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由客机改装而来的波音747大型运输机，满载着热带水果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

这并非计划中的航班，这架波音机身上赫然写着的“中华航空公司”，标识着它来自台湾。这架机号为B-198的波音747机长是王锡爵，他驾机从新加坡起飞，暂停香港后返回台湾，当该机飞临我国空管领域内时，王锡爵主动与广州白云机场取得联系，改变航道，带着副驾驶董广兴、机械师邱明志，转飞广州降落。

这就是当时震动两岸的“华航事件”。

王锡爵的思念

飞机本身价值不菲，飞行员也是天之骄子，薪水远高于普通军人或职员。但从60-80年代却不断发生台湾飞行员飞往大陆的事件。从最早的徐延泽到李大维、黄植诚，直到“华航事件”的王锡爵，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两岸的长期隔绝造成的骨肉分离，无数家庭盼望能联系到亲人，再次团聚，但在国民党的“三不政策”下，这变得不可能。而飞行员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仗着飞机的轻便快捷和没有空间限制，他们有条件飞回大陆与家人团圆。

王锡爵也是如此，他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随校去台，1951年毕业后加入空军服役，1967年退役后进入中华航空公司任飞行员。

在台湾生活虽然舒适，王锡爵却始终无法安心，强烈的思乡情绪困扰着他。亲人过得怎样？父母是否还在？让他夜夜辗转反侧，这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

算起来，父母已近80，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双亲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两岸无法三通，王锡爵想尽办法，辗转通过海外转寄的方式，终于和四川的亲人通了信。得知母亲已过世，王锡爵痛哭一场。好消息是父亲和兄弟们尚在，但父亲年事已高，如果再拖下去，恐没机会再见到了，这让王锡爵动起了返回大陆的念头。

思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飞行员的身份给了王锡爵便利，如此遂有了“华航事件”，王锡爵驾机飞抵广州，见到相关负责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和家人团聚 ，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王锡爵的父亲王伯熙时年已82岁，与儿子已经37年没有相见，得知王锡爵驾机归来，他立即启程从四川老家赶来。远远望见儿子，老人不顾年高体弱，小跑着奔向王锡爵，王锡爵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而来。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相拥而泣。目睹此景，连在场的人员也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蒋经国的对策

华航事件绝非一件小事，它是一次契机。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冷静、平和、主动。

不利用这次事件做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政策”的僵局，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我方随即以民航局名义多次致电华航，邀请对方来人协商。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便，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谈。

华航公司当时仅有两架波音747货机，王锡爵这架是刚在1980年以6000万美元购入，再加上机上货物，绝对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但华航公司本身的损失还在其次，事件在台湾引发的轩然大波要远超经济层面。大陆方面作出高姿态，愿意主动交还，华航当然非常想要，但这要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

蒋经国主政台湾后，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也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在这个框架下面，两岸无法进行任何交流。情感上， 数百万各省来台人员苦盼家庭团聚，骨肉团圆；文化和经济上，民间也希望与大陆沟通交流。这样不合情理的做法，无疑是违背人心所向的。“华航事件”王锡爵毅然返乡团聚，引起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响，更引发众多老兵强烈的思乡情绪。

由此，民众对“三不政策”更是怨声载道。

而台湾的其他力量，更是私下酝酿组织民间代表团前往交涉。

这些都让台湾当局极大不安，也让蒋经国意识到三不政策的不妥之处。

大陆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各界的压力迫使蒋经国不得不召集讨论研究对策。

经过几次讨论，代表国民党内顽固立场的元老派和主张谈判的少壮派达成妥协。5月13日，台湾当局授意华航宣布：决定由该公司驻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与中航洽谈。

如此，拉开了谈判的序幕。

四轮谈判

我方的谈判小组由杨斯德、胡逸洲、岳枫、许光建组成。最后决定权委以杨斯德，他拥有丰富的谈判经验，还曾在淮海战役中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胜利起义。

第一次会谈在5月17日上午9时52分进行，双方主要讨论的是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

地点上，台方表示如果直接交接要在香港，如果在广州交接，要委托第三者，我方未置可否。

台方又提出是否可以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在内。我方指出，交接的人员中不包括王锡爵，王锡爵的去留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并且人、机、货必须同时交接。台方对此没有表态。

这次会谈持续一小时零十五分钟，这是两岸之间数十年来的初次直接沟通，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共识，但气氛很融洽，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第二天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

第二次会谈，着重谈的是交接地点的问题，我方的立场是坚持在广州交接，台方坚持只能在香港交接。双方各不相让，会谈陷入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经过向中央汇报后，我方拟同意在香港交接。5月19日下午四时，双方开始第三次会谈。

会谈开始后，我方先是重申了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各项问题，并拿出了有关事宜的草案。

杨斯德回忆说，在第三次会谈中，当我方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在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

台方始终坚持在香港交接，但没料到我方如此爽快就同意了，他们对此并没有准备，只能表示把资料带回去研究。

第四次会谈在20日开始，这次是时间最久的一次，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了7时。

有了前三次会谈的基础，这次会谈顺利了很多，双方主要是商谈具体交接事宜等细节方面的问题。

台方对交接书很满意，表示可以一字不改，但对会谈纪要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

一是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

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第三，要求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

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后，我们对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基本接受，但不同意增写第三条，对此台方也没有坚持。

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做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代，请贵方理解。”台方签了字，我方未理睬。

随后，台湾方面对大陆方面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付还。大陆方面说 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历时20天的华航事件圆满结束。

事件之意义

“华航事件”的意义绝不止事件本身，通过事件的处理，两岸进行了直接接触，也就意味着打破了“三不政策”，仅此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其他都可以说是次要的。

这意味着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已开始瓦解，两岸沟通交流是民心所向。事件的圆满处理，向台湾同胞传递了大陆的真诚态度和两岸同胞亲情，更让台湾民众要求开放大陆探亲、要求“三通”的愿望更加强烈。

再看看当时的媒体报道，更能明白事件的意义。

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一位台湾老兵的文章：

20多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各省人士，自愿或被迫地随国民党来台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离！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摄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最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姐妹？从少年步入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这样的等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了？难道只有用这种非正常方式，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吗？

香港《中报》发表的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认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学海说：预期蒋经国在衡量轻重之后对所谓‘三不‘政策会有所改变。

事实果然如此，华航事件点燃了台湾民众回归故土的激情第二年，数万老兵发起返乡探亲运动；在母亲节上，上万老兵又举行集会，合唱起《母亲你在何方》，整个集会哭声一片，令人动容。

迫于各方压力，到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终于宣布开放探亲，向两岸“三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至此，三不政策事实上已经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