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初春，百花争艳，赵行德来到帝都开封，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最初一切顺利，他以优异成绩进入殿试环节，圣上亲自面试这些帝国栋梁。时值盛夏，空气干燥，没有一丝风，考生们焦躁不安的徘徊在大殿外。赵行德坐在角落里的槐树下等待，慢慢的，睡意侵袭而来，上下眼皮不住打架，他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待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空旷的庭院空无一人，原来就在熟睡之际，殿试已经结束了。喊到他的名字，他没有应声。他失魂落魄站了起来，梦游一般走出皇宫，十年寒窗苦读，竟如此付水东流。不知不觉，他进入一条肮脏混乱拥挤喧嚣的小巷，只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子躺在木板上，身材丰满，晶莹剔透，并非中土人士。
女子身边站着一个狰狞大汉，手持大刀，叫喊着，诸位客官，快来买啊，要手给手，要脚给脚。她是西夏女人，不守妇道，我要把她零割卖掉。说完手起刀落，将女子手指砍下两根，女子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看客纷纷掩目，赵行德于心不忍，便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想要买下这个女人放生。大汉开价并不高，象征性要了点钱，便把女人放了。
赵行德继续往前走，耳听的身后有人追赶，赶紧回过头来，发现正是刚才那个西夏女子。她眼眸流转，脚步轻盈，显然不像受了伤。她说，我们在表演西域幻术呢，你还当真了。我也不能白要你的钱，送你一样东西，不一定有用。随后递来一块布，上面写着奇形怪状的文字。赵行德接了，女子如风摆柳而去。
赵行德把这块布请行家看了，原来是西夏国文字。他看着看着，忽然对西夏国无限向往，娇艳的女子，奇怪的文字，神秘的幻术，他想，反正名落孙山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索性就去西夏走一趟，见见异国风情。
前往西夏途中，他被西夏军队俘获，成了一名西夏士兵，隔三差五跟回鹘人打仗，虽然多次出入敌阵，他却都能安然返回，这让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由于战功显赫，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攻入甘州城的勇士。当他爬上烽火台点燃狼烟给大部队发信号时，赫然发现烽角落里蜷缩着一位女子，高鼻深目，满眼胆怯。赵行德说，你不要怕，就在这儿躲着，有机会我把你救出去。
随着入城部队逐渐增多，附近居民慢慢进来，女子情况逐渐好转，已无胆怯之意，却有威严之色，凌然不可侵犯，令赵行德不敢正视。原来她是回鹘王族郡主，出身高贵。两人日久生情，无奈赵行德军令在身，需要前往西夏国都兴庆城汇报战况，遂跟女子约定，一年后肯定回来，二人洒泪而别。
奈何天不遂人愿，他被留在兴庆城学习西夏文，整整学了两年。等他再次返回甘州，发现女子已经成了李元昊嫔妃。一日傍晚，李元昊带着女子巡城，恰好路过赵行德营房，二人四目相对，女子一声惊呼，打马扬鞭而去。翌日，李元昊站在城楼大阅三军，女子忽然从城楼上跳下，用这种惨烈的方式向赵行德表明了心迹。
赵行德悔恨莫及。要是自己能够践行一年之诺，说不定二人命运便会改写。
军队出了甘州，来到肃州。回鹘郡主之死让他万念俱灰，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于是读起了佛经，研起了佛法。三年之后，他们移驻瓜州。他经常想起殉情而死的回鹘郡主，但是不再伤心，多年的佛法熏陶让他明白，一切都是缘分使然，孽缘也是缘分。他们就是有缘无分。
瓜州太守是大宋开国名将曹彬后人，极喜礼佛。闻知赵行德也喜佛法，二人迅速亲近起来。曹太守说，这里有座阿育王寺，里面有很多经书，他想把其中经文译成西夏文，送给李元昊，以表夏宋两国友好之情。赵行德也有此意，但是单靠自己一人不行，还得回到兴庆城找人帮忙。于是跟了一个商队，再次前往兴庆城。
领队名叫尉迟光，出身于阗王族，母亲出身沙州名门世家，外祖父在沙州鸣沙山开凿了好几个佛洞。尉迟光勇猛彪悍，为钱不择手段，麾下养着好几个穷凶极恶的悍匪，每当路上遇到其他商队，尉迟光便带着他们前去交涉，连哄带吓把对方货物归为己有。他跟西夏国和回鹘国的关系搞得也很好，以至于两军交战之时他的驼队可以大摇大摆从阵中穿过，双方也等他走过以后方才开战。
兴庆城与三年前相比，已然不可同日而语，极其繁华。赵行德住在寺庙里，依然钻研西夏文。盛夏时节，他带了六个精通西夏文的僧侣，跟着尉迟光的驼队前往瓜州。进入甘州城，赵行德来到当年跟回鹘郡主相识相恋的城楼上，回鹘郡主就是从这里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下去的。他在城楼上徘徊了两个时辰，心如刀绞，泪珠如雨线般落下。
赵行德回到瓜州，整日埋头译经，不问世事。一年之后，李元昊部下叛变，图谋弑杀李元昊未果，带人撤往沙州，赵行德也在其中。沙州城中，他再次遇到尉迟光，为了防止自己的货物被李元昊抢走，尉迟光跟赵行德说，我知道一个埋藏宝物的好地方，便是鸣沙山千佛洞，洞里有三百多个石窟，李元昊信佛，不会烧毁寺庙，毁坏佛洞。
赵行德遂将寺中经书全部藏在石窟中，封好了洞口。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尉迟光带人前去挖掘，被雷击而死。
其后数百年间，沙州屡次易主易名，明代称为沙州卫，清代称为敦煌县。敦煌为“盛大昌隆”的意思，乃两汉时期古名，当时敦煌县是西方文化东传的门户，清朝复用此名。乾隆之后，鸣沙山千佛洞被称为敦煌石窟。
咸丰六年（1856年）盛夏，湖北麻城大旱，庄稼几无收成，一个名叫王圆箓的农民被迫逃离家乡，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于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退役后无家可归，为解决衣食问题，遂蓄发受戒为道土，道号法真，人们都叫他“王道士”。王道士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年代随处可见的中国平民模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圆箓云游至敦煌三危山，发现了莫高圣境——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其中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王圆箓狂喜之下，不顾自己道士身份，决定长居于此。
莫高窟分为上、中、下三座寺庙。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由于无人看管，久已荒废，加之受西北风长年吹打，流沙不断从窟顶滚落流下，淤阻洞口，萧条破败，不堪入目。
王圆箓在下寺选择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窟住下，过着异常清苦的生活。1900年盛夏，王圆箓及其伙计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画背后的藏经洞。
1907年晚春，英国人斯坦因到达敦煌，他从一位商人口中获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于是“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获取这批写卷”。他找到王园箓，几经交涉，王园箓拿出一卷写经，这卷写经正是由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的汉文佛经，落有玄奘的亲笔题款。斯坦因告诉王道士，古代的唐僧把佛经从印度取回来，而今，我这个玄奘的信徒正是从印度而来，受唐僧在天之灵所托，意欲将这些古代经卷取回印度。
王道士是个头脑简单朴实愚鲁的农民，对玄奘法师非常崇敬，唯恐怠慢了这位唐僧的使者，于是虔诚地打开了藏经洞大门，让斯坦因进入密室，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5月28日日暮时分，全部藏卷终于被运了出来”。“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运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负重地出了一口气”。
斯坦因最后给了王道士4锭马蹄银，折合白银200两。1908年初夏，法国人伯希和又用500两银子连哄带骗买走6000卷经卷。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来到莫高窟，用白银350两买走400余卷经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用白银500两买走570余卷经卷。王园箓先后出售敦煌文物共计四大宗，得银1550两。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也来到莫高窟，这时的莫高窟早已空空如也。
1921年，陈寅恪先生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他勤奋学习各方面知识，具备了阅读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英文、法文、德文八种语言的能力。期间他来到大英博物馆，发现了唐朝中书侍郎李义府亲笔撰写的《常何墓志铭》，解开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千古谜团。
陈寅恪先生擅长从细节中探索历史，自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他精研隋唐史，发现一个问题，李世民提前带了十个人全副武装从玄武门进入临湖殿埋伏，将李建成李元吉一举格杀。那他是怎么“提前进入”的？玄武门戒备森严，不是公共厕所，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再说公共厕所还有看门收费的大爷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一直没人注意，但是陈寅恪先生注意到了，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常何墓志铭》，方才豁然开朗。常何是把守玄武门的统领之一，当天晚上恰好轮他值班，李世民一行就是被他放进去的。常何是李建成最信任的人，真实身份却是李世民安插在李建成身边潜伏最深的内鬼。李世民当了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指示房玄龄不必写入实录。常何死后，李世民让身为中书侍郎的李义府亲自写了墓志铭，就是为了表彰他放其进门的大功。可想而知，如果李世民当天晚上进不了玄武门，会是什么悲惨结局。
陈寅恪先生从大英博物馆出来，黯然涕下，他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先生来到了莫高窟。他“目送着斯坦因的车队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跪倒在沙漠里，嚎啕大哭，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暗夜里嗥叫。他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他看到飞天的舞女，反弹琵琶的乐人，神采飞扬的将军。他说，敦煌石窟是河西走廊上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交汇地，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
我们的心情被莫高窟文物拉的很长很长，随着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余秋雨先生关于敦煌石窟写了两篇文化散文，一篇《道士塔》，一篇《莫高窟》，全都入选中学课本。随着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传遍中华大地，“凡有井水处皆读余秋雨”，敦煌文化也被世人熟知。余秋雨先生以其特有的雅致和凄美的笔调向我们描述了敦煌文化不幸流失的全过程，读之令人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