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38年3月，武汉。一场入党仪式正在进行，现场只有两个人。见证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入党人：马识途。
不久，钱瑛要马识途转入地下工作，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这是最神圣的职业，无所谓青史留名，随时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叛变。你愿意吗？”
马识途心潮澎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仿佛是为了考验他，厄运来得猝不及防。
马识途的革命领路人钱瑛
因叛徒出卖，妻就义女儿失散
那一年，马识途23岁。他是重庆忠县人，本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日本人入侵后，工业救国梦被打碎，他和恋人刘惠馨来到武汉，在董必武和叶剑英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慧馨是江苏淮阴人，和马识途一样，也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南京时，他们曾一起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共同的信仰中，他们走到了一起。
按照组织纪律，转入地下工作后，马识途必须切断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这也意味着，他和刘惠馨，既不能来往，也不能通信。
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马识途寄出一封深情的告别信。意外的是，回信中，刘惠馨并没有多说什么，而且态度比他还要坚决。
马识途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刘惠馨也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
马识途与刘惠馨
为了发展新生力量，马识途隐姓埋名，有时是上前线采访的战地记者，有时又与土匪头子称兄道弟。
地下工作需要不断变换身份，他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小科员。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也听到许多新鲜的故事。
后来，那些奇闻异事都被他写进了小说《夜谭十记》。几十年后，姜文根据其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
多年后，马识途回忆：“那时，我常常留有可变的发型，还特别蓄了八字胡，戴的帽子、穿的风衣，都是里外不同颜色的，可以随时翻过来穿。我学会了南腔北调，可以在瞬间把自己从一个教书先生‘颠覆’成一个浑身铜臭的小行商。”
《夜谭十记》
1939年9月，马识途担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为了掩护特委机关工作，这年底，经组织批准，在恩施五峰山脚下清江边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他和刘惠馨结婚了。
不久，鄂西特委成立，马识途任副书记，书记则是来自咸宁的何功伟。
马识途的家，同时也是鄂西特委交通站；妻子刘惠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特委政治交通员。
此后，马识途穿行在乡间，和农民商量武装暴动，走进工厂，为工人点燃革命的火把；而刘惠馨，则孤身奔走在鄂西山区，开辟着新的根据地，即使怀孕，也依旧翻山越岭。
尽管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们都没想到，不幸来得那样突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搜查、逮捕共产党人。
由于叛徒出卖，刘惠馨不幸被捕，一个月大的女儿和她一起坐了牢。同时被捕的，还有26岁的何功伟。
马识途正在外地工作，听到消息的刹那，他“没有眼泪，只想爆炸，把自己和敌人一块炸了”。
然而，他没有时间悲伤和愤怒，转身就去接何功伟的妻儿，并把他们托付给自己的父母。
处理完工作后，马识途去重庆向钱瑛汇报。一进门，刚叫了一声“大姐”，眼泪就夺眶而出。
在狱中，刘惠馨和何功伟遭受严刑拷打，但仍严守党的秘密。1941年11月17日，他们拖着沉重的脚镣，高唱着《国际歌》，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
那年，刘惠馨仅仅27岁。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5个月后，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的英雄事迹，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会，中央青委赠送挽联：
“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
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何功伟
20年寻访遗女，苦心不负
鄂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四处通缉马识途。在上级指示下，他考入西南联大，到昆明隐蔽。
中文系名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等，不仅博学，而且开明。在名家的科班训练下，马识途开始写作。
抗战胜利后，马识途离开昆明，又投入到地下工作中。
在成都柿子巷6号，一份由他领导的红色小报《XNCR》（取延安新华电台呼号）诞生了，而承担收听、编辑、刻印、发行的，只有一人——年轻的女共产党员王放。
王放出身书香世家，在四川大学就读时，曾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她通宵达旦的忙碌中，这份小报就像黑暗中的灯塔，给国统区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
白色恐怖中，地下工作成为红娘，马识途与王放相爱，结成了革命伴侣。
马识途、王放（前排右一、右二）与家人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贺龙率部入川。在庆祝大会上，凝视着杯中的葡萄酒，马识途黯然神伤，他想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爱人刘惠馨。
他的耳边，又响起她动人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她，也从不曾打消寻访遗女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走上领导岗位，并在闲暇开始写作。记忆的闸门打开，重拾旧笔，技惊四座。
那时在做的，还有另外一件重要事——寻访多年来杳无音信的女儿。
1958年冬天，马识途到北京开会，遇到了老上级钱瑛。谈到寻访遗女的事，钱瑛批评他不该“孤军奋战”。
在组织帮助下，终于传来好消息。当年，女儿被特务随手丢弃后，是一对工人夫妇收养了她。
在工人夫妇家，马识途见到了一张保存20年的纸条：
“我的宝贝，你的妈妈去了，去接受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后考验去了。你的命运到底怎样，我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活出去呀！活出去为我们的理想，为妈妈……”
纸条没有读完，马识途早已泪流满面。纸条上，正是刘惠馨的笔迹。
1950年，马识途（后排左三）与贺龙等人
阴阳七十年，祭扫泪涟涟
1960年五一节，马识途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车窗外，山河壮丽，可是，爱人已不在人间，但想到马上能与女儿团聚，他又不禁心潮澎湃。
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马识途见到了一个女孩的照片，只一眼，他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刘惠馨同志又复活了！”
他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向门口张望。不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探进头来，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屋里的人。
“矮而矫健的身段，晶亮的眼睛，乌黑发光的头发，随时准备发笑的嘴角”，那分明就是刘惠馨！
屋内，马识途猛然站起来，他一下子奔到门口，紧紧抱住还在发懵的女孩，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他喃喃地说：“女儿，我的女儿！快二十年了，我到底把你找到了！”
强烈的情感冲击下，女儿伏在他怀里哭了起来，嘤嘤地喊着：“爸爸！”
为了感谢那对工人夫妇，马识途没有让她改姓，仍叫吴翠兰。
惊喜的是，在北京工业学院，他还见到了何功伟的儿子。紧紧抱住战友的孩子，马识途再一次潸然泪下。
马识途与失散20年的女儿吴翠兰
历经20年，终于找到失散的女儿，这一传奇一时成为佳话。在文学界朋友们鼓励下，马识途以此为题材，开始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用烈士鲜血写就的故事引起极大轰动，1966年，《清江壮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意料不到的是，小说出版不久，史无前例的动乱就来了，《清江壮歌》被作为大毒草批判，马识途也因此坐了牢。
《清江壮歌》
动乱结束后，马识途重操旧业，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回忆作品。
2011年，“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在湖北恩施举行，96岁高龄的马识途特地从四川赶去参加。
往事依依，前情难忘。那一天，他有感而发：
“暌隔阴阳七十年，
今来祭扫泪涟涟。
我身愿作恩施土，
雨夕风晨伴夙缘。”
70年，她未竟的事业，他已续写；失散的女儿，他已找回。对刘惠馨来说，这是最好的告慰。
只愿来世，再续前缘。
刘惠馨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