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
——闻一多
1921年底，闻一多即将从清华毕业，准备赴美留学。这时，他收到父母的来信，又是催他回家结婚的。
对于包办婚姻，他曾多次据理力争，可在那样一个父权社会里，显然无济于事。 苦恼万分之余，只能借诗抒发痛苦：
“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
就这样，1922年的新年，成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青年闻一多
父命难违，闻一多回乡成亲，但他同时提出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以此来消极抵抗。
结婚那天，他早早就钻进书房看书，在家里人的生拉硬拽下，勉强理发、洗澡、换衣服，可当花轿到来的时候，他这个新郎又躲到了书房。
新娘叫高孝贞，出身官宦家庭，与闻一多是表亲。她读过私塾，没有裹脚，这在当时，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然而，闻一多对包办婚姻恨之入骨，不肯多看她一眼。
蜜月里，闻一多靠读书和研究诗文排解痛苦，那期间，完成了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经历过“五四”的洗礼，最终却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绝望之下，他给弟弟写信，痛说自己的不幸：
“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
“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他甚至决绝地说，“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字里行间，内心的愤懑无以复加。
闻一多与高孝贞
回到清华后，闻一多渐渐冷静下来。婚姻已成事实，他必须对妻子和家庭负起责任来。
思考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妻子应该去上学，接受新思想，而不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决定帮助她，于是给父母写信：
“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
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信中，一向孝顺的他，称自己的婚姻为“一大牺牲”，言辞可谓激烈。他希望父母早日把高孝贞送去读书。
在他坚持下，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去美国后，闻一多经常写信鼓励妻子：“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身在异国，鸿雁传书中，闻一多生出了相思之情。得知女儿出生后，这种情感越发浓烈，高孝贞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脑海。
源源不断的爱从心底迸发，很短时间内，他完成了一组长诗《红豆》。在诗中，他充满无限深情与思念：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闻一多
孤身在外，人又热情似火，闻一多经常和留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因博学多才，曾吸引了一位外国女子，最终，东方伦理战胜了西方自由爱情。
他把决心写进诗里：“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不待感情萌芽，他便毅然把它掐死在了摇篮里。
1925年夏天，闻一多提前两年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他把高孝贞和女儿接到北平，开始了真正的小家庭生活。
脱离了礼教的约束，高孝贞也变得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她和闻一多一起读诗看书，逗弄女儿。
闻一多终于感受到“男女间恋爱的情感”，他变得热爱家庭，午夜醒来，静听着妻儿的呼吸声，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对朋友说，那是最美妙的音乐。
孩子们相继出生后，家里充满天伦之乐，家庭再也不是“一把铁链”，相反，变成了温馨的港湾。
闻一多一家在武昌
好景不长，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1937年6月，高孝贞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亲，闻一多与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炮声中，家庭被迫分隔两地。
危难时刻，他更加想念妻子，在信中倾吐思念：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荷花也放了苞，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
后来，一家人终于在武昌团聚。
西南联大成立后，闻一多到昆明任教，徒步一个多月后，一到学校，他就接到高孝贞和孩子们写的信，欢喜之下疲惫尽扫。
在回信中，他兴奋地说：“我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不久，高孝贞带着孩子们来到昆明。时局越来越紧，供应越来越差，联大教授大多破衣蔽体，食难饱腹。人口多，负担重，闻一多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人，授课之余，他靠“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闻一多治印
生活艰难，感情却与日俱增。每到深夜，闻一多在灯下劳作，高孝贞就会悄悄端上一杯热茶，或者是一块孩子们都舍不得吃的点心。
困苦环境下，高孝贞学会了开垦荒地，种些时令蔬菜，她还带着孩子们下河打捞小鱼小虾，勉强改善生活。
即便如此，也常常捉襟见肘。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闻一多决定戒烟。可是，高孝贞却坚决不同意，“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
“红锡包”没有了，“大前门”也没有了，劣质旱烟呛得闻一多咳嗽不止。
高孝贞心疼地说：“我来给你做。”
她挑选嫩一点的烟叶子，洒上一点酒和糖水，揉匀后，用刀切成细细的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用温火烘焙，制成的烟丝色美味香。
从此，闻一多吸上了他那著名的烟斗，他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闻一多（右二）与联大教授
为了躲避空袭，在昆明八年，搬家八次，其间的担惊受怕、辛苦操劳可想而知。曾经的官宦小姐，如今布衣粗食。然而，清苦的日子里，一家人亲亲爱爱，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与幸福。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下，高孝贞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还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特务们冲进西南联大殴打、杀害爱国学生，刽子手李宗黄喜好附庸风雅，他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一多为他治印。
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毫无惧意：“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闻一多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他和李公朴举办反战座谈会，宣传反内战，争民主，呼吁和平。
青年学生拥护他，爱戴他，经常有逃难的学生慕名而来。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热情接待，极大地促进了闻一多的工作。
不出所料，在反动派的名单上，闻一多“榜上有名”，特务甚至悬赏40万买他的人头。
地下组织和朋友们都劝闻一多离开，美国加州大学也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他都一一婉拒，“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
他的每一项决定，高孝贞都坚定支持。对她的深明大义，闻一多非常感动，相伴20多年，对于爱情婚姻，他有了切身体会：“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1946年，全家在昆明
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到暗杀，闻一多不顾发烧、不顾危险，在清晨5时赶到医院抚尸痛哭。
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她明知，他就是第二个被暗杀的对象，含泪劝他不要往外跑了。闻一多沉痛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
“为民主而死，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去得义无反顾，她在家忧心如焚。
预料之中，四天后，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特务们的叫嚣让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当天下午，罪恶的枪声响起，他和长子闻立鹤都倒在了自家的大门外，年仅47岁。
为保护父亲，闻立鹤身中5枪，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高孝贞不顾一切地扑向闻一多，她的身上，沾满了他的鲜血。
李、闻相继遇害，举国震惊。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慰问：“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遇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为了孩子们，为了闻一多的仇，高孝贞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想到他为坚持真理而死，她从此改名为“高真”。
在组织和朋友们帮助下，高孝贞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她继承闻一多的遗志，她的家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她又带着儿女穿越国统区，投身解放区。红烛的光芒，她要接力下去。
全国解放后，高孝贞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年因病去世。
爱情的花儿不会落，另一个世界里，有他在等她。
