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77年4月,柏杨终于获释,从绿岛回到台北。因文字入狱,他已经坐牢9年了。
然而,出狱后,他成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早在入狱不久,妻子倪明华就提出离婚。即使他在狱中绝食多日,也没有挽回她的心。
没有亲人,孤苦伶仃,在朋友的地下车库里,一辆改装过的破旧汽车成了他的家,吃穿用全靠朋友们的接济。山穷水尽之时,命运为他送来了张香华。
身陷囹圄,妻离子散
1949年春天,柏杨辗转到台湾,那时,他在大陆有两任妻子,两个女儿。到台湾后,他在蒋经国手下当差,对社会的黑暗非常不满,苦恼之余,开始文学创作。
一湾浅浅的海峡,隔断了两岸的关系,1953年,他与台大老师齐永培结婚。
1958年,在一次年会中,柏杨结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倪明华,不顾齐永培已经育有两个儿子,他疯狂追求倪明华,宁愿放弃前途,与她结了婚。
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为后来的妻离子散埋下了伏笔。
因为崇拜鲁迅,柏杨开始撰写杂文,并在《自立晚报》开设专栏,抨击社会阴暗面,文笔既犀利又诙谐。好几次,蒋经国看了大怒,朝他吼:“你这是反动行为,要自负后果!”
尽管多次受到警告,柏杨却仍是不吐不快。
1965年6月,一本新出版的书让蒋介石非常震怒。在日记里,他说这本书让他“终日彷徨,不知所止”;在会议上,他“痛心疾首,眼含泪光,右手击拍讲桌,声色俱厉”。
这本书,就是《说南宋》,出版人、发行人都是柏杨。
南宋,常和“偏安”连在一起用,难怪蒋介石异常敏感。
意料之中,书被查禁、销毁了,从此,柏杨成了特务们的眼中钉。
1967年,柏杨帮妻子倪明华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有一期的内容是,大力水手父子在岛上建立国家、竞选总统,演说词里出现了“fellows”一词,为了突出诙谐效果,柏杨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
“全国军民同胞们”,是蒋介石发言时的常用语。特务立刻警觉,柏杨却浑然不觉,带妻子看完雪景回来,等待他的,是镣铐。罪名是“侮辱元首”“通匪”。
不久,倪明华提出离婚。情感受挫,又忍受着非人折磨,被囚禁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柏杨一度心灰意冷。
后来,他被调到监狱的图书馆当苦役,书籍为伴,他发现了“梦幻般的世界”,再次拿起了笔。
在牢房里,读着《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柏杨决定,写一本平民百姓看得懂的历史书。他把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黏起来,晾干后就是一块硬纸板。在这块纸板上,他开始了创作。
囚房成了书房,9年牢狱生涯结束时,柏杨已经完成了三部史书的初稿:《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
那年,他57岁。
感谢命运,遇到张香华
出狱后,台湾当局仍然对柏杨加以限制:不许提及往事;不许旧调重谈;不许暴露台湾社会黑暗。
妻子远离了他,接纳他的,是朋友们。
不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一位教授为他安排了饭局,同时邀请的,还有台湾诗人、在一所学校当老师的张香华。说白了,就是为他俩相亲。
柏杨欣然应允,张香华的名字,他并不陌生。她19岁发表诗作,是台湾有名的女诗人,他早就赞叹过她的才情。
可是这一见面,对张香华来说,就有点犹豫不决。虽然柏杨鼎鼎大名,可这个刚刚出狱的“政治犯”,会不会是个愤世嫉俗的糟老头子?
由柏杨的辛辣文章,她联想到他本人,“他那么伶牙俐齿我可说不过他”。
犹豫的当儿,旁边一位学生说:“又不是一定要你嫁给他,人家说不定还看不上你呢!”
一想也是,忐忑着去了。没想到,印象却是出奇的好。饭桌上,柏杨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整个人看上去充满热情,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金刚怒目。
第二天一早,张香华一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桌上躺着一封信,没有邮票。她想,也许是哪个家长写的吧,打开一看,却结结实实吓了一大跳。信上,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苍,赐给我们会见……”
信是柏杨的亲笔,显然,那是他专门派人送来的。
张香华“完全被他搞糊涂了”,认识才不过几个小时呀。可是柏杨不管,就此展开了爱情攻势。张香华每天一下班,就看到他等在学校门口。
面对热烈追求,张香华是清醒的。柏杨比她大19岁,经历过失败婚姻,坐过9年牢,对自己能否与他共度一生,她完全不确定。
一次见面时,她委婉地对他说:“我不见得适合你,你才从牢狱里出来,不能再受任何打击……”
不料,柏杨马上打断她:“我从不怕任何打击!”
一句话,张香华被镇住了,她看到了他的勇敢和魅力。
就这样开始交往。半年后,一个冬天的黄昏,两人在咖啡馆相对而坐,没有任何铺垫,柏杨突然说:“成个家好不好?”
求婚一点都不浪漫,可是张香华还是答应了。尽管那时,她对他在大陆的两段婚史,一无所知。
听闻他们准备结婚,亲人反对,朋友不解,更要命的是,台湾当局不干了!张香华被调查,被威胁,这无耻的举动激起了她的愤怒,她当众宣告:“对一个老、丑、穷俱全,而又绝对没有什么前程的政治犯,我完全接纳!”
1978年2月4日,张香华与柏杨结婚了。他没有地位,没有积蓄,没有房子,她就随他住在破旧汽车里。受他牵连,韩国邀请他们出席诗人大会时,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由拒绝了。
有人断言,他们的婚姻不会超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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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到结婚还是那么糊涂,我那时完全不晓得他后来会怎么样,大概无知就会特别勇敢吧。”对这份勇敢得来的爱,张香华非常珍惜。
为了纪念柏杨被囚禁在火烧岛(绿岛也叫火烧岛)上的遭遇,她特意写了诗歌《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结尾处,她动情地写道:“我们用臂弯成一个避风港,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婚后,他们互相促进,在柏杨鼓励下,张香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不眠的青青草》。在诗坛,她被称为“丝一般的女诗人”。同时,她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杂志主编、翻译家,在多个领域,成就卓越。
然而,做了柏杨太太,张香华才发现,那个说自己在狱中会缝补衣服、能钻木取火的能干男人,其实除了写东西之外,简直就是个“大白痴”,什么都不会。
最夸张的是,柏杨会穿着不同颜色的袜子出门;用钥匙去开别人家的门;甚至,对声明不付稿酬的合同,他看都不看一眼,就大笔一挥。
“他需要一个帮手。”张香华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甘愿褪去全部的光环,去辅佐柏杨。
有她作后盾,柏杨开始翻译《资治通鉴》。由于古文艰涩,篇幅浩繁,这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那段时间,家成了印刷厂,张香华带着助理马不停蹄。
做了“经纪人”,要应付很多事情,可是,张香华淡泊名利,不擅交际,对数字尤其恐惧。
硬着头皮,她逼迫自己四处走动,学着跟出版商打交道,为了出版一部作品,曾经有一次,连续30个小时没有合眼;她随身总带着一个记事本,上边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时间、数据。
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了,当年便被评为台湾年度畅销书;1993年,历时十年之后,72卷本《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终于完成,出版后,被称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书”,柏杨通俗历史学家的身份,由此上升到新高度。
站在柏杨身后,张香华努力打理着那些琐碎与幸福。柏杨当然也宠她,甜蜜地叫她“猫”。他“没有原则地宠”,令她深深感动。
有一次,她问:“我怎么会嫁给你呢?”
柏杨毫不客气:“你有智慧,但很傻。”
在他眼里,她的确傻得可爱。结婚很多年后,她偶然发现,桌上有几封信,称呼是“亲爱的爸爸”“父亲大人”,刚开始看不懂,后来才明白,他在大陆有两任妻子,还有两个女儿。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谁料,竟是第五任!
那些信,其实是柏杨故意摆在那儿让她看的,可是她没有生气,第一反应是心疼他的苦难。
1987年,柏杨终于和大陆的两个女儿在香港短暂相聚,她们离开那天,他伏在栏杆上失声痛哭。
苦难无法忘记,他的书房门上,始终挂着狱囚编号“297”。
1995年,张香华陪同柏杨重返火烧岛,后来,在他们努力下,岛上终于竖立起一座“人权纪念碑”。碑上,刻着柏杨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被困在绿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有张香华,柏杨不再哭泣,她给了他美好恬静的归宿。晚年时,他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听她读报,讲新闻,“和亲爱的老婆在一起”,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他们合著的散文集《我们的和弦》里,柏杨对妻子一片深情。他说:“我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们相互勉励、警惕、责难、规劝。”
她则说:“和柏杨在一起,让我觉得安全、温暖、笃定和可靠。”
爱,可以填平一切鸿沟。30年的陪伴,给了当初那些质疑的声音一个有力的回击。
2008年4月29日,89岁的柏杨告别人世,他拉着张香华的手,走得相当平静安详。对他的离世,马英九称,“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久后的一天,因服用过量安眠药,张香华被友人送到医院,醒来后,她什么都没有解释。也许,答案就在她新婚时为他写的那首《单程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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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携我飞越三江五湖
纵横七海
到碧天的高处
到黄泉的幽冥
请不要遗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