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讲义，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结集出版。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就开始了对古代小说的辨伪、辑佚及书目的整理工作，“正本清源”，先后辑校完成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及《唐宋传奇集》等书。《古小说钩沉》辑校唐以前残存古小说36种，涵盖了《中国小说史略》从第3至第7篇的主要材料，耗时3年，鲁迅阅读了大量古籍，抄录大小卡片6000多张。《小说旧闻钞》辑录宋以后小说41种，参考了明清时93种书籍1570卷。《唐宋传奇集》从辑录到出版历时15年，内收唐宋小说45篇。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情形：“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而喜”。
就在鲁迅为自己多年心血终于结集出版欢欣鼓舞之时，一盆脏水兜头扑来。
鲁迅剧照，王志文饰
1926年1月30日，陈西滢给徐志摩写信，发表在现代评论派控制的《晨报副刊》上，其中写道：他（指鲁迅）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陈西滢指控鲁迅抄袭，主要罪状是鲁迅在自己书中没有声明参考了盐谷温的书。
1926年2月1日，即陈西滢指控鲁迅抄袭两天后，鲁迅迅速作出回应，发表在语丝派控制的《语丝》上：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独立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例如现有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分类他据森槐南（日本著名汉学家，小编注。），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
鲁迅的回应全面有据，迅速击溃了陈西滢关于自己涉嫌抄袭的指控。第一，承认自己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是内容不多（28篇只有其中一篇，以及几个关于红楼梦的观点），而且只是大意，并非完全照搬。第二，鲁迅手边有翔实严密的考证资料可以自证清白。这是非常有力的反驳证据，因为如果涉嫌抄袭，这些东西就不会有（肯下二十几年功夫作繁杂艰深的考据，还抄别人干啥）。
接着鲁迅又说，陈西滢指控自己抄袭肯定不是本人想出来的，因为陈西滢留学英国，跟徐志摩一样专攻西洋文学，对东洋文学不熟悉，不可能有这么专业的知识储备，肯定是别人告诉他的。“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指鲁迅的书和盐谷温的书有何异同），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鲁迅意思很明显，你不过是个道听途说的谣言传播者，你能不能把谣言制造者说出来，让我知道他是谁。
但是陈西滢一直没把这个人说出来。
1935年12月31日，即距离二人论战整整十年之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写道：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这一部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盐谷温教授《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鲁迅大骂陈西滢“谎狗”，希望他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否则就是死了，这“谎狗”骂名也得背到坟墓里。至于如何“洗刷”，便是把造谣者的名字说出来。
奈何陈西滢还是没把这个人说出来，不得不说非常头铁。
陈西滢凌淑华夫妇
虽然鲁迅当时竭力自证清白，但是“剽窃”的恶名还是扣在了他的头上，困扰了他整整十年，直到盐谷温的书和自己的书一起摆在了读者面前，白纸黑字，方才水落石出。因此鲁迅说，我的“剽窃”恶名终于洗刷明白了，你的“谎狗”帽子是不是要一直戴到坟墓里？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年底，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陈源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那么胡适文中的“小人”张凤举又是何方神圣呢？
张凤举早年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22年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鲁迅关系密切，二人曾经轮流主编《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鲁迅先生》一文，文笔之优美与风味为评论文章所罕见。他说鲁迅的作品 “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说：这篇论文无疑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有分量的鲁迅论，是鲁迅映象初步形成的标志。其最重要也最有意义、最深刻之处，是首次非常形象、准确地描述了鲁迅出世前后中国精神文化界所发生的质变，极为敏锐地感悟到鲁迅出世的意义，并将这种对精神文化现象的感觉形象、准确地描述出来，从而确定鲁迅及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的历史地位，认识到鲁迅是中国精神文化从中世纪跨进现代转型期的文学家，这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首创划时期的意义。
太长没看懂，大意就是，张凤举认为鲁迅很牛逼，很厉害。
张凤举是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张凤举，两人一起吃饭，书信互动频繁。1924年6月11日下午，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周作人夫妇“突出骂詈殴打”，还打电话叫来张凤举等三人，周作人妻子向三人“哭诉我（鲁迅）之罪状，多秽语，凡捏造不圆处，则启明（周作人）救正之”。就是说，周氏兄弟因何反目，在场三人巨细皆知，只有他们能够大曝周家恩怨的“猛料”，但是三人深知为友人讳，保持了君子之风，始终对此不置一词。
就凭张凤举这种人格，会捏造鲁迅抄袭吗？比抄袭更猛的料他都不爆，会爆这种无稽之谈的闲料？因此胡适说张凤举是小人，污蔑鲁迅抄袭，纯属别有用心。他说“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其实洗刷的并非鲁迅的清白（因为鲁迅的清白早已洗刷干净，用不着他胡某人当事后诸葛亮），而是陈西滢的清白。因为张凤举的确揭露过陈西滢这帮“正人君子们”道貌岸然的一面。
胡适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撰文称赞陈西滢“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周作人看到此语忍俊不禁，于1月20日撰文道：“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之忠贞。我知道北京有两个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我虽不是绅士，却也不想说出来。总之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
陈西滢看文后，立马给周作人写信，“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谁扬言了来”？
其实周作人就是听张凤举说的。但是当周作人想让张凤举出来举证陈源时，张凤举拒绝了。因为如果出面举证，他就成了挑拨是非的小人，以后谁还敢跟他接近？周作人没有人证，只好息事宁人，给陈西滢写信说，“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并无先生在内”，等于认了输。陈西滢得理不饶人，将周作人大肆奚落了一番。
叫局顾名思义，就是“叫出来出席饭局”的意思。这话出自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之口，的确欠妥。
因此以张凤举和周氏兄弟的交情，他是断然不会说鲁迅抄袭的，但是胡适故意污蔑张凤举，说鲁迅和陈西滢结怨是张凤举从中挑拨所致，毫无疑问就是想给陈西滢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