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读书君
鲁迅并非完人，他同样要面临许多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烦琐事。鲁迅的家事一直备受世人议论，尤其是他和周作人“失和决裂”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这兄弟二人的决裂，并不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是因为家庭的各种鸡毛蒜皮的家务事而导致。
那么，“周氏兄弟”究竟是如何从相依为命走向“失和”决裂的？
01
周作人，散文家，翻译家，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弟弟。早年期间，曾经和鲁迅一同翻译过小说书籍，共同创办过刊物。周作人是一个反儒家思想，推崇人道主义，崇尚“理想主义”的人。
鲁迅二弟 周作人
1920年曾在参加文学研究会时，起草并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意思的是，1927年后却又大改了风格，转为了提倡性灵、情趣之写作，只因为了逃避现实。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被以“汉奸罪”被捕，监禁在南京，1949年被保释出狱。
鲁迅和周作人在早年以前，兄弟两人的关系很好。早年时期，鲁迅生活在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里，家庭富裕，衣食无忧。其父患病去世之后，家道中落，鲁迅挑起了家中的大梁，竭力照顾好自己的弟妹，周氏兄弟感情从小就非常深厚。
1902年，21岁的鲁迅到日本留学，4年后他的弟弟周作人也考上了官费生，前往日本东京学习海军技术。所以，两人在日本时，也是相依为命，还曾约好，以后要住在一起，同甘共苦，经济合并，共同抚养孝敬守寡多年的母亲。
1909年，鲁迅在日本 东京
在日本求学期间，周作人和日本的女子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1909年两人结婚生子。羽太信子本是被雇佣来打扫清洁大院，洗衣做饭的“女佣”，自从和周作人走到一起结婚生子之后，常常偷拿钱补贴其贫困的父母，而当时的周作人还只是一个穷留学生。最后，实在没撤的周作人只好伸手向大哥鲁迅拿钱。
鲁迅从日本归国后，将自己教书的收入用来资助还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周作人。对此，鲁迅也并不是没有“怨言”的。他还曾在自己的自传里提过：“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而这“几个别的人”，指的就是周作人夫妇。
当然，鲁迅虽然有些言辞犀利，洞察秋毫，但是为人是心存仁善的。作为周家的长子，他深知理应当照顾好寡母弱弟，为此也是能够体谅、理解羽太信子资助贫苦父母的做法。平日里，也只好多兼几份工，多挣钱养家糊口，照顾弟妹。
02
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大、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同时兼课教学。除了教书，还大量撰写书稿，翻译外文作品。然而，当时的社会一片动荡，政府财政支出困难，公职人员的工资经常被拖欠。而鲁迅作为高校公职人员，也没有躲得过被拖欠的命运。当时的鲁迅，月薪有三百多银圆，而实际到手的仅有两百多。
尽管到手的工资被拖欠了不少，不过在当时的水平已经算不低。只是奈何当时的周家兄弟，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母亲、鲁迅的妻子朱安、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子女及周建人一家几口等，再加上几个佣人，将近二十口人生活在一块。鲁迅虽然工资已经不低，但是要维系三代大家庭的开支，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周家合影，后排由左到右周建人、周作人，前排由左到右：羽太芳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婴儿周作人长子
众所周知，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为包办婚姻，鲁迅从不喜爱这位备受封建洗礼的小脚女人朱安，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朱安是个典型的旧社会封建女性，性格老实懦弱，只知奉养婆母，而羽太信子是个要强、泼辣的女人。
让日子更难过的是，由于羽太信子管理日常开支，又挥霍无度，以至于每个月700多银圆（折合人民币近3万元）都不够用，常常入不敷出。委曲求全的鲁迅，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借债度日。
对此，许广平还曾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回忆写道：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曾感叹自己的遭遇……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羽太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共有600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
1919年，鲁迅为了补够购房款，外借500银圆，另外再外算利息；1921年，周作人生病住院，鲁迅又外借了700余银圆，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借了又还，还了又借，旧债过了，新债又来。
而当时的羽太信子，在日军攻占东三省后变得更加强势，常常用日侨的身份训话周作人。但打一巴掌赏一颗糖，同时她对周作人及家庭又是尽心尽责的，这使得本身性格怯懦的周作人更是被妻子治得服服帖帖，只得事事迁就退让。
此外，羽太信子还时常以照顾孩子为由，将远在日本的弟妹接到中国。当时，时值15岁妙龄少女的妹妹羽太芳子来中国之后，和当时和兄嫂住一块的周建人心生好感。1914年2月28日，两人结婚，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从两姐妹变成了妯娌，更是完全将周家控制住，周作人最后沦为汉奸文人，很大程度上受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影响。
周作人
由于家务缠身，冲突不断，加上羽太信子神经病时有发作，常常出言中伤鲁迅。最终，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走向失和决裂。
03
1923年7月19日的上午，周作人向鲁迅写了“绝交信”。当时，鲁迅正在书房看报，房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撞开，随后一个留着短胡子，身材中等的男人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将手中的信随手一甩到桌面上，掉头就走，而此人正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信中的内容，全文大约百字，但是却如千斤重：
鲁迅看完信瞬然顿悟，这分明是一封绝交信。
弟弟毫不讲情面，鲁迅也不再说什么。于8月2日下午，被迫搬出了八道湾大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鲁迅日记》中写道，砖塔胡同61号为现今的为84号，这是鲁迅在京的第三处寓所。
之后，是一段许久的沉默。然而，搬进新屋后，鲁迅搬出之后的第一次回到旧居去，结果周作人夫妇却大打出手。对于这场打斗，目击见证人川岛还曾在《弟与兄》一文中回忆写道：
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鲁迅先生曾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了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勺，从水缸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别惹祸，管自己！”……过了一会，从里院里传来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本是一介书生人，周作人打起架来却和粗鄙的市井青年没有什么两样，实在有辱斯文。
原本，鲁迅卖掉自家绍兴祖居老宅，辛辛苦苦购置房产，举家迁往北平，是长兄如父的自我认同使命。搬家事务以及长达将近一年的整修房子也是几乎全落在自己身上，也无怨无悔，这是责任，也是担当。为了让周作人住得好些，将朝南的正屋也让给了他，而自己住在了大门口朝北的小屋，这也是良心；周作人生病时，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奔走于两地，为其背负一身债也是仁义。结果，令他永远没有想到的是，辛苦付出诸多，最后却被“扫地出门”。
当时，也不知道周作人看着自己的兄嫂别母离去，心中是何想法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