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一个冬夜，彭泽县衙，寒风吹着窗户噗噗直响，已经卸下官服的彭泽县令，此时正在灯下奋笔疾书，从桌上倾倒的酒壶来看，他已经喝了不少，不过他的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清醒，他知道今夜过去，意味着过去四十余所有内心的挣扎，都将随风而逝，一个真正意义的自己将隆重回归。
这位县令叫做陶渊明。
他写的不是文告，更不是上疏，而是一封辞职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封辞职信，名字叫作《归去来兮辞》。
这是他第五次辞职，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五仕五隐，是他对四十年人生的总概括，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他在进退之间一直犹犹豫豫，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纠结。
站在这两个字背后的是陶渊明的两位先辈，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陶渊明。一位是他的曾祖陶侃，另一位是他的外公孟嘉。
陶侃，是东晋前期的大名人，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作为寒门子弟，陶侃用他自己的努力，塑造了一个由寒门到显贵的杰出榜样。这位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给年轻的陶渊明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标尺。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则给了他另外一种人生观感。孟嘉的人生态度与陶侃不同，他对功名看得并不重，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一直以来都以”旷达真率”闻名于东晋。
陶渊明年轻时，同样渴望像自己的外祖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所以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内心来讲，他还是喜欢大自然，期盼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两种生活的理念在陶渊明心中不停地激荡。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决心告别徘徊，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在太不靠谱。这位领导便是王凝之，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夫人则是”咏絮”著称的才女谢道韫。
这位奇葩的王凝之爱上了”五米斗道”，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每天炼丹画符，神神叨叨，搞得整个衙门乌烟瘴气，陶渊明感到失望之极，无奈之下，开启了他写辞职信的历史。陶渊明的辞职有自己的特色，那便是递交辞呈便走人，根本不等答复和批准。
王羲之对这位下属很重视，觉得陶渊明摞挑子，是因为他觉得官小。没过几天，他派人找到陶渊明，让他担任江州主簿，这个职位参与机要，以为这样陶渊明就会很痛快回来上班。但陶渊明实在不愿意伺候这位主教徒，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家抱儿子去了。
陶渊明又一次出仕时已经将近四十岁，他这次投奔的是刘裕，担任参军，也就是幕僚的角色。但他很快感觉到刘裕是一个狠角色，没办法，他又转任刘敬宣的幕府，很快刘敬宣辞官，陶渊明也只能跟着辞了，就此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
很快陶渊明迎来了自己仕途中的最后一站–彭泽县令。这次出来当官的初衷为了家庭生计，改善家人生活。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当时县令待遇相当不错，有一百亩公田，种啥随便，收成归自己。
遗憾的是，粮食还没成熟，陶渊明又决定不干了。
官不好做，是其中的外部原因，东晋王朝已经步入垂死暮年，人人自危，在鱼骇鸟惊的环境中，当官成了高风险事业；体制内为官，需要察言观色，八面玲珑，有时候必须放下身段，在这方面，陶渊明显得不合时宜，他是一个把尊严看得很重的人，所以他知道自己这种人，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
仕与隐，像驻扎在陶渊明内心的两支军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会儿”仕”占据上风，一会儿”隐”又拔得头筹，这让他颇感痛苦和纠结。年届不惑后，他终于参透了所有的疑惑，遵从内心，由喧嚣的官场走向宁静的田园。
陶渊明辞官归隐，并非躲进深山，从此不食人间烟火。他只是回到家里，与家人一道过着普通的农夫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居而只是回归。
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仕”和”隐”是读书人面临的重要抉择。但历史上像陶渊明一样，将”隐”作为一种真正归宿并不多，大多数人将”隐”作为一种手段，有的因为无官可做，为了面子只好隐起来;有的是以退为进，隐是为了等待时机，条件成熟便迫不及待出来，即使口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不能脱俗。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他走了很远，但从没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他找寻到内心真正之爱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恪守自己的价值观，抵御一切困苦和诱惑，从而最终获得了生命的从容与淡定。
无论出身、长相、智力、家庭、环境如何不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桃花源”，只是许多人忘记了开门的密码。
其实，密码只有三个字–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