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置
文丨罗铮
三十多年前，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
凤凰岽乡，黄冠村。无论名字多么优雅，地理距离却骨感万分。一整天的班车，从一个省的北端坐到南端，住上一晚，再转车到县城，搭顺风车进村。泥泞的羊肠小道急剧颠簸。山，格外雄浑，仿佛被它们包裹进来，便永无出头之日。
两层土坯房，是爷爷家的全部。除七叔、八姑、九叔尚在读书外，家中只剩二老。依然入不敷出。那时，还没有电。夜幕降临，除了两支蜡烛的微光，整间屋子，乃至整座村庄都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聊天，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几天晚上，来家里聊天的人都不一样。几乎每个人都是陌生的。我蜷在妈妈腿上，听着分贝不一的声响，默默熟悉村人村事。
一晚，一股脑拥进四个壮汉。个头相仿。二十多岁，外溢的青春中透出泥土的芬芳。肌肉线条清晰，渗出黝黑的皮肤。约莫有一个叫罗长生。他们是亲兄弟，我们家的近亲。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只从爷爷说的一长串话语中择出了这一句。在尽管步伐已步入新社会、生存还需要靠农耕生产的年代，四口壮劳力，总是令人羡慕的。走在路上，虎虎生威。我爷爷的前四个孩子，只有父亲一个男丁，相形见绌。每逢上工下工，几把锄头大摇大摆地晃过，在夕阳映照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乡邻们都避让三分，不愿惹上他们。虽然整体生活条件都不高，但不愁吃穿，也称得上充裕。
衣服上密集的补丁，是罗文堂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同样是我们的近亲，和爷爷同辈。媳妇给他生了两儿一女，一家五口挤在简陋的两层砖瓦房，靠一亩三分地相濡以沫。与祖辈和乡邻一样，他的生命似乎也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一望到头。与罗长生家比，似乎天壤之别，但他的两个儿子是幸运的，除了基本的砍柴挑水放牛，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哪怕再勒紧裤腰带，学习的基本费用坚决不能少。为此，罗文堂买来猪仔和鱼苗，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开辟出来，加上鸡群产出的鸡蛋，收入倒也勉强凑合。当时我就觉得，那两个腼腆的中学生，好像和同龄人有点不太一样。
罗文堂屋后的土坯房，住着罗北京一家，同样是近亲。房子四处渗水，屋顶随时要塌下来似的。貌似从没见他换过衣服——草绿色夹克，咖啡色裤子，黑色套鞋。都泛着白。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仅剩几亩耕田，守着一儿一女，孩子们整天挂着一串鼻涕，四处闲晃。是全村出了名的贫困户。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成了整村人共同的担忧。
与乡邻们比起来，罗长生一家真是太雄壮了。他们的未来像地平线上的红日，满满的希望喷薄欲出。
光阴荏苒，每次回乡，变化是明显的。坑洼的村路一段段被硬化，村口的乡道铺成了水泥路。车多了起来，从最初巴望着看个够，到几乎每家一辆，粤B、粤E、闽C等外地车牌频繁出镜。房子越修越高，小洋楼一幢接一幢，不少大门刷饱油漆，鲜红、阔气。有的砌出单家独院，两座石狮子守门，宫殿般气派。自然少不了会面这些近亲。罗文堂的儿子们终于修成正果，读完小中专，学了门学艺，东出福建淘金去了。在外出打工潮席卷而来之际，家庭负担沉重的罗北京选择留守。承包了二十多亩撂荒的田地，再做点小生意，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只是，罗长生兄弟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他们的皮肤愈发黧黑，背驼得更加厉害，目光充满迷茫。每家的人口总在增加。这家的儿子生孙子了，那家的女儿又怀上了。只有他们家的人口一直原地踏步。虽然并不绝对，但人口的数量似乎与家庭的兴旺成某种程度的正比。至少，一个人口递减的家族，难以承担起枝繁叶茂的重量。
原来，他们爱上了酒。这个让人神经兴奋、忘乎所以的尤物。一回家，迫不及待钻进厨房，有的切菜，有的炒菜，有的开酒。一缕细瘦的炊烟伴着酒香腾空。不一会儿，四兄弟便围拢来，沉溺于酒的世界。他们的情感，都在微醺中释放。酒精从每一个毛孔渗透出来，亢奋着每一个细胞。浓烈的乙醇味钻进屋顶、房梁。这个时候，他们忘记了现实，忘记了天地，忘记了女人，甚至连彼此都忘记了，忘得干干净净。仿佛进入了一种状态，平常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有点像飘飘欲仙，也有点像世外桃源。
渐渐地，酒成了四兄弟的上帝，成了生活的全部意义。下工第一件事，就直奔酒这个主题。不同的只是，喝哪种酒，在哪里喝，和谁一起喝。黄冠人家都会酿糯米酒，只是味道浓淡不一。起初四兄弟多自酿米酒，后来干脆买烧酒喝。酿酒多麻烦啊，要选取优质糯米，洗净后放入饭甑去蒸，蒸熟后用冰凉的井水淋透，除去热气，再将“酒药子”放入拌匀，装入大缸中压实，旁边铺垫一些稻草，上面盖上几层厚棉絮，像抚育小鸟一般营造一个温暖的“窝”。哪有那工夫？还是买吧。四兄弟不谋而合。在酒面前，媳妇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微薄的辛苦钱，都换酒喝了。喝酒的姿势很统一，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提起酒瓶就往嘴里倒，似乎喝的不是酒，而是水或饮料。平常雄壮的口齿变得含混不清，每一个字都像酒缸里吐出来的。
喝着喝着，身边的同龄人陆续娶妻生子，而罗长生兄弟却一直安之若素。父亲与罗长生的哥哥同岁，当兵进城几年后便独立成家，每次带我回乡总要劝劝这帮童年的玩伴。可下一次回来依然毫无动静。或许是他们彻底抱定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嗜酒如命的态度？或是偶有动心的姑娘也被满屋酒气熏跑了？或是钱袋空空连聘礼都下不起？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讨老婆这件在数千年文化传承中的头等大事，在罗长生兄弟眼里，失去了应有的位置。曾有不少乡邻好心劝他们戒酒，想点正事，刚说了没两句，兄弟几个总是粗鲁拒绝，“村里哪个男人不喝酒？”——是啊，同村的男人都会喝，下了工都要靠酒解解乏，连七八岁的男童都能干掉一大碗米酒。但人家啥事儿也没耽误啊。可几兄弟不看这些，凶神恶煞地甩下几个字，把人家没说完的话全噎了回去。
尽管如此，毕竟架不住左邻右舍的冷言冷语，母亲也频繁催促，心里烦哪。但他们又从不想办法，任这种情绪蔓延。于是又想起了酒，仿佛酒里能钻出个林妹妹。嗜酒成性的人，是不是真的眼里会出现某些幻觉？酒，成了唯一的解药。可越喝越解决不了问题，越解决不了问题越喝，酒与烦闷相互交织，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总有一天，要灰飞烟灭。
长此以往，他们就像泡在酒坛子里的人，一出现在周遭，酒精味便扑面而来。每天清早出门，似乎是从酒坛里捞出来一般，眼睛鲜红，神情呆滞。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酒的代名词。不知有多少个空烧酒瓶从罗长生家里被丢了出来，门上、窗户、桌椅、甚至晾衣服的竹竿，由于酒精长年的挥发和浸透，已经渗进了木质的纤维中，散发着陈年的醇香。他们的父亲过世，几兄弟安排好后事，又重复着往日的生活。老三由于精神疾病，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音讯全无，三兄弟找了很久都无功而返，索性把他忘了，继续沉浸于半梦半醒的世界。乡邻们也渐渐不过问了，谁愿意嫁给一个酒鬼，伺候一屋子的酒事？
表面的、短暂的光鲜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三兄弟的背愈加佝偻，本就黝黑的皮肤即将与浓密的胡须融为一体，用“衣衫褴褛”来形容他们的穿着一点儿不为过。酒成了他们无法战胜的魔鬼，越是被它伤害，越离不开它。肝和胃就像没有杉板遮掩的房架，日晒雨淋。尽管做菜的手艺很不错，在村里算得上美味佳肴，但这并不足以抵消酒的浓烈。前几年，罗长生的哥哥无缘无故暴卒于家中，余下的两兄弟未去深究病因，只是稍戒了几天酒，将哥哥草草安葬，又回归到如痴如醉的世界。他们早已成为乡邻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用多想，十有八九是酒的故事。当然，也必定是大伙酒过三巡之后逃不脱的话题。那些已经被酒精猛烈刺激的大脑，谈起酒，不更是兴奋异常吗？一不小心就扮演起小说家的角色，把简单纯粹的故事尽情演绎。世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总有些许传入当事人的耳朵里，然而两兄弟没有丝毫引以为戒的警惕，照样当他们的“日光族”。
罗文堂、罗北京们也喝酒。不管春夏秋冬，他们的屋里总屯着几桶米酒，邻居串门，总把酒碗筛得满满的。刚抿一口，又迅疾满上。有时也会喝高，罗文堂就总是晃悠到我家院坪上，随意拽一把椅子，跷个二郎腿，把根烟，一有人来，就救命稻草似的抓过来聊个没完。但他们有度。陪儿孙做作业，商量新房子怎么建，外出做工，坚决不喝。像是内心的约法三章。
尽管罗文堂每天还在种田、放牛、砍柴、养鸡，几十年如一日，但他的两个儿子打拼得有模有样，逐渐成长为企业的小主管。知识和技术的积淀总有一日要兑现为实质内容。尤其是去年，不仅原先的老屋全面翻新，还在旁边建了一栋新房。那宽敞的空间、通透的结构、超高的层距，出门便是绿油油的稻田，远处绵延的山脉尽收眼底，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丰富，噪音更是无处寻觅，恐怕城里最金贵的别墅也难以媲美。罗文堂这边住住，那边躺躺，虽然只隔几十米，但也颇有成功人士的感觉。前年，长孙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全家的学历水涨船高。罗北京当然也不会离开村里，大城市在他眼里并不比这儿强上多少。也就这几年，他刚翻修了老屋，又在百米开外紧挨着罗文堂小洋楼的宅基地盖了一栋新居，还添置了新车。不过二三十年光景，没有飞来横财，凭的只是木工、泥瓦匠、漆工活儿样样精通的好手艺，四处帮人盖屋修房，加上承租田地的收入，便从一贫如洗昂首奔入小康，令人刮目相看。
上次返乡，父亲委托我给罗长生兄弟俩捎去一些食物。我顿时反应过来，罗长生的家，自己竟从未踏足。从辈分上论，罗长生兄弟是我的爷爷辈，关于他们的轶事也听了很多，每次回家也会坐在院坪上闲聊一二，不过单独上门还是第一次。我沿着崎岖的小路走着，心怀忐忑。以酒为生的家庭会是怎样一种摆设？这会儿下午三四点钟，是否会有推杯换盏的磕碰声？会否有一个柜子，专门存放喝空的各式酒瓶，那琳琅满目的玻璃器皿，供他们朦胧的眼球时刻欣赏？除了二锅头、四特、章贡王，是否还有三两个茅台的醒目标志鹤立鸡群？对了，或许还有烟，甚至是一定的，弥漫的烟雾给陈旧的墙壁留下了什么？与满屋的酒精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当然，或许我会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深层次的视觉冲击……突然，一阵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的舞曲响亮起来，正纳闷着，到了附近仔细一听，这靡靡之音正是从他们屋里传开的。大门紧闭，几根木条支起的窗户糊着一层泛黄的报纸，充当简易的“窗帘”，几条蜘蛛网的残线随风晃动，晶莹透亮。我叹了口气，开始敲门。里面毫无动静。用力敲了好一会儿，依然如故。十有八九是出门忘关录音机了吧。正准备返回，碰巧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从斜对面的小路蹦跶出来，看我拎着东西站在门口，便笑着告诉我：“在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下意识地一怔，跑到窗户口，边拍木条边大声喊：“长生爷爷，开门。”似乎有了一点儿床板咯吱作响的动静。不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罗长生的四弟两眼通红，意识恍惚地探出脑袋，粗粗地吼了一句：“哪个！”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袭来。我先是一愣，随即感到胸口堵得慌，快步上前表明来意，放下东西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我为什么要“逃跑”呢？他们并非陌生人，更何况知根知底，身上还流淌着相近的血脉。我对自己那一瞬间的选择感到无解。或许，屋里的情形还是留在虚拟的想象中更为妥当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已荡然无存，种田仅是维持最基本生计的初级手段。左邻右舍的年轻人，逢年过节纷纷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轿车回来，挎包里鼓囊囊的，出手也越来越大方。这兄弟俩用布满血丝的眼睛观望着，心里可不是滋味。是单纯的羡慕？是痒痒的嫉妒？是后悔当初没有努力进取的遗憾？还是已然难以望其项背干脆自暴自弃继续沉沦下去的麻木？或许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反正酒还是没有戒，在老乡们面前还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哪家要拆旧屋建新屋了，倒常常喊上他们搭把手，事后按市场价付点酬劳。他们也没有任何尴尬，顾不上一块儿长大的面子和曾经的强势，只要有活干就意味着能赚票子，有票子就又能放手买醉了。这时他们丧失已久的劳动力优势又显现了出来，半天挑的砖比人家一整天挑的还多，只可惜多挣的那点血汗钱不出两天又进了小卖部老板娘的腰包。从表面上看，每临节庆日，他们也和别家一样，得以加餐享福，不得不算是一种讽刺。
日子总是要过的，无论外面的社会如何日新月异，罗长生兄弟的酒事还将延续。的确，酗酒于他们而言并没有多大的过错，他们无需承载道义上的典范和职责上的担当，不会像官僚大员因醉酒而耽误军机要事，酒在他们面前只是一种特定的物质，一种能让肉体和精神得到愉悦的液体，尽管这种液体毫无疑问是他们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罪魁祸首，甚至是走向消亡的催化剂。难道不是吗？如今他们剩下的，只有力气。可数年后呢？他们的生活来源在哪？酒从何而来？谁来赡养他们？又有谁能为他们送终？当他们百年之后，那幢陋败的房产，依然跳动着生命的田地，又复归何处？
罗长生兄弟的步伐，是否会是村庄变革的前奏？再过若干年，很多村庄是否会像某些学者预言的那样，遗忘本来的面目，丢失粘附在自己身体里数千年的笑容与泪滴、家规与祖训、相濡以沫与衣锦还乡，以及潜藏在土壤中的历史密码，甚或完全消亡？但至少，在时间的强势包围中，罗长生们像一枚被含在嘴里的糖球，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雨后的阳光金灿灿的，似乎含了金属，温暖，更有重量。罗长生照例坐在我家的院坪，背快弯成一个直角，裤脚挽得老高，胡子拉碴；他右手托着下巴，呆望远方，似有一层淡淡的忧伤。这个姿势，成了黄冠村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