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一方面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一方面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极其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在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和军长叶挺的带领下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奉命北移。1月6日，当部队行进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事先埋伏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经过长达7昼夜的英勇反抗后，我军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了居于左路的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2000余人成功突围外，其余的除了一部分被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革命火种，新四军几个领导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军部和随军行动的东南局领导分两路突围。项英和政治决定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为一路，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为另一路。
项英、周子昆
项英带着李德和、夏冬青和郑德胜三名警卫员，周子昆副参谋长带着警卫员黄诚，一共六个人在大康王（安徽省泾县大康村、王府村等合称）一带的深山密林里中和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16日，碰见了掉了队，正在不知所措的军部副官刘厚总，就让刘厚总跟着自己走。接下来，项英一行又先后收容了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协理员杨汉林、侦察连排长张益平、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和谢忠良的警卫员王本元，以及老一团营长李元、教导员熬得胜、军部参谋、工兵连长的刘奎、手枪连指导员李建春、特务团一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同志。这些人中，除了少数机关干部外，其余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一线营、连、排的干部，就连李德和、郑德胜，在担任警卫员之前也是手枪连的排长、副排长！可见，这是一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刘厚总人高马大，枪法好，很快就成为项英最信赖的人。
1903年出生在湖南耒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刘厚总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煤矿工人。从1926年大革命时期参加赤卫队开始，刘厚总就一直是农民运动的骨干。由于刘厚总在战斗中敢打敢拚，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名气，担任了游击队的领导职务。但是，刘厚总有着很浓厚的为所欲为，“天下老子第一”的“山大王”思想，和组织上派去的所有同志都无法共事，所以被人称为 “总老爷”、”大杀星”……只不过，刘厚总在战场上的勇敢把这一切都掩盖了。1938年，刘厚总所部湘南赤卫队两百多武装奉命改变为新四军特务营，刘厚总任副营长。融入大部队后，刘厚总身上的流氓习性便逐渐暴露出来，又缺乏基本的文化和思想素质，于是，组织上就决定让他到延安抗大去学习提高。但刘厚总平时散漫惯了，一听说要去学习，脑袋都大了，但组织决定又不得不执行，他只好极不满意地启程了，可到了武汉后，他就再也不愿走了，坚决要求返回皖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刘厚总进行了多次批评，可他都不为所动。没办法，只好又把送他回新四军。但刘厚总仍然没有悔改。新四军军部在安徽南陵县土塘驻扎时，刘厚总老毛病复发，不仅捉老乡的鸡，而且还调戏南陵县县长的女儿……如此严重违反群众纪律，刘厚总理所应当地受到了纪律处分，被免去副营长职务，调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当分管木工和饲养的副官。
和项英会合后，刘厚总的态度十分殷勤，嘴也特别甜，还经常背着项英涉水过河，这让项英对他格外喜欢，很快就把刘厚总过去的劣迹和自己对他的厌恶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将他视为患难中的知己。这期间，刘厚总看到一位排长手中有一只崭新的德国造二十响快慢机，而自己就是一只很一般的“撸子”，便想跟他调换。排长当然不干。刘厚总就告到项英那里，项英居然就命令这名排长调换了。可见，项英对刘厚总偏爱到什么程度！
其实，对于刘厚总的油嘴滑舌和在首长面前的阿谀奉承，很多人都看不惯，背地里议论纷纷，就连周子昆都提醒项英，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对知之不深的刘厚总还不能一下子就过于信任，但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是出了名的，根本就听不进。
三月初，工兵连长刘奎通过以前在这里工作时的老关系，终于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是，敌人的搜捕仍然十分厉害，项英等人不敢住在村子里，就住进了石牛窝村党员姜岳凡推荐的就连当地也少有人知的蜜蜂洞。
蜜蜂洞是位于海拔1027米的赤坑山山腰处的一个岩洞，终日被葛藤灌木等遮盖着。因常有山蜂在此做巢，故被称为“蜜蜂洞”。蜜蜂洞的位置很隐蔽，不易被人发现，但在洞口却能将四周村庄、道路尽收眼底。而且，没有通往洞口的路，若要进出，得像攀岩那样攀爬着才行。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处。
3月11日夜，项英一行来到了蜜蜂洞。蜜蜂洞分上下两个洞穴，二者相距不到百米。上洞较小，长宽各约两米，高约1.8米，仅能容4人藏身。于是，项英就指名刘厚总代替自己的警卫员，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及其警卫员黄诚等四人住上洞，而刘奎等其余二十余人则住下面大洞，准备休整几天后，在泾县地下党的配合下，伺机向长江以北突围。
蜜蜂洞
总算暂时安顿下来。在连日阴雨中已经连续奔波多日的项英见12日是个大晴天，项英便坐在洞口脱下衣服捉起了虱子。不料，他身上所携带的黄金、鸦片、金表等贵重物品被刘厚总看见了。
3月13日（农历二月十六）晚，天又下起了雨。外面电闪雷鸣，松涛怒吼，项英反而心情比较放松，因为当地地下党组织就要安排他们过江了。可不知什么原因，虽然晚上十点多了，平日里很好入睡的项英，今天却怎么也睡不着，就和周子昆就着蜡烛，在洞中一块石板上画了棋盘，用锯短的木棍做棋子下起了棋。首长不睡，黄诚当然也不能睡，只好陪着，过了一会，周子昆见黄诚哈欠连天，就让他先睡了，剩下刘厚总坚持在二位首长旁边观棋。到了夜里11点钟左右，雨越下越大，他们项英等三人也先后入睡，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凌晨三点左右，外面风雨大作，装睡的刘厚总见其它3人已睡熟，便侧身悄悄掏出手枪对准身边项英的太阳穴，“叭”的一枪，将项英击毙。周子昆被枪声惊醒，呼的一下坐了起来，还未回过神来，就被刘厚总连开两枪，打得脑浆四溅。里边年仅16岁、瞌睡大的警卫员黄诚被枪声惊醒，正要摸枪，被刘厚总手中的手电光晃花了眼，对他连开3枪。刘厚总认定3人都被击毙了，就疯狂地翻尸搜身，把项英和周子昆身上 “法币24600元，赤金9两，金壳表、钢壳表、怀表各1块，手枪3支，自来水笔3支，一块大烟土（周子昆药用）”全部收走，然后匆匆逃离了蜜蜂洞。
刘厚总慌不择路地跑下山来，迎面碰到了按照项英前一天晚上的安排，前来叫他一起到泾县县委联系渡江事宜的李德和。李德和此前隐隐约约听见了枪声，但又吃不准是不是雷声，看见刘厚总慌慌张张，就问他听见枪声没有，刘厚总没有正面回答，却对李德和说，快走，执行任务要紧，话没说完，拉着李德和就走。
刘厚总和李德和来到一个村口，这时，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只见路边已经有了几个可疑的行人。刘厚总见状便对李德和说：“这些人有问题，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说完便向前快步走去。李德和想不明白，明明这些人可疑，怎么刘厚总还往前凑呢？便喊刘厚总停下来，要他提高警惕，但刘厚总却像没有听见似的，反而越走越快，到了村口竟然头也不回地跑了起来。李德和感觉到不对劲儿，联想到刚才隐约听到的枪声，突然意识到出事了。他马上折转，飞跑着回到下洞，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刘厚总叛变了，首长完了。”
等刘奎、李德和等人攀到了蜜蜂洞，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三人都躺在血泊中。显然，刘厚总叛变了！
显然，敌人很快就会来搜山，大家怀着悲愤的性情用仅有的两条军毯将项英、周子昆安葬在了另外一处石壁下，将受重伤的黄诚安排到一家可靠的群众家中休养，然后就迅速转移了。解放后，1953年7月，刘奎和项英之子项学成等来到赤坑山，起走了项英、周子昆的遗体，重新安葬于南京雨花台。
再说刘厚总，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到太平县隔河里的一个保长家里，声称打死了项英、周子昆，要求投诚。没想到，保长是个土财主，为了得到刘厚总身上的贵重物品，就坚称不相信刘厚总杀死了项英、周子昆，还以刘厚总“欺骗”为由，对他进行了毒打，然后将他身上的枪支财物全部没收。看到几名保丁出出进进地交头接耳，刘厚总预感到保长会杀人灭口，便趁看护的家丁不注意，匆匆忙忙逃走了。
刘厚总不死心，又跑到泾县茂林镇，向国民党驻军“投诚”。哪知，这并不是什么驻军，而是一个担架连。连长王惠九以无权过问为由，将刘厚总打发走了。刘厚总无奈，又来到旌德县境内。因为形迹可疑，他被玉屏乡公所逮捕，绑送到国民党的县政府。县长李协昆立即派行动队长陈思新押着刘厚总赶到蜜蜂洞查看，可现场虽然有人住过的痕迹，却没有任何关于刘厚总口供的佐证材料！费了那么大的劲爬上来却什么也没有，陈队长的脸立马变了色，刘厚总见势不妙，仗着打游击时对该地的熟悉，再一次趁其不备开溜了。跑下山来，刘厚总不死心，又投奔国民党太平县党部，依旧如此这般表功，但因无证据，县党部便怀疑他假冒，也怀疑他是精神病，遂将其押送到安徽屯溪第六行政公署关押。见到行署主任黄绍耿后，刘厚总声言要见顾祝同，并讲述了他杀害项英、周子昆的经过。为了表白自己反共反人民的决心，刘厚总公开在1942年7月10日的屯溪的《宣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和周子昆》一文，向蒋介石表忠心：“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忠诚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
蒋介石得知刘厚总的“事迹”后，对戴笠说，“这个不忠实于共产党的人，能忠实于我们吗？”于是，戴笠就决定把刘厚总“挂起来”。1942年11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下令“将刘厚总解送重庆交军统局处置”。刘厚总满怀欣喜，以为要到重庆去享受高官厚禄呢。没成想，到重庆后，车径直开进了渣滓洞监狱，把刘厚总关进了楼下六室，1946年又转押到白公馆。
这一关，就是六年。这期间，刘厚总向国民党方面讨要过奖金，但国民党方面以没有看见项英遗体为由，没有理睬。后来，刘厚总又托人代笔向蒋介石写信，要求照顾，但蒋介石同样没有理睬…就这样，刘厚总就像一只丧家狗，在渣滓洞、白公馆里延口残喘。但刘厚总与其它政治犯还是有些不同，他享受优待，不关牢房，不穿囚衣，不审不押，在狱中行动自由，并干着管理“图书室”的工作。但特务对他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入夜后，刘厚总睡觉的房间照样要加锁。刘厚总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对外面的信息比较了解，他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而自己肯定没有好下场。一次，他对前来借书的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作者）和任可风绝望地说：“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一定成功；你们（只政治犯）是有前的途，我是算完了。”一席话道出了这个罪恶叛徒内心的绝望。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的时候，把刘厚总放了。可刘厚总在重庆人地生疏，根本无处可去，只好跟着败兵走。当他们走到离白公馆不远的一个叫做“山洞”的地方，遇到了一辆过路便车，刘厚总不知天高地厚地抢先登了上去，被后面的败兵狠狠地捅了几刀后，丢进了路旁的草丛里。这一切，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就带上他走了一程后，因陆景青另有任务，就让他下了车，此后，身负重伤的刘厚总便失去了消息…… 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查找刘厚总的下落，可是，虽然线索很多，但至今都没又查出结果。不过，从年龄上看，刘厚总死翘翘了是确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