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国上将叶飞在上海开会,遇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富春是大姐蔡畅的丈夫,也是在我党创建时就入党的老红军,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见到叶飞,李富春也没有藏着捏着,开门见山地问他:“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
叶飞也很坦率,点点头说道:“有过这么一回事。”
回想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叶飞也很很是感慨。虽然往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这段往事却在叶飞心中难以磨灭,毕竟这次事件差点儿让叶飞丢掉性命。虽然革命道路中,牺牲是常有之事,但是这次事件却是内部分歧造成。
随后,叶飞就简洁地把这段斗争的经过告诉了李富春。听完之后,李富春很吃惊,他没有想到当初浙南和闽东两个根据地在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竟然发生这么大分歧。于是,他又问叶飞:“你有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过?”
叶飞说:“没有。”
“有机会时,你应当报告毛主席。”李富春对叶飞说。
叶飞沉默了,他内心也在想这方面的事情:当年事情的主要当事人刘英已经在1942年英勇牺牲,如果再去提这些旧事也有损他的名声,这是叶飞不愿意提及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位当事人粟裕却是他的好友和好搭档,特别是从抗战开始,粟裕和叶飞长期并肩作战,二人搭档很默契,并没有因为当年之事而心怀芥蒂,如果叶飞再将旧事重提,二人的关系势必出现很大的裂痕,同时叶飞也很敬重粟裕这位领导,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给大家不好的影响!
于是,叶飞就一直把这件事情尘封起来,并未向毛主席汇报。直到30年后的1988年,叶飞开始写回忆录,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叶飞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将这段历史公诸于世,毕竟那是我党在那段时期的特殊事件。
一
粟裕与叶飞相识是在1934年。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利,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的转移,苏区政府就将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以此试图牵制敌军,7月6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随后进入浙西等地,但是期间因为指挥失误、形势不利等等原因,先遣队连吃败仗,部队减员严重,士气低沉。
在部队转移到闽东时,红七军团与叶飞部接触,随后叶飞就给红七军团补充一部分兵力。可以说,叶飞与粟裕的相识正是在队伍最艰难的时期,叶飞对红七军团的帮助也让粟裕对叶飞十分感激,二人交情也可谓患难之交。
先遣队几经辗转,队伍经过整编,但是因为队伍内部思想不统一,也遭遇沉痛损失,其中谭家桥一战牺牲了寻淮洲,接下来刘畴西和方志敏也被捕就义。
粟裕和刘英就带着仅有的几百人冲破敌人包围圈,随后成立了挺进师。1936年,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部队汇合,双方商定成立闽浙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对于临时省委的工作安排,叶飞也是配合的。
在当时行军过程中,挺进师唯一的电台遭遇损坏,这让挺进师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他们只能在闽浙一代根据形势打游击,而对当时党中央在遵义开会、爬雪山过草地等情况全不知晓。所以,成立临时的省委也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使得临时省委缺乏真正的核心人物。
一个领导班子缺乏核心人物,那可是致命的,开展工作肯定会遭遇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果不其然,在不久临时省委内部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而他们分歧的关键还是在于队伍是否应该主动出击的问题!
刘英在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也算是一个经历丰富的老红军战士,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很激进的人,在与敌人作战时,他缺乏理智的判断,总是认为应该坚决与之硬打硬拼。其实,这种思想早就让队伍吃了很大的亏,寻淮洲、方志敏的牺牲都与这一错误思想有直接关系,可是刘英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在临时省委成立后,他多次要求叶飞主动出击:“要敢于离开闽东,大胆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对于这个意见,叶飞却保持冷静态度,他很明白此时形势并不乐观:“我们是小部队,离开了闽东老区,就无法坚持,会垮台的。没有根据地为依托,我们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
可是刘英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对叶飞进行批评:“你们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右倾保守主义。”
夹在中间的粟裕内心也感到为难,他认为叶飞的见解是有道理的,此时独立师并不适合“打出去”,可是刘英又是临时省委的最高领导,他也不能直接违拗刘英的意见。
在看到临时省委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时,粟裕就与叶飞商量,如果要化解分歧,最好请更有威望的闽北游击根据地负责人黄道来主持工作,以黄道为临时省委核心,那么就可以纠正刘英的错误思想。
在5月初的临时省委会议上,叶飞就提出主张让黄道来主持临时省委工作,但是这一提议却遭到刘英的反对,在刘英看来,黄道是外人,自己内部的事情应该自己去解决,如果再拉来一个外人就更不合适:
“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叶飞可以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嘛,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
在听到这话之后,叶飞又直接拒绝,这也导致叶飞和刘英闹了个不欢而散,刘英就对叶飞心存戒备之心,甚至认为叶飞是自己心头之患。
粟裕好意提出的一个意见,却最终酿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他和叶飞都没有想到的。
二
刘英觉得叶飞不服从他的指挥,严重挑战着自己在队伍里的威望,就是就想着拿住他逼其同意自己的指挥,如果他仍旧不配合,就直接将其处决。
刘英想通过武力的方式逼迫叶飞,但是这个行动他自己是不好出面的,因为叶飞已经对其产生很强的戒备之心,那么刘英就想到让粟裕去执行这个任务。
1936年秋,刘英以闽浙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活动于闽浙边境的粟裕带信,“令他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扣押送至省委”。在粟裕得到刘英安排下来的任务时,他是不同意的,毕竟他与叶飞关系很好,现在刘英想利用他们二人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粟裕很反对。
但是粟裕性格较为温和,缺乏刚性,他又始终是从大局出发,不愿意与刘英撕破脸,不然可能导致队伍出现严重分裂。几年来历经风雨坎坷的粟裕深知此时游击队伍好不容易达到现有规模,一旦再出现严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
夹在中间的粟裕犹豫不决,执行刘英的任务就肯定与叶飞关系破裂,不执行任务又会得罪刘英。
刘英也清楚粟裕与叶飞交情很深,为防止粟裕违抗命令,还专门“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粟裕迫于无奈,只能去执行这个得罪人的任务。
1936年秋,叶飞率领独立师第3纵队在庆元一带活动时,突然接到粟裕送过来的信,约他到南阳村去会面。
叶飞对粟裕是很信任的,因为二人的观点在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自从上次与刘英闹翻后,叶飞还没有见到粟裕,所以叶飞也想和他一起谈谈,交流一下思想。
叶飞在接到粟裕的邀请后,毫不迟疑,立即和陈挺率一个连,在中午时分到达了南阳村。随后不久,粟裕也带着人马来南阳村会合了。
见到粟裕,叶飞很高兴,立马要向他介绍了会见黄道和临时省委会议的情况。但是粟裕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只是淡淡回应:“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叶飞感到有些奇怪,以往二人交流都是兴致盎然的,这次却显得有些冷淡。虽然感到有些不太正常,叶飞还是听从粟裕的安排。他哪里知道,粟裕内心正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挺进师安排的晚饭,叶飞、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叶飞和陈挺分坐在挺进师中间,警卫班被安排在外厢房。
酒过三巡,突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刘达云掷杯为号,坐在叶飞两边的挺进师干部立即动手,把叶飞和陈挺抓了起来。原来二边的挺进师干部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就是等着一声令下动手将叶飞和陈挺扣住。
意外突发,叶飞警卫班的战士们愤怒异常,准备拔枪反击,叶飞见状,深知一旦开枪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就立即制止说:“这是内部事情,不准开枪。谁开枪就枪毙谁!”
在叶飞的命令之下,警卫班只好收起枪,随后警卫班的枪也全部被缴了。在一片混乱中,叶飞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跑出了门,率领连队冲了出去。
在叶飞和陈挺被拿下以后,粟裕无可奈何地对二人说:“你们的问题要到省委刘英那里去解决。”说完,他便走了。
在被抓拿这一段,叶飞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
在押解途中,叶飞几次提出要和粟裕见面,但粟裕为了避嫌,都没被理睬。
他们被挺进师押解着,一个上午没有停歇,走了30多里山路。在经过一个长岭时,四周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是几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挺进师部队遭遇突然袭击,现场一片混乱,部队也被打散,押解的人在忙乱中向叶飞开了一枪,击伤了他的左腿,所幸不是伤情不重。他们眼见不敌国民党军队,就匆忙将叶飞扔下,自己逃走了。
敌人逼了上来,叶飞知道一旦被俘,再无生机。于是他当机立断,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了下去,而陈挺也随叶飞跳下悬崖。幸运的是他们都挂在树上,没有摔死。
在天黑以后,两人才苏醒过来,二人不顾伤痛就赶往闽东,为了防止遇到敌人,就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寿宁西区的地头村。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阳事件”!
叶飞这次算是死里逃生,他到达目的地后依然心有余悸,他不明白为何好朋友粟裕会突然设下“鸿门宴”抓自己,他不知道如果被压到刘英那里会是怎样的结果,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出现,是不是自己就已经命丧自己人手里!
“南阳事件”也成为他一生中难以释怀的阴影,同样这次事件也让粟裕承受着巨大压力。多年后,叶飞成为粟裕的部下,粟裕并未解释太多,只是告诉叶飞说:“当时是刘英命令我扣押你的。”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在没有中央的指挥下,几个游击队彼此之间无法信任,就各自为政,自主行动。
三
不得不说,这次事件也让粟裕一生中遭遇诸多非议。
所幸的是叶飞成功逃脱,若是叶飞被刘英处决或者跳崖时出现意外,粟裕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毕竟这次事情是他组织行动的,不管刘英如何逼迫他,他都是直接的行动者。
对于这件事情,粟裕也没有直接回应,他也知道,如果过多的回应只会越描越黑。在粟裕的战争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了不成熟的痕迹”。
这也算是粟裕对“南阳事件”的解释,他也承认这是当初的不成熟所导致,毕竟这件事情,其实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本来刘英就等着粟裕压来叶飞,然后对其进行处置,不曾想叶飞中途逃离,这让刘英勃然大怒,他就认为这是粟裕故意放走了叶飞,因而粟裕和叶飞的关系非同一般!
粟裕更无法解释,“南阳事件”直接导致粟裕两头不是人,他也遭到刘英的猜忌,甚至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一个多星期以后,粟裕从全局着想,只能委曲求全作了“申明”。
此后,粟裕到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刘英则继续坚持浙南。即使碰面两个人也是各自带着武装,宿营也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粟裕在这件事情里面扮演的角色也是吃力不讨好,导致他与叶飞以及刘英的关系都相当紧张,这其中一个是他的好友,一个是上级,虽然他“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他的确伤害了朋友。
可见,在闽浙赣游击作战过程中,粟裕也极为不易,他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些斗争所导致他额外的压力,若是寻淮洲没有过早牺牲,或许他还能倾诉一下,只是此时他身边却没有信得过之人。
虽然粟裕后来与刘英关系好转,甚至在刘英牺牲后,还专门照顾他的家小,但是这一事件也成为粟裕心中的一根刺,想要拔除是不可能的。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叶飞的游击队也都编入新四军,叶飞也成为粟裕的下级,尽管经历了这个尴尬的事件,但是粟裕叶飞二人在战场上却做到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叶飞在回忆录中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以后一直并肩作战,直到革命胜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而作为叶飞的直接上级,粟裕也将叶飞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关键的时刻,粟裕最信任的还是叶飞,总是将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叶飞,而叶飞也往往是不辱使命。
如黄桥决战,叶飞首歼顽军最强的翁达独立第六旅;如车桥战役,粟裕委派叶飞到前线统一指挥;如宿北战役,粟裕表扬叶飞的一纵打得最苦、也打得最好;如孟良崮战役,粟裕将最重的穿插阻隔任务交给了叶飞的一纵。
由此可见,粟裕真的高度器重叶飞,叶飞也是高度尊重粟裕,二人在战场上成就一段传奇。
四
多年以后,叶飞与王必成谈起“南阳事件”,王必成对叶飞讲了一个故事:
1962年,粟总在上海大病初愈,老部下陶勇安排韩先楚、王建安、许世友等人陪粟总一起打野兔。韩先楚举枪打中一只。其余的野兔四处惊逃,粟总随手一枪打死了跑得最快的一只。而王必成、陶勇、王建安,包括“和尚”许世友,都没有打中。
王必成说这个故事,意思很明白:当初那一枪粟裕只是故意打伤他的腿,其实是想放了他,如果粟裕当时不想放过叶飞,叶飞肯定逃不掉。
对于这些,叶飞也只是微微一笑,并未表态!
在工作关系处理上,叶飞与粟裕都还是相互信任的,只是对于当年之事,他依旧很介怀,他想不通粟裕当时为何不提前告诉他!即便是王必成后来解释,他内心也并不完全认可,挺进师要真是想放了自己,自己又何必冒着跳崖风险逃生呢!
只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的确有很多争议之处,正如粟裕自己所言,“当时年轻又缺乏中央的指挥,所以会有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于此事,他的解释也只有一个,就是“是刘英命令他的”,其他的他也很难再说。
个人认为,这是当时特定环境下造成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源头不在于粟裕,而在于刘英。粟裕作为命令执行者,也有诸多无奈,这是事实存在的。但是,粟裕作为执行者,内心肯定出现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还是选择抓拿叶飞,这也体现出粟裕在当时环境下为了自保而没有选择余地的处境。
粟裕大将有大功于国家,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指挥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4万余人,彻底击溃敌军主力。战役过后,毛主席对其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便是粟裕大将,他在年轻之际的一些举动也存在争议之处,在“南阳事件”中,虽然他不是策划者,只是一个执行者,但是他的举动确实差点让叶飞同志丧命,对于这一点的过错,谁也无法辩驳!
当然,这是在特定环境下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常规的事情,若非刘英不独断专行,思想激进,也不至于与叶飞水火不容。归根到底,还是当时游击队伍缺乏作战经验,又缺乏正确的领导,才让他们在作战选择方面存在极大的分歧。
可以说,共产党人都是在革命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也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总结得失,前进的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胜利也从不是一蹴而就。刘英在当时环境下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他的指挥出现问题,这也是正常的;粟裕处于当时形势下,虽然看出问题所在,却也无法改变情况,所以他也只能服从命令。
所幸叶飞幸运脱险,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立功无数,才能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被授予上将军衔。
粟裕和叶飞虽然存在一些误会,但是他们同为新中国的将才,在并肩作战时能够放下成见,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功勋,这是最为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