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星期日。
保定东关的大校场，向来空阔而寂寥，因为如今这里是刑场所在。
这天下午，大校场变得热闹起来，由民警组成的警戒线将赶来观看的群众挡在刑场外边。
一辆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心地带，停在行刑地点，民警押下来两人。
刑场上顿时肃静无声，越发沉寂。
执行枪决任务的战士上前几步，站好位置，动作尽量轻缓地拉动枪栓。
行刑指挥缓缓举起胳膊，猛然向下一劈。
两声枪响同时爆发，震彻长空，震彻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
受刑的是两名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他们的罪行，在公审前张贴在街头的布告里说得很清楚：
大贪污犯刘青山曾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被捕前任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委会副书记。大贪污犯张子善曾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为申明法纪，严惩贪污，于二月九日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任命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这就是著名的“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
这是两位“年轻的老干部”，他们都生于1914年，在革命岁月中，武装斗争、被捕入狱、敌人的扫荡，他们都经历过并挺了过来，为新中国立下过汗马功劳。被捕前，他们是高级干部。
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判决，是毛主席直接批示的，并且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出。
有人说，毛主席能够宽容傅作义、程潜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就不能对刘青山、张子善网开一面？他们毕竟对革命有功啊。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办案组在上报时倾向于判处死刑，但为了有回旋余地，还加上了“或缓期二年执行”。
面对华北局呈送的报告，毛泽东曾久久不语，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
毛主席为何坚持对二人判处死刑呢？
其一是来自国民党的教训。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金圆券危机。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任经济特派员，负责平抑物价，实际上是全权在握。
蒋经国本想大干一番，提出口号“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结果，“老虎”是查到了，他却打不动。这只“老虎”就是扬子公司囤积案，幕后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在里面也有股份。
蒋经国坚持要按律处理，宋美龄怎能答应，经过她的枕边攻势，说服了蒋介石下决心，不许蒋经国干预此事。
蒋介石对蒋经国最后摊牌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丢脸的事情，请你想一想，谁又能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蒋经国彻底泄了气，“上海滩打虎”就此不了了之。
1949年起，蒋介石开始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国民党内部一塌糊涂的腐败，导致了其八百万部队的全面崩溃。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也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蒋介石慨叹：毛泽东有时的确比我高明。
其二是建国之初的形势。
建国刚刚一年多的时间，在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严重孳生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专门社论，其中指出“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侵入革命队伍的这个严重事实，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当时抗美援朝刚开始，新中国更是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除了党内有一种贪图享受、追求安逸享乐生活的苗头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不法资本家和奸商趁机进行捣乱，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蚀拉拢干部。这些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还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为此，1951年底起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刘、张案因此更具代表意义。
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对整个天津地区、整个河北省以至全国影响都很大。不仅挽救了一大批处于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对于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一向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参加革命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留下过许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故事。
如党外人士李鼎铭，曾带头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提案。毛泽东将提案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5年在延安的七大上，自我批评也是毛主席政治报告中的三大作风之一。
正如他曾在文章中写道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刘、张的问题在1951年10月受到揭发；12月从一些新闻报道、会议讲话中开始透露出风声；12月30日，平地一声惊雷，刘青山、张子善案被公布。
党内外群众对此在震惊之余拍手称快，纷纷倾诉自己的心声：
共产党能够公开揭发自己的错误，甚至对刘、张这样老的干部犯了错误也一样认真处理，共产党真是伟大！
过去认为我的居功自傲思想没有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自己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
毛主席本人，更是对经济问题深恶痛绝。早在1942年他就在延安说过：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果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出发；绝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严重的必须予以应得的处罚。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影响和拉拢下，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党风被严重败坏。不少党员干部中弥漫着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的不良风气，贪污、腐败、挥霍等现象非常严重。后来，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了处分。
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月15日，河北省直机关干部六千多人举行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罪，拒不坦白的重大贪污分子被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1月31日，省直机关团体近万人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号召集中全力坚决围剿大小贪污分子，当场逮捕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依法予以严办。
根据刘、张的同事，当时任天津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的李克才回忆：
严肃处理刘、张案件，对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改进机关作风，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当时，我们地委、行署领导机关在天津杨柳青小镇，多数机关干部没带家属，吃住在机关食堂，尽管条件艰苦，可没有一个喊怨叫苦的。所有机关干部，不论是上级下级，领导被领导，穿的都是自己染的灰布衣服。平常下乡机关没车，都是凭两条腿走。
那时，刚实行工资制，尽管大家工资都不高，但许多同志还是从平日生活中尽量多节省些钱，来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建设。平时连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也不占公家便宜，公私分明。
一次，原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调中央任高教部长后，到天津市检察工作，机关的同志觉得老领导来了，此时生活也慢慢好转，就在机关食堂多摆了几个菜。秀峰同志见了立即给予严肃批评，饭也没吃就回去了。
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意义不止在于“杀一儆百”。
到1952年2月，三反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三、四月份，又对经济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决定。
1952年4月21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发布了惩治贪污的条例。
这些重要措施和各项条例，无疑对建国初期以至后来抑制贪污浪费，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