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炎炎夏日炙烤着大唐王朝的帝京长安，太极宫到处闪耀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白光。高祖李渊心情烦燥，移驾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避暑行宫–仁智宫。
正在这时，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李渊不在京城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极度震惊之时，又有一个叫杜风举的人从宁州(今甘肃省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太子，他的指控和尔朱山、桥公山如出一辙。
剧照李渊
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必须第一时间把李建成控制住。控制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宇文颖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宇文颖此行，没召来杨文幹，却召来杨文幹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与杨文幹到底说了些什么。但《资治通鉴》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知，文幹遂举兵反。”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幹说皇帝李渊对李建成谋反有怀疑但还未最终确立，那么杨文幹绝对不可能起兵造反。因为杨文幹是太子李建成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李渊尚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幹根本没理由这么做。
由此可见，宇文颖肯定捏造事实，有可能告诉杨文幹:太子谋反行动彻底暴露，从而使杨文幹产生绝望心理，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剧照杨文幹
那么问题来了: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我们用刑侦学的原理来剖析这个问题: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看看谁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益，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在尔朱焕、桥公山、杜风举、宇文颖这几个毫不相关的人物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关键点:太子李建成涉嫌谋反。杨文幹兵变对谁最有利呢?
我们换个方向来考量，李建成是否真的要谋反？我们从以下三点来分析一下。
1.李渊是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立李建成为太子，他不可能像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起兵，河北告急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而在刘黑闼卷土重来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
剧照李建成
总体形势对自己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2.如果李建成防患于未然，想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因素，那他对付的人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
令人匪夷所思，李建成串通杨文幹谋反的目的是篡夺皇位，这个矛头指向是李渊。李渊是李建成的政治靠山，在明知李世民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岂不是自掘坟墓?
3.退一步，就算李建成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应该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抑制李渊，掌握中枢大权，命令杨文幹在外围起兵响应，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恰相反，李建成让杨文幹在异地发兵。无论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幹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李渊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长安以北宜君县的仁智宫，这岂不是打草惊蛇，高祖李渊和李世民怎么可能坐等你打过来呢?
剧照李世民
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多愚蠢。作为开创李唐元勋之一的李建成，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可能微乎其微。事实上，《资治通鉴》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的话，认为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那么，谁会收买或胁迫他们去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
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高祖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他也会意识到有人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要颠覆储君之位，至于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
于是，李渊命人释放太子，然后将其与秦王各打五十大板，责备他们”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
玄武门之变
李渊用这种”和稀泥”处置方式来勉强维持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发生在武德七年的”李建成谋反案”，仅仅是一场悲剧的开始，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终将从尔虞我诈的阴谋演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和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