便假意起哄，将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等人高高举起来，边喊号子边往上抛。
中方军官们随即也把日军司令官举起来，往上抛。
一瞬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双方如临大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最后，还是宋哲元和日军司令官打了圆场，讲了中日应该亲善等套话，宴会不欢而散。
其实，日军来赴宴，就是为了进一步挑衅，宋哲元的“和平共处”，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野心勃勃地继续向华北进逼。
到1936年，日本侵略势力对北平来说，已呈包围态势。
国军党第二十九军，分布在北平、河北、察哈尔、天津等地，处于国防最前线。
两方都驻军在离北平非常近的丰台，相距不过400米。
第二十九军，是由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
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忠军爱国，勇猛善战，是西北军留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
并且，第二十九军疾恶如仇，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恨之入骨，只是陷于“极力备战，又尽力避战”的矛盾境地，才隐忍不发。
日军也视第二十九军为眼中钉，不断挑衅，欲除之而后快。
平日里，如果遇到中国士兵，日军便故意碰撞，引发冲突。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日军要强行通过中方守卫线，被中国士兵阻止，双方相持不下，均有死伤。
虽然事态最终和平解决，但是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向丰台增兵。
之后又以军营不够住为由，欲在丰台到卢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兵营及飞机场。
这个地带属于二十九军控制的宛平县管辖，日军先后谈判不下十次，均被中方坚决拒绝。
日军又设计从民间着手，用高价从这个地带的居民手中租买房屋土地。
被中方察觉后，及时向居民说明利害关系，予以制止。
日方见阴谋不得逞，便逐渐露出凶恶的嘴脸。
1937年7月6日，阴云蔽日，天空下起暴雨。
日军在雨中进行军事演习，目标赫然是第二十九军守卫的卢沟桥。
卢沟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
在卢沟桥以东200米处的宛平城，则是北平的门户。
如果控制了这两个军事要地，就相当于扼住了北平的咽喉。
只要攻战北平，华北便唾手可得。
日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7年7月7日，雨后的天气异常炎热，到了夜晚也不见凉意。
日军还在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并向宛平城附近移动。
城内士兵密切关注着日军的一举一动，城内外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晚上10点40分，宛平城外响起密集的枪声。
不一会儿，有日军来到城下，声称在演习中，中国军队向他们开枪，致使一名士兵在混乱中走失，要求进城搜查。
被守城官兵拒绝后，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开枪示威。
接到消息的日本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立即率部队开往卢沟桥，就地指挥战斗。
凌晨3点时，日军已经有步兵一个营，带着四门山炮、一挺机关枪在卢沟桥集结。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也发出指令：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军人的荣誉。
全体官兵应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秦德纯还指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日军士兵“失踪”之事。
经过仔细调查，城中并没有发现“失踪士兵”的踪迹，而且中国守城官兵也没有缺少一发子弹，所谓向日军开枪，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日军士兵“失踪”，是怎么回事呢？
“失踪”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因解手离队，不久又归了队。
但他归队后，日军却故意隐瞒不报，只是含糊其辞地把军事行动的理由改成了中方“非法射击”。
日方为进一步找到合法行动的理由，假惺惺地连夜跟中方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卢沟桥调查。
当他们乘车抵达宛平城外约二里的地方时，公路右侧和铁路涵洞一带，均已被日军占据。
日军枪炮排列，已摆好了攻城阵势。
日方代表见有军队撑腰，恶狠狠地威胁中方代表王冷斋，要求他立即下令让城内守军从西门撤出，日军进入城内东门，再调查谈判。
王冷斋冷冷地拒绝了日军进城的无理要求。
日方代表不甘心，又说：“平日日军演习都要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
王冷斋严厉驳斥：
“向来贵军演习，均在野外，我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
你所谓的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
日方代表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又强行让王冷斋下车，指着日军林立的枪炮，威逼他10分钟内做出决定。
枪炮在夜色中闪着寒光，手无寸铁的王冷斋不为所动。
日方见恫吓不成，只好上王冷斋继续上车，前往宛平城谈判。
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双方正在交涉中，日军进攻的枪声便已打响。
日军的炮弹呼啸而来，准确命中宛平专员公署办公厅，距里面的政府官员离开不过1分钟。
事后，中方才反应过来，为什么日军的射程能如此精准。
在几个月前，宛平专员公署办公厅建成时，日军驻丰台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前来祝贺。
一向外出总骑高头大马的一木清直，那天却一反常态，步行来到宛平城。
原来，他是走步测量炮弹的射程。
由此看出，对宛平的攻击，日军谋划已久。
面对日军的进攻，早已备战的守城军猛烈回击，日军伤亡惨重，一次次败下阵来。
另一战场上，日军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径直向卢沟桥附近龙王庙及永定河铁路桥桥头堡扑去。
中国守卫军奋勇杀敌，终因敌众我寡，陷入重围，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第二十九军负责宛平城防的高级指挥官吉星文，得知龙王庙和永定河桥头堡失守后，并没有上报。
而是连夜带领150人的敢死队，分编成5个组，拿着大刀、步枪、手榴弹，潜行到敌人阵地。
几乎一天没停的大雨，入夜后转为细雨霏霏，冲刷着战场的硝烟。
刚得到阵地的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反杀回来。
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日军溃败成一滩散沙，有的被砍杀，有的慌乱逃命，有的跪地求饶，全然没有白天的嚣张气焰。
7月8日的战斗中，日军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有腹背受敌的危险。
中方北平的援军陆续赶到，而日军从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
见形势不利，7月9日凌晨，日军提议谈判，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切误会希望和平解决。”
鉴于蒋介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论调，华北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心存侥幸，希望可以通过让步，取得日本的谅解，维系所谓的“和平”。
所以在中国军队占有优势的情况下，7月9日，冀察当局和日本方面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
中方赶来的援军本来决定，抓住日军援军尚未赶来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将丰台的日军歼灭。
但军部一纸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使中国军队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给日军以从容调兵遣将的时间。
在达成停火协议后，中方为表示诚意，第一时间将200名日军俘虏送还。
然而，日军大部分部队并未按照约定撤离卢沟桥，仍然不时炮轰宛平县城和附近地区。
面对中方的诘问，日方竟称，开炮是为了掩护军队撤离。
7月12日，日军的各种部队、战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西进，向北平运动。
而此时，依旧抱着和平幻想的宋哲元却下令，撤除北平周围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打开。
他发表讲话，说：“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宋哲元和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解决，却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
日本早在7月11日，在日本首相近卫文官邸召开五相会议，协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达成了向中国派兵协议。
日本援军调齐后，从1937年7月21日起，频繁向第二十军北平附近各驻军发动攻击。
宋哲元向南京报告，表示“誓于北平城共存亡”。
但此时应战，为时已晚。
7月28日，日军大举向南苑进攻，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片刻不停。
第二十九军抵挡不住，两位重要将领相继阵亡，宋哲元带领部队撤出北平。
7月30日，北平和天津沦陷。
七七事变开始之初，蒋介石还猜不透日本的态度，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
在他的授意下，第二十九军抱着“忍辱负重”的态度，畏首畏尾，最终失去了最好的战机。
相比蒋介石的雾里看花，共产党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便清晰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
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冠决一死战。”
至此，国共合作，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日子，一个不容我们忘却的日子。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虽然历史的脚步缓缓向前，将那些黑暗的日子遗落在身后。
但是，那段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铭记。
对于生活，也是如此：居安思危，才不会跌倒在人生的坦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