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重庆已有几分炎热，绿荫掩映下的曾家岩戴笠公馆更显得几分神秘，在戴公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
在电话里，蒋介石同意戴笠的建议，牺牲一王牌特工一举毒杀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
蒋介石下令立即执行这一计划，因为机会太难得了，如果能够将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一举毒杀，那对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日本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1939年，日本派到关内的侵略军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华北方面军，华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
而在这三大集团军中，又以华中派遣军的规模最大，从作战的角度上讲，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也最大。
因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面临的直接威胁就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如何遏制住日本华中派遣军对重庆的攻势，一直是蒋介石在思考的问题。
就在此时，戴笠上报了一个牺牲一名王牌特工，一举毒杀日军华中派遣军首脑的暗杀计划，蒋介石看了计划以后非常满意。
那么军统准备牺牲的王牌特工又是谁呢？这名王牌特工的名字叫詹长麟。
詹长麟于191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祖籍为安徽徽州，徽州这一带商人比较多，著名的徽商主要在这一地区，而詹长麟的祖上经商，并移居南京。
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也是一名商人，作为一名商人，必须要有缜密的思维、过人的胆识。詹士良无疑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父亲的熏陶与教导下，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
“盛世从商、乱世从军。”詹士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在乱世，有钱无权，钱可能随时失去，而有权则可以随时带来财富，詹士良深知，虽然从商赚了一点钱，但是家里缺少当官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詹士良决定让詹长麟从军，因为从军是在乱世掌握权力的捷径。
1928年，年仅15岁的詹长麟参军到了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由于詹长麟机警灵活，被第一旅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看中，他让詹长麟当自已的勤务兵。
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32年因淞沪抗战形势紧张，第一旅也前往上海，19岁的詹长麟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
詹长麟虽然在部队表现不错，但是国民党军队非常黑暗，詹长麟感到在部队没有前途，一来自己并非军校科班出身，二来也没有大量的钱财用于打通关节，三来自己也不是浙江人。
所以淞沪抗战后，詹长麟便离开部队，退伍回到南京黄泥岗薛家巷14号的家中，搞纺织谋生，但此时的生意并不好做。
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喜欢喝茶，茶有茶友，詹士良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茶友王明和，王明和的儿子叫王高科。
王高科名义上是日本公使馆的杂工，而实际上王高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军统特务。
王高科于1916年出生于南京，比詹长麟还小3岁，1932年日本公使馆招人，王高科应聘成为日本公使馆的杂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在南京的称为公使馆。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称之为日本驻南京总领馆。
1933年，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的第二年，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便找到了他。
黄泗清是老牌特工了，而王高科只是一个17岁的小青年，黄泗清对王高科说：
“如果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是当汉奸还是当爱国青年，就在你一念之间，当汉奸可耻，当爱国青年就会成为岳飞、文天祥那样的人物，名垂青史。”
当时军统特工对于如何说服青年参加特务都经过研究，都有一套激动人心的说词，所以黄泗清几句话就使王高科热血沸腾，于是便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成为军统在南京日本公使馆的眼线。
王高科在日本公使馆时间一长，也懂得了一点日语，他利用工作便利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并随时向黄泗清报告。
当时日本公使馆对于日本人的来信是不检查的，直接送给接收人，但是对于中国人的来信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王高科通常会把一些重要的信件送给军统拍照留存，军统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很多人秘密为日本人服务的情报。
王高科在日本公使馆时间一长，由于办事周到从不出差错，所以日本人对他很信任。
1934年4月，日本公使馆缺一名杂役，让王高科找一个人，王高科和黄泗清商量后，决定推荐詹长麟。
此时詹长麟已经结婚，而且也没有做生意，正好赋闲在家，如果到日本公使馆工作，将会有一份不错的收益，詹长麟便同意了，于是王高科便带着詹长麟去面试。面试分两轮，首先由日本公使书记官宫下面试，然后由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试。
日本公使馆表面上是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是日本在南京的情报机关，而须磨弥吉郎便是日本特务头子，所以日本公使馆对于招人非常严格，为此制定了五条标准：
一是不懂日文，这样当然是为了防泄密需要。
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这样以便于控制。
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
四是相貌端正。
五是本人没有在国民政府中的背景，比如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职、当过兵之类的。
对于第五条标准，军统特工当然为詹长麟做了相应准备。
虽然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相当厉害， 但也有吹嘘的成分，须磨弥吉郎是个老牌特务，但是对于詹长麟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竟然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情报机关的失误。
詹长麟录用后，被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的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
詹长麟到日本公使馆工作大约两周后，一个中年男人找到了詹长麟，这个中年男人是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
赵世瑞是个老牌特务，他将詹长麟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首先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詹长麟看他的口气知道他是国民政府的人，于是便一一做了回答。
赵世瑞点了点头问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进入日本公使馆工作吗？”
詹长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赵世瑞说道：“按照你的条件，日本人是不会允许你到日本公使馆工作的，你是参加过淞沪抗战吧，而且你们的团长是黄永淮，有一次你的母亲生病，黄永淮团长特地准许你回家探视。”
詹长麟有点吃惊地看了看赵世瑞，这个经历只有他自己知道，眼前这个人为什么会知道呢？当即问道：“你究竟是谁，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那人说道：“我是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我们让你到日本公使馆工作，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詹长麟一下子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也明白了对方就是一个军统特务，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当军统在日本公使馆的眼线，一旦被日本人发现，那么不光自己是死路一条，而且家里人也会受到牵连。
见到詹长麟犹豫的表情，赵世瑞说道：“如果有人告诉日本公使馆你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兵，你猜日本人会怎么对待你？”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詹长麟只感到如坠冰窖，当时非常愤怒，但是却发不出火来，赵世瑞又说道：
“你现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你我都是中国人，现在日本人对我们威胁太大，我们迫切需要日本人的情报，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詹长麟全身冷汗直冒，说道：“你为什么不找别人，非要找我，我一家都在南京，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我们家可就完了。”
赵世瑞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往桌子上一放，说道：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你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好好选择。”
虽然詹长麟愿意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军统这种胁迫的方式非常反感，他知道没有办法反抗，只好同意加入蓝衣社。
当即赵世瑞给詹长麟取了一个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军统给詹长麟十块银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算比较高了，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詹长麟参加军统后的几天，每次去日本公使馆都感到紧张，只好努力工作来减轻这种忧虑，时间一长，詹长麟勤恳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公使馆的认可，而詹长麟也发现当军统并没有那么可怕。
随着时间推移，干活麻利手脚勤快的詹长麟，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于是詹长麟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
时间一长，詹长麟的妻子发现詹长麟的异常，一是给家里的钱多了，二是有时显得神神秘秘的。
詹长麟夫妻关系很好，在取得赵世瑞的同意后，詹长麟将自己身份告诉了妻子，妻子也非常支持，并且参与到情报工作中。
当时詹长麟家里的堂屋墙壁边有一个关公画像，詹长麟将整理好的情报交给妻子，妻子会把情报放到关公画像后，军统的特工每天会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装做生意人，他们从詹长麟家前门进去，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詹长麟学会了很多特工技能，詹长麟后来回忆：“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詹长麟一方面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军统，一方面也越来越得到日本人的信任。
1936年2月，日本在南京的公使馆已经升格为大使馆，大使馆又要招杂役，在詹长麟的推荐下，他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蓝衣社。哥俩组成了一个特工小组。
詹长麟干事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很少说话，对与自己无关的工作从不过问，在日本人的眼中，詹长麟只会勤勤恳恳地干事，而且也看不懂日文、听不懂日语，所以都非常相信他。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很多秘密为日本人办事的汉奸被国民政府逮捕，这一下子引起了日本大使馆的警觉，他们开始怀疑大使馆内部的奸细，于是开始全面的排查，但是又找不到蛛丝马迹。
日本大使馆于是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而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开始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1937年7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
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尚振声地位由此可知。
此时的詹长麟已成为军统的王牌特工，尚振声对他非常重视。
1937年底，南京沦陷，尚振声带领詹长麟等一批地下特工继续留在南京。在此期间，詹长麟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为全国抗战做了贡献。
1939年6月的南京虽然已有几分炎热，此时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这一天的早上，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打扫卫生。当詹长麟到船山书记官的房间打扫卫生时，他看到了一封日文信件，便抄录了下来。
因为詹长麟需要提前一段时间打扫卫生，那时总领事馆的人员还没有上班，也就是说船山书记官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到办公室。
詹长麟虽然会抄写日文，但里面绝大多数日文他并不认识，他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情报传递给了军统。
军统的翻译人员将信件翻译后大吃一惊，信件的内容是：
1939年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因为日本外务省为日本政府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最高机关，所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非常重视。
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1939年6月10日晚，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日方计有：
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
驻南京的第15师团长岩松义雄中将。
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
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
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
鸟本少将。
另外还有“华中派遣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等8名大佐及两名中佐。
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胡艿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
宴会拟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主持。宴会请柬于1939年6月8日发出。
这个情报很快便上报到已升任国民党军统局南京区区长的尚振声那儿，尚振声一看有日军5名将军，其中两名还是中将，另外还有其他首首脑脑，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都在了。
尚振声一合计，如果在宴会的酒中下毒，就可以一举毒杀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这可是5名将军8名大佐呀，还可以毒死一众汉奸，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呀。
但是尚振声知道，如果要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下毒，那里是日伪的核心，不仅防卫严密，而且机关重重，下毒之人肯定无法逃脱。
但是如果让下毒之人落入日本人手中，一旦经受不了酷刑叛变的话，不仅军统在南京难以立足，而且会破坏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下毒之人也喝毒酒，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对于这一计划，尚振声无法做出决定，而且詹长麟是军统隐藏在日本内部的王牌特工，如果实施这一计划，他必然暴露，所以他立即将情况上报给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对于这么大的行动，戴笠也做不了主，他立即将情况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得到戴笠报告后，立即和幕僚们商议，经过讨论后认为，这是一个除掉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的好机会。
于是蒋介石下令，让戴笠执行一举毒杀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计划。
得到上峰的指令后，戴笠非常重视，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
尚振声经过策划后，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要求詹长麟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
当尚振声找詹长麟谈话，要他也喝下毒酒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时，詹长麟坚决反对，詹长麟给出了三条理由：
一是詹长麟说他自己有父母，也有妻儿，而且自己这么年轻，如果就这样死去算咋回事。再说如果安全撤离了，保存下来也是个抗日力量，可以继续杀敌。
二是詹长麟向尚振声表示，自己下毒后肯定可以安全撤离，其实军统让詹长麟与敌人同归于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怕詹长麟下毒后跑不出来，如果詹长麟能够安全脱身，就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三是詹长麟说，如果下毒后只有死路一条，自己的心里发慌，那么必然会露出破绽，假如手一抖被日本人发现的话，那么将功亏一篑，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必须给自己一条生路。
在这三点中，最打动尚振声的是第三点，对于军统来说，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如果詹长麟能够活着完成任务，而牺牲则不能完成任务的话，那么牺牲又有何意义呢。
最后詹长麟说服了尚振声，军统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并制订了撤退计划。
因为日本人爱喝酒，尤其到中国后爱喝绍兴老酒，当时的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这是一个连锁店，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
但是日本人对于“入口”的东西都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在一旁监视，尤其是这么高规格的宴会用酒，日本人需要当场开坛，并将酒灌入酒瓶。
日军在攻打南京前，章家曾经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对于没有卖出去的酒，统统埋在了地下。
不到两年后，章家又回到南京，但是发现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
酒家重新开张后，由于日伪的恐怖统治，南京的市面已经十分萧条，生意自然大不如前，但老万全酒家是南京卖绍兴老酒最好的一家了，所以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
1939年6月9日下午，下毒的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长炳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小小药瓶外有“USA”字样，后来判断是氰化钾。
看着只有一点点药剂，詹长麟很怀疑这么小的量能毒死那么多人，詹长炳也有这个疑惑便问了潘崇声，詹长炳告诉詹长麟：“姐夫说别看没多少剂量，毒死几十人不成问题。”
6月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一家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有数。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
詹长麟本来想在老万全酒店下手，但是日军没有让詹长麟去买酒，在老万全酒家下毒的计划失败了，10日下午，领事馆着其他人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于是詹长麟决定在宴会前下毒。
10日下午四点多钟，詹长麟将毒药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然后倒了一点黄酒摇了摇，摇匀后便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这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比较安全。
在开席之前，詹长麟将这瓶带有毒药的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同时为了防止佣人们随手乱拿，詹长麟将这一大瓶毒酒放在柜子最里面，以防止被别人拿到。
詹长麟看那个小瓶里还残留一点残液，为了不浪费这些毒药，他将残液倒在了一盘菜里。等做完这些，詹长麟估计宴会过会就要开始了。
这时，看上去老实巴交内里却很精明强干的詹长麟找到管事的，他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其实这是詹长麟打的一个伏笔，好为自己脱身做准备。
果然不一会儿，宴会就要开始了，詹长麟把酒端了上去，他到宴会场一看，好几个大桌子，詹长麟怕毒酒不够分，为了能够多毒死几个人，他决定自己倒酒，就这样，每个酒杯虽然酒不满，但是每个酒杯都倒了。
不一会儿，南京“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几乎悉数入场，然而日军却没有几个头目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1939年6月10日是星期六，也就是说是休息时间，这是原因之一。
二是当时的日本外相清水次长是温和派，而华中派遣军的首脑都是主战派，他们认为这外务省的人都是耍嘴皮子的，征服中国得靠武力。
而当时的日本军方是很强势的，所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没怎么把清水次长当回事，就借故不参加了，华中派遣军司令不参加宴会，其他首脑很多借故也就不参加了，而关于这些内幕，詹长麟哪里知道。
虽然日军很多重要宾客没来，但是宴会还是于七点钟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万岁”干杯。
詹长麟眼看着日伪魁首们将杯中毒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
此时詹长麟一身冷汗，主管看他满头是汗，脸色有点发白，便点了点头。詹长麟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
高云岭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了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
此时，已有一条小船在燕子矶等候，上船前，詹长炳舍不得扔掉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在当时可是高档用品，然而小船上不好放，最后他们忍痛将两辆自行车沉入江中。
当小船划出去没多远，就见一艘日本汽艇打着探照灯经过这里。王高科果断让船夫停止划船，并和詹氏兄弟商量，万一日本兵发现，三人就投江，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上，詹氏兄弟，面面相觑，因为他俩都不会水。
王高科看了看他们说道：“我也不会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上，落到日本人手上会生不如死，我宁愿跳江淹死也不愿落到日本人手上。
见王高科这样，詹氏兄弟点了点头：“我们也决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
好在上天保佑，就在这时，江上飘来一团浓雾，一下子挡住了日本兵的视线。待汽艇过去，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并迅速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
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
那晚正在詹长麟紧张脱身之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宴会厅里觥筹交错，杯盘声响，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
就在群魔乱舞间，忽然不知谁叫了一声：“不好，酒里有毒！”
伴随着叫喊声，接着便是咕咚一声，这是那人倒地的声音，接着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则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
而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事馆会计船山吃了一口菜后则口吐白沫当场跌落椅下，而“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
此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已是一片慌乱，接到报警后，大批的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则伴随着呼啸声前来，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则响彻夜空。
当时日伪较为信任的医院是南京同仁会医院，当晚同仁会医院一片慌乱，医生们紧急施救，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给中毒者灌药，中毒者翻肠洗胃。
当天晚上，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第二天仍旧昏迷不醒。南京的日伪当局一时惊慌失措，而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
到了11日的晚间，日本方面才在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并称逮捕一人。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为投毒英雄担心。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次投毒仅毒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小官，而且这两人与詹长麟相处还不错。这令詹长麟感到深深的遗憾。
为什么一起精密筹划的投毒计划却收效甚微，而仅仅死了两个人，对此，詹长麟事后分析了两名点：
一是众汉奸为何未死？因为这些汉奸毕竟是在日本人举办的宴会上，所以都显得比较拘谨，都不敢开怀畅饮，所以中毒不多。
二是詹长麟斟完毒酒后，将瓶中残液洒入菜肴，很可能宫下和船山碰巧吃到这些菜，导致深度中毒。
虽然仅仅毒死了两人，但这也救了詹长麟一条命，詹长麟事后回忆：
“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如果一个人都没有毒死，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关于詹长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死两人的消息，戴笠很快便报告了蒋介石，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能在日本的核心场所下毒，并毒死两名日本人，也并不是容易的事，虽然蒋介石没有表扬，但也没有批评。
军统为一举毒杀日本华中派遣军首脑，事先准备让王牌特工詹长麟喝毒酒牺牲，事后又差点将其灭口，由此可见军统的行事风格是多么不近人情。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便是“老万全酒家”，日伪警察和特高课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各种刑具都过了一遍，也没有审出个所以然出来，最后排查了他们的“作案”嫌疑。
接着日伪警察和特高课又集合领事馆中方雇员，到这时才发现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终，他们这才知道是詹氏兄弟下的毒。
日本人大怒，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至詹家，但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他们便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这样写着：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
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
此时南京城内，日伪军到处戒严，并进行全城搜查，一些汉奸也趁机敲诈勒索，他们逮捕了近千人。
虽然詹氏兄弟顺利脱身，但是他们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全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们撤离，其实不是詹长麟不想，而是不能，如果通知他们就会暴露企图，一旦他们告密，那将是灭顶之灾。
而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被打了个半死。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的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里隐匿下来。但是为了安全需要，他们都不知道对方住在哪里。
日伪军在南京的疯狂报复令军统也非常头痛，为此，军统为告之日本人投毒是詹长麟个人所为，军统让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上这样写道：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做事已有好几年了，在此期间，我们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然而在南京被你们占领后，我们亲眼看见你们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兽行，我们为你们做事，但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给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
我们如此忠实地为你们服务，而我们的家被你们烧毁，妻子被你们奸污，财产被你们掠夺，我们美好的家园全被你们破坏，既然如此，我们生活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亲人们报仇。
只是我们无权无势，手中没有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我们一直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中国人讲究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连累无辜的人，我们也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
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因为我们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目前这封信的原件存放在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
这封信的目的当然是想迷惑日本人，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报刊对此事也只是寥寥数语，且说是民间自发的抗日行为，而非国民政府所为，所以日本人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背景。
为了把戏做足，这封信件上盖的是上海邮戳，这显示兄弟俩早已离开南京。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接着又有报纸报道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这当然也是军统的安排。而实际上詹、王两家根本没有离开江苏，他们在六合的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
后来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屡发生冲突，军统的特务哪是新四军特工的对手，军统特务不断被新四军特工所抓获，军统六合据点眼看也保不住了，于是军统决定放弃六合据点，两家人被转往上海。
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在出发前第一次大团聚，每个人都有千言万语，感慨不尽。他们两家到达上海后被军统安顿下来。
但此时军统上海站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破坏殆尽，所以在一个月以后，两家人决定合在一起转移，他们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1小时，饱受晕船之苦，终于到达温州沿海一带，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
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1944年，根据军统的安排，詹长麟一家来到湖南衡阳军统的干部培训班，让詹长麟当“拿工资的学员”。
在培训班里，詹长麟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毕业时还发给他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抗战胜利后，詹长麟带全家回到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他和哥哥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
5万法币在当时是一笔不小数目的钱，于是詹长麟便用这笔钱在南京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三层楼，其中一半用于开旅馆，旅馆的名字叫“中和旅馆”。
这家旅馆虽然不大，但是相当豪华，旅馆里不仅有电灯电话，甚至还有电冰箱，所以生意很好。
此后军统未再给他安排工作，但让他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挂了个上尉头衔”，他每月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薪水，詹长麟也就从此结束了特工生漄。
在南京解放前夕，詹长麟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但是詹长麟以旅馆生意好、不舍得离开的理由拒绝了赵世瑞。
而詹长麟不愿意离开的理由，是因为他的根在南京，更重要的原因是詹长麟只抗日不反共，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实际上已经不再从事特务工作，手上也没有血债，所以他不怕留下来。
1956年新中国“三大改造”后，詹长麟的旅馆被“公私合营”，詹长麟靠工资生活，后来詹长麟曾被作为“四类分子”罚扫马路，直至改革开放，晚年练身体、练书法，后因患食道癌于2008年10月7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的儿子詹文斌代父亲领了红色烫金的表彰册和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英雄地位。
在历史长河里，詹长麟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人物，但是他的胆气、他的作为，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位高官，无愧于民族英雄四字！
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做出贡献的民族英雄。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