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被自己遗忘的事情称之为“丢到爪哇岛上去了”。其实，爪哇岛并不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它就在与我国曾母暗沙相比邻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一个本不太有名的城市万隆，因为1955年“亚非会议”在这里召开而闻名于世。现在，这里已发展成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两大洲已相继有30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这种背景下，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等5国总理联合倡议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抵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问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经过研究，我党决定由周恩来、陈毅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怎么前往印度尼西亚呢？最初的方案是，我国代表团由香港坐船走海路。但国家安全部门提出，走海路很慢，单程就要一个星期，而且，在香港和印尼之间通航的只有荷兰的两艘不大的邮轮，不为我完全所控，若蒋介石要派特务沿途搞破坏，保卫工作的难度很大。于是，代表团决定改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远程飞机，在同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也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但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不熟悉我国国内航线，怎么办呢？我国代表团最终决定从香港出发，4月11日中午一时从香港启德机场包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我国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定，印度至香港的来时航班照常值机，只是返程时，由香港飞往雅加达这一段才临时改为中国政府包机。
此时，刚刚解放不久，还有大量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没有肃清。所以，台湾方面很快就获得了我国将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如获至宝，立即和蒋介石密谋，制定了一个针对我国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尤其是周恩来的“一号”暗杀计划。计划利用飞机经停香港的机会，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制造一个“天大”的轰动效应。
计划的组织实施由保密局行动处负责。处长叶翔之对手下交待说，虽然大陆方面无法在香港直接采取保卫措施，但毕竟事涉外交使团，港英当局也不敢无动于衷，必然会加强保卫。所以，这个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合格的“行动者”把炸弹装上飞机。这个“行动者”必须长期在机场工作，熟悉基本情况，能够合法地、比较自由地出入机场，但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必须比较普通，不引人注意。
记者李平、黄作梅、沈建图
保密局驻香港情报站按照叶翔之的要求，把目标锁定在启德机场一个二十多岁的清洁工周驹的身上。周驹单身一人，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叶翔之对这个人选很满意。这样的人，只要给他钱，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没有家庭的羁绊，会少很多麻烦。香港情报站立即开始接近周驹。从1955年3月27日到31日，从台湾保密局总部专门赶到香港的特务头子吴义清连续多次找机会接近周驹，和他“套磁”，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以及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了解。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周驹果然“表现出色”，被叶翔之认定为“最佳人选”。3月31日，吴义清再次找到周驹，向他直接摊牌，要他“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周驹虽说是个“烂仔”，听到这话后还是吓了一跳，这事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没想到，吴义清根本不容许周驹拒绝，恶狠狠地表示，这事没商量，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干，会有很多好处，不干，就是死路一条。周驹不傻，他知道对方绝对不是说着玩的，既然让他知道了计划，如果不干的话，对方一定会杀了他灭口，何况事成之后，他不仅可以到台湾定居，还可以得到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的60万港币的奖赏。在吴义清的软硬兼施下，周驹最后终于应承下来。
狡猾的吴义清看出周驹有些勉强，为了防止周驹反悔，就把周驹带到里太子酒店 “隔离”了起来，由几个所谓的“专家”和周驹一起，根据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逐条细化、完善行动计划。这时，台湾方面准备的四枚美制定时炸弹也通过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特务，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交给了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周驹在房间里强化学习，反复演练，总算学会了定时炸弹的安装使用技术。
但是，周恩来不从香港出发了。由于新中国日益增加的国际影响力，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会前和中国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于是，缅甸总统吴努邀请周恩来利用出席亚非会议之际顺访缅甸，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就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提前进行沟通。于是，中国代表团决定兵分两路，一路随周恩来从昆明出发，先到缅甸进行访问后，再从缅甸飞印尼。另一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周恩来驾驶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以及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等8位工作人员及3位外国人组成，按原计划经香港飞雅加达。
得知不能利用中国代表团出发之机暗杀周恩来后，毛人凤主张等周恩来返回时再动手，但叶翔之却主张计划不变。他认为，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破坏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如果等到会议圆满结束后再动手，即使成功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何况，香港情报组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如果推迟实施，恐夜长梦多。蒋介石认为叶翔之说得更有道理，便决定继续执行炸毁中国包机的原计划。
4月11日凌晨5点多钟，周驹利用工作之便，将茶杯大小的定时炸弹夹在生活用品里带进了机场。由于检查人员认识周驹，知道他是工作人员，所以检查得就不是那么仔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后，周驹便借登机打扫卫生之机，把定时炸弹放于靠近引擎部位的飞机右边机轮的上方。机组成员则因为用餐的关系，机上除了一名机械师外，没有其他人在飞机上，所以周驹很容易就得手了。然后，周驹不等下班时间即翻过机场铁丝网，在特务的接应下返回了太子酒店。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终于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了。这是一架属于印度航空公司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有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女服务员、机械师等七个机组成员，他们有丰富的飞行经验，飞行时间长达11163小时。而且，为了保证安全，执飞之前，印航公司还于4月8日特地将飞机送到孟买进行过全面检查，进行了航路试飞，获得了适航证明，应该说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充分的。由于飞行较长，预计会有7个小时才能抵达雅加达。所以，机上人员一直处于非常轻松的状态，有的悠闲地看着窗外飘过的一片片白云，有的在看书、闲聊，还有的正眯着眼睛打盹呢……一切都是那么祥和。谁也没想到，下午5时30分左右，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正在5000多米高空飞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顿时解体，一头扎进了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和印度航空公司通报了情况并立即展开搜救行动。英国政府在接到了港英当局的紧急报告后，也立即派出了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海军的飞机和护卫舰丹皮尔号前往出事海域参加搜寻与营救，最后，除3名机组人员侥幸获救外，机上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3名外国人，以及另外四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这事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国对台湾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有所掌握，并采取了防范措施，可由于港英当局没有引起重视，才最终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3月中下旬，我情报部门获悉了保密局将针对我国代表团进行暗杀的动向后，一直负责情报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立即调动了港、台众多特情力量，千方百计搞清敌人的详细计划。4月9日晚，已经到达昆明的周恩来接到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台湾保密局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将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启德机场加油检修之际，将炸弹放进油箱，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大吃一惊，立即命令外交部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向香港方面交涉，务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包机的安全。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已经抵达香港的代表团成员也接到了外交部的通知。
11日凌晨1点多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来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里，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后，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飞机和人员的安全。但印度经理却并不以为然。他认为，飞机只在启德机场停留一小时零十分钟加油，又是白天，谁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胆大妄为。直到黄作梅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察知敌人将通过机场的地勤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后，印度经理仍然半信半疑，不过，他终于表示，将加强对机场的保卫工作，他本人也会亲往机场监督。印航方面确实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防范，从机械师到行李押运员，都换上了印航自己的人，对飞机上所配带的食品也都进行了检查。但是，毕竟没有从思想深处真正重视，印航还是留下了很大的安全疏漏：没有对中国明确指出的重点人群-机场地勤人员进行特别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他们固执地认为，不管是谁，都不会“傻”到把爆炸物品随身携带，所以，把观察、检查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看到印航方面敷衍塞责，我代表团成员也有人提出换乘另一个航班前往雅加达。但是，大家认为，既然在检查中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没有理由不登机，要知道，包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何况，隐蔽斗争中所获得的情报往往虚虚实实，莫辨真假，敌人常常故意送一些假情报迷惑对方，所以大家也吃不准我国所获得的情报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再加上个别同志认为，敌人的目标是针对周恩来的，既然周恩来不乘坐这架飞机了，敌人也就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代表团终于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
4月11日下午，我情报部门终于证实，此前所获得的情报是真实、准确的，而且，敌人这次下了很大的决心，即使周恩来不在飞机上，保密局也要“下手”。遗憾的是，飞机此时已经起飞。
烈士们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刻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港英政府对爆炸事件负责。开始，港英当局还担心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报复，不愿介入此事，调查工作完全是应付式的。直到中国方面派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向英国驻华代办高威廉提交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详细介绍了保密局制造空难事故的过程后，担心台湾方面过于猖狂，会搞乱香港的港英当局，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按中方提供的情报，逮捕了参与暗杀计划的44人，并捣毁了台湾方面在香港的十余个情报据点。可惜，“主犯”周驹已在1955年5月17日藏在陈纳德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的行李舱中偷渡去了台湾，直到1993年病死。
但是，风声过后不久，港英政府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所逮捕的44人分两批以驱逐出境的名义送往台湾，变相予以释放。
为国牺牲的我国代表团成员，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骨灰被破例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