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王士强提到当今诗歌写作中的四个问题：小圈子化、伪学院化、反道德化、泛口语化。并指出，当今诗歌表面的多元、繁荣、创造、自由，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假性的成分，是一种假象。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诗探索》特约编辑。出版《烛火与星光》《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等。曾获“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澄迈·诗探索奖”理论批评奖等。

伪繁荣，伪创造，伪自由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

王士强

对于当今时代的诗歌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其质量很高，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另一种则评价很低，认为其质量平庸低劣，几无可观之处。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当今时代的诗歌存在着各种异质、极端的要素，包含着善，也包含着恶，包含着悲悯，也包含着残忍，包含着新生的萌芽，也包含着癌变的基因，恰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篇谈论当今诗歌所存在问题的文字中，“批判”并不等于认为它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也不是要全盘否定它，只是希望能够触及当今时代诗歌一些真实的状况，并真实地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若干的反思、审视、思考、交流，如此或对提高诗歌自身的免疫能力，促其更为健康地发展不无助益。

本文谈当今诗歌写作中的四个问题：小圈子化、伪学院化、反道德化、泛口语化。

一、小圈子化

诗歌界之中“圈子”的存在本无可厚非，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一个群体、圈子、流派，彼此之间互相交流、增进了解、共同提高，这不是应该否定而是应该提倡的。不过，当今诗歌界存在的问题却是“小”圈子化，这里的“小”主要的不是“规模”的小，而是“气度”的小，也就是说，主要的体现在圈子中人的胸襟气度和处世方式方面。诗人原本是人群中的少数人，常理来说他们作为“同类”更应该惺惺相惜、互相善待、互相取暖，但现实中的诗歌界却是山头林立、派系纷繁、江湖气浓厚，各个诗歌圈子的存在仿若军阀割据、占山为王，不同写作趋向之间往往横眉冷对，彼此目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欲至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各小圈子之间弄性尚气、党同伐异，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艺术需要创造，需要个人特征，需要有“个性”，这固然不错，但艺术同时也需要公共性、普遍性，它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在废墟中建造大厦，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看得更远，是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所以走得更长。故而，开放的视野与胸怀是重要的，只有保持与不同思想观点、美学趣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够在外界与自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桥梁，相互取长补短、有所反思、不断扬弃，这是精神与艺术上成长和提升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圈子的存在不应该固步自封，不应该成为“堡垒”，而更应该是一个“平台”。小圈子化除了沟通匮乏以外，还造成一些诗人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徐悲鸿有云：“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但很多诗人却恰好相反，他们面对权贵、金钱卑躬屈膝、毫无骨气，但面对同类、面对社会大众却牛皮烘烘、不可一世，这样的恶劣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写作最多只能是一瓶不满半瓶咣当，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终究难成大器。许多诗人在圈子意识、集团意识、阵地意识的支配下，诗歌写作的原动力已经改变，成为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功利行为或者党同伐异的表态、站队，诗歌写作已经变质、变味。

偌多小圈子的存在貌似多元、繁荣，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虚假的多元和繁荣。因为真正的多元应该是各种声音、各种要素皆具充分的能动性、自主性，并且形成一种健康、良好、文明的秩序，而非当今这样的胡缠烂打、虚张声势、丛林法则，这样的多元实际是一种单调、贫乏。当今的许多诗人反抗权威、解构中心、追求民主自由，但骨子里却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其目的也不过是建立自己的新的绝对权威，他们虽然自称“现代”和“先锋”，但其实不过是老调重弹、换汤不换药，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理想状态的“圈子化”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彼此吸取对方的优点，自觉规避和改进自身的弊端，避免内耗与内讧，如此才有利于圈子和圈子内部成员的发展，也有利于当代诗歌整体上的进步与创造，实现某种“共赢”。换句话说，诗歌界本身应该团结起来，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增强自身的能力与实力，扩大它面对时代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表达力和影响力，而不致真的萎缩、堕落为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

二、伪学院化

学院派写作当然不是应予批评的对象，一般来说，它更为注重作品的精神性、思想性、专业性，更为注重艺术作品自身的规定性和“技术含量”，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它自身的“难度”和“复杂性”也有增强的趋势，学院派写作与此是相契合的。不过，当今某些所谓学院派诗歌却走入了一种误区，它们越来越脱离现实，沉迷于精神的高蹈和词语的迷宫，着力于某种“趣味”和“格调”的营造，却忘记了“关怀”与“意义”。这是一种貌似注重专业性，实际上与专业精神并不搭界甚至南辕北辙的写作方式，如果要说这是学院派，应该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伪”字，因为它本质上是虚假、苍白、匮乏、徒具其表、装腔作势的。

伪学院派诗歌通常制造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玄奥晦涩、不知所云的词语奇观，它们注重语言的“变构”，话语构成和话语方式都是陌生化的，这种写作云笼雾罩、绕来绕去，形式上很花哨、复杂，内容上却很贫乏、苍白。很大程度上，语言仅仅成了一种能指符号，而失去了有通约性的所指，成为一种语言的空转，诗歌的意义最后不知所终，根本达不到交流的目的。这样的写作看似高雅、高贵，实则空虚、堕落、乏味，即使不是对于读者的欺骗和肆意侮辱，也是某种狭隘的美学趣味的畸形发展，它使得诗歌与时代生活越来越远，最终成为完全个人化、私人化，与道义、担当、责任无关的一件事情。学院派写作以“精英”的姿态拒绝世俗和日常，以非常态的词语拒绝了明白而确切的表达，这样的写作原本就有拒绝阐释、排斥读者的趋向，它很容易为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者所利用，从而成为一种精神障眼术，以掩饰自身的无知、匮乏与狭隘，以回避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命运的纠葛。同时，由于这种诗歌较高的“技术含量”、难度和复杂性也增加了理解和阐释的不确定性，评论者往往故意将之往玄虚、古奥、形而上的方向解释，如此，便形成了原本无甚可观的修辞练习在过度阐释中得到较高评价的现象，庸诗被拔高为好诗甚至奉为经典，而无人将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表达出来（以避免“智商不够”、“能力不足”的指责？），更无人揭露皇帝的新装。

伪学院派的问题与前几年诗歌界所谈论的“中产阶级趣味”关系密切，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看似追求高雅和纯粹，实则是冷漠、平庸和虚弱的，其中人文含量稀薄、技术主义以及语言至上等的趋向，对于当今时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诗歌评论家张清华如此谈论当今时代“中产阶级趣味”表现之一的“冷漠”：“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冷漠都是艺术的真正敌人，冷漠的假象是平静、超然、成熟，是温文尔雅和波澜不惊；而其实质则是空洞、漂浮，是拒绝和无所作为，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他们茫然地、假装自信自得、却掩饰不住其无力和无能地书写着支离破碎的‘个人化’的细节，表达着浅薄的优越感，逃避对生存的尖锐触摸，对公共领域的思考和判断”。（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这种现象并不是显在的，但它所具有的迷惑性很大，其危害也更大。伪学院派写作牵涉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语言转向”，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语言观念在当代中国的一种片面发展。在一些诗人那里，语言被当做诗歌的唯一目的，除语言之外一切都不再存在，语言是唯一的真实。语言转向对于提高诗人的语言意识、文体自觉、艺术自律当然是有益的，然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本身是属于“人”的，或者说是为“人”所有、所用的，只有以“人”为本，对人的生活、内心和命运作出表达，语言才有其必要性和意义，否则其本身并没有意义。而今的许多伪学院派诗歌写作正是流连于词语的迷津，沉醉不知归路，而与广阔的世界和复杂的内心脱离了干系，成为了“私人事件”或者“中产阶级的下午茶”。

三、反道德化

当今诗歌另一个问题是反道德化。“崇低”、解构、粗鄙、破坏，人伦与人性情感、基本的交往规则与价值规范、以至最基本的惩恶扬善、同情弱者、追求正义等的立场都被践踏和僭越，形成诗歌中群魔乱舞的一种景象。许多的写作突破了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作品写得暴躁凌厉、无法无天，作者以此构建“勇士”、“叛逆”、“先锋”的形象，但在这些幌子之下隐藏着的却是人性之恶、反文化、虚无主义等等，这种写作败坏了诗歌和诗人的形象，降低了诗歌写作必要的准入和门槛，严重恶化了当今诗歌的生态环境。道德之于社会中人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虽然诗歌不应被征用为表现社会化道德规范的工具，尤其不应成为与人性、个人价值和尊严相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但它同时也不应该成为反道德的工具，尤其不应该成为片面的为反道德而反道德的工具，这是本末倒置的。当前的这种反道德化写作显示了写作者道德理解的浅薄、文化心态的浮躁甚至道德水准的低下，于更为理想的道德状况的建立不仅是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固然，中华文化是一种有着道德化传统的文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值得反思的方面，当前社会生活和诗歌写作中的道德化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这种突破底线的反道德写作就有了依据，恰恰相反，它可能使“诗歌”与“人”都失去自身的规定性，道德理想的缺乏和道德虚无主义导致的将是“诗歌”与“人”的双重灭亡。

诗评家陈超数年前即谈到了诗歌写作中的“反道德”问题，指出它是一种“寄生性”写作，“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客观上似乎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了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态的道德伦理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他进而指出，“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圭皋。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划地自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醒在诗歌写作中，不要在粉碎旧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之后，代之以新的教条主义、独断论。”（陈超：《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3期）这的确击中了“反道德”写作的要害，让人深思。

“反道德”也体现在诗人的人格、个性和现实生活中，有些诗人以“诗人”的名目和身份招摇撞骗，他们弄性尚气、好勇斗狠、肆意妄为，过着污浊、迷乱、躁狂的生活，似乎“诗人”便应该“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便具有了免于世俗规则约束的豁免权，便有了高人一等、睥睨一切的特权，这其实都是难以成立的。反道德在现实中造成的影响是败坏了诗人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是诗人都是一些不近人情、不讲规则、莫名其妙、狂放无羁的人，甚至一些“不靠谱”、“不可信”的人。此外，由于网络的间接性和虚拟效果，许多网络上的诗人渐兴反道德之势，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肆意突破底线，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破口大骂，其语言之粗鄙、恶毒、污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将原本属于“社会良知”、“语言皇冠”的诗歌艺术拉回到了世俗俚语、泼妇骂街的水平，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文化发展逻辑，是一种倒退。

四、泛口语化

“泛口语化”指的是口语诗歌的泛化，当今的很多诗歌成为日常语言的复制、摹写，形同大白话、白开水，毫无新意可言，更有甚者完全成为无意义的叨叨絮语和流水记录，这样的“口水诗”和“废话诗”泛滥造成了诗与非诗的边界几近完全消失。泛口语诗歌其形式趋于简单、用词趋于简易、内容趋于直白，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无难度、可复制、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基本没有人文含量和精神意义，而只是一种日常行为，或词语消费。泛口语化诗歌近年最典型的现象应该是几年前的“梨花体”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委有数种互相龃龉的说法，此处不再进行探究，应该看到的是，“梨花体”诗歌的出现是对“梨花体”诗歌本身的反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对于那种无意义、白话式的口水话诗歌的不满、嘲讽才出现了如此大规模对之的戏仿、模拟，这可以看做是外部力量介入诗歌界而进行的一次“矫正”，是对诗歌写作误入歧途而进行的一次强制性“纠偏”。“梨花体”诗歌是泛口语写作的一次“恶性发作”，它暴露出了当今诗歌无难度、过于随意、缺乏自律等的问题。

与前述“伪学院派”对于诗歌语言的“复杂化”处理不同，“泛口语化”诗歌几乎是在完全相反的维度上进行的，它对诗歌语言进行的是“简单化”处理，这两者其实都走入了误区，本质上都属于“玩”语言，诗歌成为一种语言游戏，都同样面临能指剩余、所指悬搁的问题。同时，泛口语化也与中国社会近年以来的世俗化、消费化转型有密切关系，口语化本来是新诗发展中一种重要的历史动力，为新诗注入了新鲜而自由的活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丰富可能。但现在的泛口语化则走入了一个误区，它使得诗歌降低到了家常日用的水平，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费、娱乐的对象，诗歌在向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靠拢、看齐，其价值批判立场与人文属性已消失殆尽。我们看到，泛口语化与诗歌的娱乐化、游戏化也不无关系，口语为诗歌提供了更多娱乐和消费的可能，很多的诗歌成为一次性消费的“段子”，包含一点小聪明，小机巧，柔顺光滑，无伤大雅，不痛不痒，这种写作虽然不见得有大的“危害”，但终究过于轻巧、轻飘，包含太多“水分”，缺乏“干货”，回避了真正的人生与艺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的问题，在“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中，诗歌是“与民同乐”还是冷眼旁观，持批判与反对立场？它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虽然，诗歌不必一脸严肃、满身痛苦地纠结于人类终极、人生命运等的命题，但是它如果与流行文化勾肩搭背，与大众文化合而为一，那是否就是它应该在的位置，它是否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

口语诗歌并非不要难度，恰相反，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写作，因为它需要在“常见”、“共性”的语言形式下写出“新意”、“个性”和“诗意”。当今大量的泛口语诗歌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显示的不是繁荣和创造，而是初级、庸常和浮躁。诗评家陈仲义针对当今诗歌“分行的说话和说话的分行”的趋向指出：“遗憾的是，废话写作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甄别，反而伴随网络的便捷，泛滥起来。包括许多成名诗人在内，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使得不加任何努力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他认为：“对诗歌写作难度、诗歌本质的呵护、是与诗歌精神立场的持守、诗歌主体性的要求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克服写作中各种困难达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这样无底洞般地横亘在眼前的写作难度，唯一的办法是高度正视，跨越它，而不是轻巧地绕过它。”（陈仲义：《网络诗写：无难度“切诊”——批评“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泛口语写作显然是对于诗歌精神立场、语言意识和“难度”要求的一种偏离，只有从泛口语的泥淖中脱身出来，口语诗歌才可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

所以，当今诗歌表面的多元、繁荣、创造、自由，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假性的成分，是一种假象。当前的诗歌当然有正面的因素，有真正的创造，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其中也包含了重重堪称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可能对诗歌本身造成莫大的伤害。本文虽然主要是谈当今诗歌负面的、否定性的“问题”，但其目的恰恰是在正面、建设，是希冀其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更为精进勇猛的创造、更具活力和想象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